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2] 低调任正非的长征

华为

低调任正非的长征


闪耀的中国技术之星何不露出真面目

Jun 2nd 2011 | SHENZHEN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华为面临着危机，衰落，甚至倒闭的可能。别看我们现在春风得意，寒冷的冬天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别忘了泰坦尼克号就是在一片赞美之声中起航的。”时值2000年技术泡沫膨胀之际，任正非说出了这番话，没有几个老板像他这样有忧患意识，当时他完全有理由担心技术泡沫破裂，从而毁掉他一手建立的公司。然而华为迅速走出了低谷，并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生产商，年销售额达280亿美元—仅落后于排在首位的年销售额为300亿美元的爱立信。今年，有11万名员工的华为公司有望一举超过爱立信，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

对于任正非来讲，前面的路还很长。华为希望在今后的10年里不仅成为技术方面的领军企业，同时要将年销售额提高到1000亿美元以上，成为与思科、惠普和IBM等西方IT业巨头同一级别的公司。

这颗中国最耀眼的技术企业明星能否如偿所愿，有着比其自身的壮大更广泛的意义。这将是对中国企业的一次考验，看看它们在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下需要做出多少准备和努力才能成为国际知名的品牌。同时，从这里也会看出西方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纳中国大企业与它们同场竞技—对于华为来说，这是个需要特别指出的问题。

如果你向一个白宫的政客打听一下华为公司，他的回答多半会将华为形容成一个邪恶的组织：一个在他人眼中作风像军队一样的公司，毫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还拿着中国发展银行以低息贷款形式发放的高额补贴。最糟的是，任正非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一名军人。

虽然华为在美国有大量投资并派人四处游说，但仍然深受传言的困扰。有人觉得华为其实是PLA的幌子，中国的间谍在利用华为的设备实施窃听甚至远程遥控手段，结果，给人以此种印象的华为处处碰壁，只能从事美国通讯市场一些次要领域的经营。去年11月份，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Sprint Nextel正在考虑与华为签署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但据说该公司老板接到了白宫的电话，结果它们就选择了另一个卖家。今年二月份，美国政府甚至强迫华为放弃了一桩很小的生意：从一家名为3Leaf的公司购买价值两百万美元的专利，位于硅谷的这家公司刚创办不久，已濒临倒闭。

华为公司总部位于毗邻香港的深圳市，园区内布局凌乱的建筑则呈现出了一副不同的景象。看着装饰着玻璃幕墙的高楼，人们还会以为这里是硅谷。电梯里的人们因为长时间工作而满脸倦容，虽然大家的办公桌旁都放着铺盖卷，但那只是为午休时打盹而非在办公室过夜准备的。在总部园区的中心，坐落着“万名工程师大厦”，这座富丽堂皇的展览中心内记载着工程师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华为率先提出了SingleRAN概念，这是一种可为不同的无线标准提供相应的移动网络的基站技术。华为还首先推出即插即用型的笔记本电脑无线网络适配器，使用非常简便。

但与硅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华为公司的巨大餐厅里却看不到有人使用笔记本电脑。如果你想把笔记本电脑带出办公室，将不得不通过一系列繁琐的安检程序—以防止将重要数据无意间泄露给国内的竞争对手、同在深圳的中兴公司。该公司刚刚被华为以侵犯专利及商标权为由起诉。公司的首席法务官宋柳平说，实际上华为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数量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技术巨头。截至2010年年末，华为已经获得了近18000项专利，其中有3000项系在境外申请获得。

其他关于华为公司的猜忌更是难以平息。与3Leaf交易失败后，公司执行副总裁Ken Hu给美国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承认一些企业的确从中国的银行贷款中受益，不过他并未加以详细说明。为了减轻外界对于安全方面的担心，华为还特意准备了专业的工具，供客户和他国政府检查它生产的设备。此举在美国收效甚微，但在英国似乎起了一点作用。去年11月份，华为在英国成立了一个“网络安全评估中心”，公开测试自己出产的设备，以表示它们符合安全标准。

创办华为

不管怎么说，华为身上还真的带着那么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影子。任正非本身是一位极具感召力的企业领袖。他生于1944年，父母都是老师，在参军之前他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1987年解放军解散工程兵兵团之后，任正非用自己积攒下来的2.1万元人民币（当时合4400美元）创办了华为公司。一开始他做从香港进口开关的生意，后来决定打造自己的产品，将公司平均10%的年收入投在研发上面。

任正非以发展中国自己的通信技术为使命（华为在中文里含有“中国能够”和“干得漂亮”的意思）。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刘胜军说，任正非为了完成这个梦想，可以说运用了不少毛泽东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就是任正非实施的商业战略之一。中国沿海大城市的市场是国有和外资设备制造商的天下，很难把自己的产品卖给那里的通信运营商，意识到这一点的华为转而将目光瞄向了其他地区。凭借技术先进且价格低廉的设备以及庞大的推销员队伍，华为迅速赢得了当地运营商对其产品的青睐，在那以后，华为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国外市场，华为故伎重演。例如，俄罗斯成为华为在欧洲的第一家客户之后，东欧国家的订单纷至沓来，华为的产品价格比其他竞争对手至少低25%，这正合资金紧张的运营商的胃口。如果没有华为提供的低价实用的设备，非洲的移动通讯业也许就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了。

任正非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另一个本事是搞思想教育。早年，他曾要求员工们唱革命歌曲。即使在今天，每年新入职的员工都要接受长达六个月的培训课程，包括为期两周的在深圳总部举办的公司文化培训，以及在一线的实习工作，例如帮助建立基站等。整个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进入华为的新人们具备传说中驱动公司发展的“狼的精神”。

