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23] 国家触角无远弗届

政府在产业中所起到的作用

国家触角无远弗届

中国政府正在对企业进行干预

Jun 23rd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皇明曾得到政府帮助
   
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能够享受到在所出生城市的国营部门工作的特别待遇。在1990年代末期，这种工作听上去可能会让人感觉很不稳定，因为当时中国关停或卖掉了数千家国有企业，让数百万人丢掉饭碗。但是那些剩下的国有企业都是大公司：121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其余的数千家由下级机关经营。中国学生过去曾渴望在外企工作，如今他们倒更可能想在央企供职。

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选择，因为中国经济的活力基本上由非国有公司产生。天则经济研究所（位于北京的一家独立的智囊机构）近来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99年到2009年，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份额从49%下降到27%。在1999年，国营公司拥有67%的产业资本，十年后它们的份额下降到41%。但在薪水最高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有重要地位。

一个新名词成为常用语：国进民退，意思是国家（国有部门）发展了，私营部门后退了。它似乎暗示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在不断上升，并非如此，事实上非国有企业正在蓬勃发展。但是政府已使用种种方法对企业进行干预。它对一些自认为具有“战略性”的行业——从石油到煤炭到电信再到运输设备加强了控制，设计了支持国有公司的市场准入规则。令私有企业懊恼的是，它竟允许国有公司在大量明显非战略性的行业——从纺织到造纸再到餐饮服务继续开展业务。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从房地产开发中赚得了不少外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音译）写道，“国有企业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能够获取利润的角落”。

2010年中国大陆有42家公司登上世界最大公司财富500强榜单，除了三家公司之外，其余全部归政府所有。北京投资银行家卡尔•沃尔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让尽可能多的公司进入榜单是政策有意为之。中国自己的500强公司排行榜涵盖75个行业。在其中的29个行业中，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达到标准，在其他10个行业中，它们也只扮演配角。编纂该榜单的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研究人员表示，在这39个由国有公司主导的行业中，国有公司控制了所有在榜500强公司总资产的85%。在2010年，在该联合会发布的100强中国上市公司排行榜中，有75家由政府进行管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在国有企业急需进行改革之时，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措施将支持国有企业，让它们更加恶习难改。就像该联合会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许多刺激性支出只是“左手交到右手”：国家贷款给国家。三月份，中国议会领导人吴邦国罔顾中国几年前已搞了大量私有化的事实，竟宣称，“我们不进行私有化”。北京大学的姚洋表示，在过去几年中，政府对银行业的控制力不断上升。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呼吁进行利率改革，让银行提供更高的家庭储蓄（实际利率经常是负值）回报，但是银行不想失去靠政府控制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巨大差额赚取的利润。

天则经济研究所提到，国有工业公司的利润在2001年至2009年间增长了几乎四倍，但它们的平均收益不到8.2%，而更大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收益达到了12.9%。报告指出，考虑到国有企业能够享受到低借贷成本和以低于市场价格拿地这些因素，它们在2001年至2009年间真实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是-1.47。它们事实上在糟蹋资本。

没在做分内之事

它们的超额收益有更好的用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和杰弗里•格茨（Geoffrey Gertz）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社会保险费占正式工酬劳的35%，如果国有企业利润被用来帮助政府减少所有工人的社会保险费，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工薪族）将迅速成长起来”。自2008年起，政府已要求国有公司支付红利，但是许多中国人抱怨他们给的分红不够多，而且这些钱正被用来帮助国有企业。最赚钱国企——包括电信、能源和烟草行业支付的最高分红率是税后利润的15%——与其他国家的国有公司支出相比，仍显得过低。就连一些中国媒体也加入进来，对国企一路穷追猛打。在一家政府网站上有一条评论写道，他们“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些外国企业家抱怨说，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开启的市场开放举措已经失去动力。许多人将中国十年前加入WTO之举视为推动改革的巨大力量，但是当中国在2006年到了过渡期末尾的时候，它的意志动摇了。许多外国公司仍然报称生意兴隆，但是尤其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政府被广泛指责扭曲规则以支持其国有甚或私营部门中受到偏爱的企业。坦普尔大学的罗斯琳•薛在一本即将面世的书——《中国的规制型国家：全球化新战略》中表示， 中国“整体经济市场自由化和特定行业调控”的战略已使该国“即使在更加自由的环境下，也对外部势力保持了优势”。

地方政府有时在决定公司成败方面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以坐落在中国北方山东省德州市的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商皇明为例，它虽是一个私营公司，却受到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皇明和政府共同为德州制定了品牌战略，即将其打造为中国的“太阳城”。政府对皇明发展壮大起到了帮助作用，它规定公寓大楼必须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并为农村地区以太阳能加热的公共澡堂提供补贴。这种帮助是至关重要的，皇明公司表示它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商。皇明反过来也对德州领导人的成功至关重要，去年他们在一个皇明斥资2亿元修建的太阳能会议中心，主办了一场大型太阳能国际会议。

皇明知道如何邀宠，它在1998年建立了党支部，而这个党支部的工作给北京的领导集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登门拜访。皇明的良好表现也得到回报，其中包括让皇明创办者黄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根据一个官方说法，共党基层组织的一个益处是建立一条“理解（政府）政策方向的渠道”。

务在创新

令外商更为焦虑的是一种更加隐秘的政府干预，它包括支持研发新技术的中国企业和歧视它们的外国竞争者。对此的抱怨之声在五六年前开始公开化，但在过去两年中日益高涨。安可国际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的詹姆斯•麦克格雷格（James McGregor）去年在一份报告中将中国政府的战略描述为一个旨在使中国在2020年前成为一个技术强国，在2050年前成为全球领袖的“庞大而复杂的计划”。他说，中国“对外人充满怀疑”，并制定了大规模“窃取技术的计划”。

为了促进政府所称的“自主创新”，该计划着眼于7大“战略”产业，涵盖新能源、低碳排放汽车乃至信息技术等领域。一家中国报纸《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在5年之中这些产业的投资可能达到1.5万亿美元，其中国家可能贡献5-15%。麦克格雷格表示，该计划涉及在外国技术之外创造中国的新技术，而外国技术是由一些渴望在政府大规模支出中分得一杯羹的公司提供给中国的。中国科学家们抱怨在国家主导的R&D（研究与开发）中可能存在浪费，但是共党太热衷大工程了，根本不能听进去。

外国在华企业为了一项2009年启动的支持列入“自主创新”技术目录产品的新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他们担心这部新规章会将他们拒于数十亿美元市场之外。在来自西方政府的强大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领导人态度软化起来，许诺说外国在华投资公司提供的产品将会受到和中国企业一样的待遇。但是北京美国商会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在这些承诺兑现之前，仍需要更改好几部规章。在一次调查中，该商会的四分之一会员表示他们的生意由于“自主创新”政策而下滑，40%的会员认为未来还会在生意上蒙受损失。大多数参与调查的美国在华高技术公司表达了忧虑。

中国国有部门在1990年代的改革追求浅近的目标，十年前愤怒的工人们很容易在警察的恫吓之下变得屈服，也很容易被救济品收买，但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将影响中共高层人士和他们与国有企业拥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家人的利益。

在1990年代末，前总理朱镕基的改革将许多国有公司彻底摧毁，而他的攻势并未就此止步。在今年4月份，很少公开露面的他出现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转交了他的四卷本演讲集（预定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出版）手稿，并直截了当的邀请读者“与今天的形势进行比较”。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现实看起来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