20260507 這項協定或有助於美中修復關係
特邀專欄 | 雙邊投資條約的進展這項協定或有助於美中修復關係
麥克斯·鮑卡斯與史蒂芬·羅奇撰文指出，雙邊投資條約是尋求敏感領域共識的一種途徑
插圖：丹·威廉斯
2026年5月7日|閱讀時間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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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川普與習近平之間這場眾所期待的峰會，終於似乎近在咫尺。在經歷一次取消後，會議現已重新定於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這為兩位領導人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以修復長期中美衝突所造成的損害。他們上次於2025年10月在韓國舉行的會晤，雖使緊張局勢略有緩解，但並未取得突破。我們相信，即將舉行的峰會將為一項強有力的倡議開啟大門：兩國領導人共同背書一項《雙邊投資協定》。
俗稱BIT的《雙邊投資協定》，是兩國之間就跨境私人投資的條款與條件所達成的協議。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這類協定數量激增，目前已有超過2,200項協定生效； 美國擁有40項，中國則有110項，數量均居世界之冠。
雙邊投資協定（BIT）的核心理念在於透過降低投資壁壘來促進經濟成長。有別於川普先生對雙邊貿易失衡的錯誤執念——將一國的成功視為對另一國的零和威脅——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有望同時刺激兩國的資本形成、就業、收入及消費。
據時任美國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表示，經過近十年的談判，2016年底美中雙邊投資協定（BIT）的協商進度已超過90%。然而，隨著2016年11月川普首次當選總統，談判隨即中止，此後再未重啟，即便在拜登政府時期亦然。
對美國而言——其雙邊投資協定計畫可追溯至1980年代的雷根總統時期——這些協定在與貿易及投資夥伴建立談判籌碼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現有40項生效中的雙邊投資協定包含廣泛的量身訂製條款，包括符合各夥伴關係獨特特徵並服務於美國利益的「附帶條款」： 例如針對知識產權投資（波蘭）、外匯儲備（埃及）、本地化要求（土耳其）、政府採購慣例（烏拉圭）等的特殊規定。
在與中國的協定中，亦可採取類似的量身訂製策略。美國談判代表長期以來一直推動市場開放措施，例如透明的許可制度、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改善勞動標準。中國國有企業被指控的不當使用政府補貼問題，亦可在新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加以處理。
關鍵在於，這是一項雙向的措施。中國對美國政府補貼亦存有疑慮，而美國新近展現的對產業政策的偏好，更使這種疑慮加劇。對兩國而言，釐清雙用（軍民兩用）技術的應用將是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中的另一項優先事項。
雙邊投資協定是各國就那些不願開放跨境投資的「敏感」領域達成可行安排的明智途徑。中國維持一份「負面清單」，其中包含國防、稀土、基因技術、核能及教育等領域。雖然美國沒有正式的負面清單，但設有稱為「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國家安全審查程序。此外，美國已擴大其「實體清單」，以限制涉及監控、侵犯人權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中國企業，同時限制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其他人工智慧相關活動、生物技術及敏感通訊技術的管道。
這些排除性清單讓各國得以在《雙邊投資協定》上達成廣泛共識，同時避免因選擇保護的個別產業而陷入僵局。這些清單曾是2015至2016年中美協議最終談判中的絆腳石。但若雙方能將其視為起點，用以協商未來縮減各自清單，這亦可成為契機。如此一來，雙邊投資協定便能轉變為可隨時間調整的動態協議。
同樣重要的是，美中雙方可利用雙邊投資協定來解決強制技術轉讓這一棘手問題。美國及其他跨國企業通常被要求透過與當地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來投資中國，而當地企業透過技術與專業知識的轉移所獲得的利益，往往遠超過其國際合作夥伴透過市場准入與額外收益所獲得的回報。若取消對美中跨國企業直接投資的所有權上限，將無需再成立合資企業——這種模式一直阻礙著兩國的跨境併購。此項變革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中美的獨資科技企業，尤其在先進半導體領域——這正是人工智慧的新戰場。縱使這些企業進行技術轉讓，仍須遵守經協商制定的《雙邊投資協定》規範，以兼顧人工智慧安全、隱私及競爭等共同優先事項。
在美國，推動雙邊投資協定（BIT）的政治操作相當棘手。任何條約的批准都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的支持——在當前極度黨派對立的氛圍下，這幾乎不可能實現，特別是針對中國。但或許有個變通之道：將此舉重新定調為「國會與行政部門協議」，類似於當初制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及其後繼協定《美墨加協定》（USMCA）的做法。此類協議只需國會兩院的簡單多數票即可通過。
重啟停滯不前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將是重建互信的堅實第一步。兩國領導人均可將此舉宣稱為促進經濟增長的舉措。投資協定通常僅受企業高管與政策專家關注。但若能重啟這項協定，將使即將在北京舉行的峰會，從一場過場活動蛻變為世界兩大強國領袖能名正言順地慶祝為重大里程碑的盛會。 ■
麥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於1978年至2014年擔任美國參議員，2014年至2017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於1982年至2012年擔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現為耶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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