华为有别于其他公司的地方不止这些。它不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搞投机性投资，始终秉承客户第一的原则，并且愿意和网络运营商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有时候它还向运营商提供条件极为优厚的产品报价）。任正非在寻求外国专家帮助时也从来不扭扭捏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一次访问美国之后，他认定公司需要引入更加优秀的管理制度，自那以后，他把近3%的公司的收入花在了向IBM这样的西方企业取经上面。

在欧洲战场上，华为显然已经将战火烧到了城市里面。五月份华为赢得了在英国的第一份移动通信设备订单，买家是Orange和T-Mobile合资成立的一家名为Everything Everywhere的公司。就职于野村证券（一家投资银行）的Richard Windsor预测未来的无线网络市场竞争将会变成一场两个玩家之间的游戏：以技术称霸的爱立信和以价格取胜的华为。他说通信运营商希望看到低成本竞争者的存在，以防爱立信店大欺客。



已经66岁的任正非在卸任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撇开在海外市场遭遇的各种坎坷不说，如何维持现在的高速增长是华为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来自Infonetics Research（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的Stéphane Téral这样评论道。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通信设备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最近几年，大部分投资都被用于网络建设，尤其是无线网络的建设。就这个领域而言，华为恰好可以满足市场需求：既便宜又好用的设备。然而，软件和服务正在创造着越来越多的财富，这是大多数IT市场的定律。在爱立信，服务类收入占其总收入的1/3，而在华为仅有1/6。

PRTM咨询公司的Dan Hays估计，相对于硬件方面，华为在软件和服务领域迎头赶上的难度更大一些。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对于理解国外用户的需求是个很大的障碍。像华为这样纪律性强、等级分明的公司或许很擅长优化和巧妙处理技术细节，但在提供高端服务及编写先进软件这方面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请勿窥视

至少在西方眼中，有碍于华为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就是公司缺乏透明度。佐治亚州理工大学教授、描写中国创新成就的《奔跑的红色女皇》一书的合著者Dan Breznitz说，随着用户对一个公司的依赖度增加，他们希望能对这个公司内部的运作方式有更充分的了解。但想要了解华为似乎有些难度。

谁是华为背后真正的掌舵人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公司说任正非只拥有华为1.42%的股份，其余股份由华为控股公司的员工持有。这些人把股权放在了一个股东协会名下，该协会有一个筛选出来的委员会负责管理，但华为没有透露过多的关于这个机构的信息，也没说谁是负责人。有人称华为的控制权在任正非家族手里，还有一些人认为华为公司实际上被共产党的一家“影子机构”掌管着。

更加具有神秘色彩的是任正非本人。他可以说是技术行业里最不爱抛头露面的老板了。他从不接受记者采访—在一些人眼中，这证明他有极强的自律性。华为在写给美国政府的公开信中仅用区区200字简单介绍了一下任正非，而这还是迄今为止有关任正非最详尽的描述。

值得称道的是，华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在战略和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了。对于战略问题，华为称公司欲进军“企业级市场”，使网络连接设备和其他类型的硬件面向通信运营商以外的客户。William Xu是华为公司新成立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说华为计划加快发展速度，这个任务交给他的部门来完成，到2011年年末该部门的员工将达到10000名。

华为还打算在提供云计算服务的数据中心以及智能手机这一块抢占较大的市场份额。如果在智能手机领域获得成功，那么华为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了。据负责华为手机营销的Victor Xu说，华为准备将手机的价位定在7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这个价格范围被称作“黄金区间”。他希望到2013年时，华为能够跻身世界手机制造商的五强之列。

华为完全有能力实施这些战略，但说到改变自身的文化就不太容易了。华为效仿其竞争对手，在世界各地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机构，现在它在全球已拥有20家的研发中心。同时华为还雇佣了更多的外籍员工，特别是在其服务部门的岗位上。但深圳仍然是华为全球战略的中心，在那里工作的外籍员工只占少数，并且还没有外国人能够进入华为的核心管理层。

更为重要的是，华为增加公司透明度的努力并未取得多少进展。在四月份发布的由毕马威负责审计的年度报告中，第一次透漏了董事会成员的姓名，甚至对他们还做了简短的介绍，但在报告里并未指出董事会成员总有两位分别是任正非的女儿和弟弟—这层关系后来才得到公司的证实，称两个人已经在公司的高层任职了一段时间。

在选择任正非的继任者这一问题上，华为似乎表现得退步了，这对公司改善形象没有任何好处。多数观察人士曾认为最终人选将在公司的几位高级总裁中产生，其中最有希望的是董事长孙亚芳。不过，去年十月份却传出消息说任正非试图提拔自己的家人，准备钦点他的儿子任平成为他的接班人。虽然华为的发言人否认公司有这方面的动向，但先把消息放出来试探各方反应的做法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了。

能真正带来透明度的举措似乎不太可能发生：至少让华为部分上市。关于这个问题，公司的官方解释是上市会分散管理层的精力，限制公司的决策自由。位于北京的电信业咨询公司BDA的观察员Duncan Clark表示，华为不肯上市的做法加重了外界对它的猜疑。”

华为似乎希望找到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在文化上保持公司的中国特色，甚至将公司变成家族企业，同时与上市的西方巨头展开竞争。然而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不管怎样，如果华为想在长久的努力之后实现任正非所期望的目标，它就不能再这么遮遮掩掩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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