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26] 进化中的鸭嘴兽

人民

进化中的鸭嘴兽

一个万象纷呈的社会，但可能越来越同一化
100 Special report - People.mp3

May 26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入侵者到来

今时今日的澳大利亚人是何人？已经不是昨天的了。他们大多数有英国或爱尔兰血统，城市中心布列吞人云集，是最大的移民群。即使如此，来自除了不列颠群岛以外的移民已经改变了澳洲民族比例。澳洲22,000,000的人口中26%以上诞生于国外，而加拿大这个数字为21%，美国14%，英国10%。而且，到2009年，澳洲每年迎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净移民数（这个定义有些模糊）2004年为160,000，2008年就超过300,000了，即使其中三分之二被归入临时移民。然而，很多人最终将获得居留的权利，正如数以千计的学子和需求庇佑者走过的路。

移民有益于经济。在过去的40年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可归结于人口增长。如澳洲智库格拉坦研究所的Eslake先生指出，没有这些移民，澳洲2008年已陷入经济危机。通过管理迁移项目引入澳洲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带来了当地紧缺的技术。对于一个近乎充分就业的经济体—4月的失业率是4.9%--对商业而言都是利好。据可靠消息经济系统运营井井有条，总的来说民众更有信心：设定目标达成，国家受益于源源不断的训练有素者，通常在等待准入几年后，他们不仅是合格的，更可能是经验充足的。

澳洲还有一个非常人道的项目：从2005至2009年陆续为13000-14000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签发移民签证。根据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如具有充足理由惧怕在自己的国家会受到侵害，澳洲会给此人签发难民签证。寻求庇护者未经许可擅自入境，有时是坐船，而且几乎总是有专业人员—走私者—组织从斯里兰卡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长途跋涉而来。944个2008-09年间的偷渡者后来证明是真正的难民（的确，过去3年里几乎所有寻求庇护者获得居留权），但船民往往被视为插队的经济移民，一旦收留，可能有损整个移民项目。

至少Howard先生如此认为。为平息对船民的众怒，他采取了“太平洋解决方案”，即在海上拦截船只并将船民送往位于遥远的岛屿上的羁留中心，比如瑙鲁。这个政策对有些澳大利亚人行之有效，但也吓着了一部分人。拉德Rudd上任后调整了此政策，他关闭了瑙鲁和马努斯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羁留中心，将其转移至西澳大利亚西北部占地1550平的圣诞岛。目前，现任外交部长希望劝说邻国一起反对贩卖行为从而阻止非法移民。中国和泰国十分合作，马来西亚将接受800个海渡去澳大利亚的人，作为回报澳大利亚在接下来的4年里要安顿好来自马来西亚的4000名难民。此协议意在阻止人口走私，但因走私者在印尼有有权势的朋友，可以从那起航，所以两国的初衷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移民一直是争议之源。二月中的某天，一些船民在埋葬他们3月前在海难中被淹死的亲戚，反对党移民事务发言人莫瑞信Scott Morrison攻击政府出资让他们从圣诞岛前往悉尼出席葬礼。他承认这不是恰当的时机，也有人认为他不得体。去年海渡者的数量只有6535，即使前年有巨幅增加，今年的第一季度这个数字是771（当意大利南部的兰佩杜萨岛在十周内收留了15000名时）。大多寻求庇护者选择坐飞机，但政客们对他们的名字只字不提。看来全民恐怖在于害怕来自海上的袭击，就算自从约40000-80000年前土著来到后没有任何海上入侵者登陆澳大利亚。


2009年开始净移民数开始下降，这是为息众怒举措一个令人抱憾的结果。因从其他许多方面看来澳洲相当的不排外，种族歧视的迹象愈加让人不安。2005年悉尼外郊时有骚乱发生，去年墨尔本还发生了一起丑恶的攻击印度学生事件。但大体上民族关系还是和谐的，也许部分可归结于多年来主要的党派都拒绝提起民粹主义诉求。光荣的例外是现在的工党和自由党，他们争相迎合选民对船民的原始恐惧做出各种承诺，尤其在郊区摇摆不定的选区。

然而，他们不会利用那个在澳洲经历了长久歧视的主要群体的困境：最古老的居民，土著居民。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法庭裁决而得到极大改善，1992年得马博裁决尤为著名。当时高院认可原住民的所有权，驳回“无人居住地”之说----即欧洲人到达时澳大利亚是无人之境，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一些土著部落现在有可观的矿区使用费收入，而且一直对土地权心怀叵测的矿业公司努力雇佣土著居民。很多其他公司也有他们的主动权。

道歉很不错，但不够

联邦政府也改变主意了。在霍华德Howard先生的领导下，它坚定地拒绝向“被偷的一代”（那些自小被官方强行带离他们自己的家庭，后被白种澳大利亚人养育的孩子）道歉。霍华德先生争辩道他不能为现已去世的人的行为买单（此政策始于1869，持续至1969）。2008年，自由党支持的Rudd拉德先生在升任总理不久的确道过谦，看起来似乎起作用不小，尤其在土著人群中。

更有争议的政策是“干预案”，始于2007年的霍华德政府，工党统治期间得到延续。它的实施是对土著居民中骇人听闻的儿童虐待发生率的反应，也许是失业、吸毒、酗酒、家庭破裂和绝望的产物。它禁酒、禁色，还削减了73个定居点居民的部分福利和其他政府资助，如此一来钱就可以花在食物、衣服和儿童医疗等必要需求上。此政策在北部地区实行，当地生活的土著占了全国500，0,0总数中的1/8。干预案因家长式管理和种族歧视性质而备受诟病，包括设计者Mal Brough在内的很多人都说它没奏效。但许多土著站在它那边，因为至少在某些地区它使境况变得更好。

事实上，没有哪个单一措施可以取得非凡成就，当然也不可能太快。土著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对最为有效的实用措施上意见不一，现在都主要追求法律权利。直到1962年他们才获得投票权，1967年才被计入人口普查。这种对待产生了猜忌，而且土著担心让他们权利得到保障的成文法轻易被更改，所以他们希望在宪法中获得某种认可。虽说这个文件不算是一个崇高理想的宣言书，也不完全是如何管理一个联邦政府的指导手册，但要更改不那么容易。任何修订同时需全国多数选民和多数州的多数选民同意（即6个中有4个同意）。44次尝试中只有8次得以实现。

现任政府正准备针对此组织一次全民公投，一定程度上是照顾绿党和国会独立议员Rob Oakeshott的需要，后者帮助工党维护政权。至于是否会通过不那么重要。大多土著需要的是改进低下的教育水平、低数值的预期寿命（比国家平均数少17年）、儿童高死亡率和惨淡的就业前景。联邦政府和所有的州和“国家伙伴关系协议”中承诺为了所有这些目标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此，款已拨，原则已落实。不幸的是，这些呼吁原住民全民参与的原则和达到目标的最后期限格格不入。

 白棕黄杂陈其间的土地

尽管现任政府心存友善，尽管原住民在过去几十年颇有所获，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使调整在现代生活中变得必要，甚至没努力适应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周边不断发展的社会的角色交换。随着原生文化逐渐浮出水面，发现它比大多非原住民所想象的更为微妙和复杂。但很多土著仍觉得在一个现代西方社会中得到很好发展不容易，而且当他们付出努力时，很多人失去了自己原来世界的关键因素。Noel Pearson是一位直率的土著律师，他强势的争辩道土著需要教育在现代澳洲中引领方向，土著需要获得为自己生活负责的责任感。要否认他的观点，很难，更不要一位这将是至少一代人努力可以完成的事。

非原住民同样在改变。澳洲人仍是一个足以为傲的体育大国，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他们很少出现在世界媒体的头版仍在第二版中处于突出位置。在奥赛中，澳洲经常在奖牌排行榜中居高位，尤其是当他们反映出投入体育运动和任何其他活动的人口规模，即使喜好会演变。

体育就是生活，其他都是浮云

说来奇怪，在足球方面的演变似乎反映出了政治。澳洲所有足球形式都很盛行，特别是橄榄球和澳式足球。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是橄榄球之邦；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和北领地则是澳式足球的根据地。吉拉德政府的一位部长Lindsay Tanner争辩道这个分歧反映出政治文化的分歧。墨尔本、阿德莱德和霍巴特、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的省府都是非常“英国化”的城市，工党2010年的选票主要来自这些地方。相比之下，新南威尔士、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首府悉尼、佩斯和贝里斯班则很“美国”，它受挫了。

网球没有显示此类关联性，普及型正降低。澳洲以前产生过许多网球明星，但上次澳洲选手赢得大满贯是10年的事了。1976年后没有任何澳洲男选手，1978年后没有任何女选手赢得过澳大利亚主办的公开赛。板球的情况也很糟糕。四五年前还有几个很优秀的选手，可惜现在寥寥无几。一些人提到，也许现在消费主义代替体育定义了民族性格，用房价和利率保持澳洲在世界的排名。

拜金主义之风渐长，社会分析家自然能嗅出，比如曾著《澳大利亚之舟将前往何方？》的作者Hugh Mackay，他认为现在的澳大利亚社会等级完全是以金钱来划分，同时也不那么主张平均主义了。即使是霍华德先生希望在宪法中确认的一种品质--同伴情谊也受到质疑，即使在今年早些时候，遭遇洪灾的昆士兰及其他地区充足表现了睦邻友好。

霍华德先生声称澳洲有着一种独特的平均主义形式，而之前为霍华德管理财政的David Alexander戴维德.亚历山大最近在期刊《政策》上争到，澳大利亚已经发展了一个小政府平均主义模型，它独创地结合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政策构造。援引了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2010年得调查数据，他指出，在富裕国家中澳大利亚的政府开支和税收都是最低的。同时，用标准（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异方面排名低于平均水平，贫富差距甚至接近最底端。

他说，两个方面造就了这些“公平问题”的名次。一个是澳大利亚的体系，它促使福利和其他流向较贫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另一个是它的税制，是经合组织中最先进之一。进展的结果便是亚历山大先生称之为鸭嘴兽模式的诞生。正如这种卵生哺乳动物，澳大利亚用事实藐视了自以为是的分类者，它既不是如美国般的小政府和不平容忍者，也不是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般的高税收和平等者。亚历山大先生确信，这种例外主义使澳大利亚变成一个快乐而和谐的社会，在这里平民主义不那么可能，艰难的改革和真正的竞争机会有更好的土壤。

他的分析和诸多对澳大利亚的肤浅评论如出一辙：炫目消费的相对缺失（不得不说，日常衣着确实缺少风格）；海滩和公园的明显民主；的士中司机和乘客并排坐的惯例；基本都友善的交谈；遍地开花的咖啡馆，多半基于小企业生产自己极好的咖啡上。（澳大利亚，半牛奶半咖啡的发明源，曾有85家星巴克，但3年前关闭至24家，因为它发现它可以做的任何事澳洲人已经做得高它一等了）

澳大利亚也许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是看起来状态相当不错。本世纪中期政府GDP的份额支出有望上升，而且Mackay先生或许有感觉到了一种趋势。鸭嘴兽模式的鼎盛时期正在消逝，这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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