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莲娜.邦纳 叶莲娜.邦纳,人权斗士,6月18日逝世,享年88岁092 Obituary - Yelena Bonner.mp3
Jun 23rd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孩提时代的Yelena Bonner叶连娜喜欢独处。刚学会走路,她就的四处漫步,尤喜温暖的春雨。在家里位于谢斯德罗列茨克的别墅避暑时,她竟晃悠到了森林深处。后来举家搬迁至莫斯科,她常常徜徉街道。成人的监督激怒了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会悄悄的做那些她不敢做的事儿—爬树、荡秋千荡得老高。她沉醉于“置身万事万物之外的独特分离状态”。 正因如此,后来叶莲娜把晚年生活全部奉献给他人才显得如此不同寻常。她成为了一名军用列车上的战时护士,成天照顾一群难民和士兵,精疲力竭了就在等候室新生儿的哭声中睡去。在战后的苏联,她给政治犯邮寄食物包裹并且参加他们的审判,直到第一次婚姻在照顾他们混乱中解体。20世纪70年代,她把莫斯科那套极小公寓里的秘密厨房称之为“快乐乞丐的客栈”,因异议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挤入其中,寻求她的帮助。对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中人权规定的行为,她争辩、分类、请愿和监督,而且为《当代大事记》记录下来,直到心脏受损,战时受伤的眼睛几乎失明。人权,不是个模糊而笼统的理想,至少她这么想。促进人权事业意味着保护每一个个体受害者。 她特别说服了一个男人相信此理念。1970年,她热恋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Andrei Sakharov安德烈.萨哈罗夫—俄国的“氢弹之父”。他也有异议分子倾向,和叶莲娜相识于一次审讯的抗议中。他也有孤独强迫症:作为一位天才,她在他身上看到了“旷世孤独”。从那一刻开始,虽然她再三坚持她属于她自己,但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他们是一体的:他沉着稳定、泰然自若,她暴躁易怒、情感激烈,说话时总吸着烟;他凝神思索沉迷写作时,她就做果酱、焖鸡、洗地板、组织反驳的语言。她始终是个实干家。 他为她绝食抗议,最后终于说服官方同意她出国治疗。1975年时她还在国外,为他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代为宣读了演讲辞。1980年他被放逐到高尔基时,她就是他连接世界的纽带----把书籍和新闻传递给他,把他的作品散播海外。单枪匹马地,她提醒着西方国家安德烈仍活着仍在工作。一度她也因煽动反苏而被流放。然后,他们在高尔基又“孤独相聚”了,幸福满满地陶醉在他们的孤单中,即使“人民”仍搬走了他们的玻璃杯,刷刷抹抹小公寓的外墙,卸掉他们老爷车的轮胎。 安德烈曾劝她请求当局的宽恕。这只是战术性的,但是对她而言是如鲠在喉。当有人因某事攻击她时,她本能地会还击更多。在学校,一个老师说她的蝴蝶结发型很“小资”,她马上绑了个更大的。和萨哈罗夫结婚后,她常被诽谤为嗜钱如命的犹太人,听到此,她极想用一颗黄星(注释二)装饰她的大衣。
闪电球 她的母亲—叶莲娜沿用了她的名字—从来不是一个积极的犹太人。她的小毛病,比如坚持要在就寝时间吃糖果,似乎遗传自她亚美尼亚的父亲。但双亲都没怎么陪伴她。他们忙于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无暇顾及他们多病、“没用的”“难看的”女儿。可以说,她在逆境中出落得如此标致全靠自己。1937年,14岁的叶莲娜在斯大林清洗运动(注释三)中失去了双亲。父亲被枪毙,母亲被劳教。向来天真地相信世界需要俄罗斯的革命的叶莲娜,一直拒绝加入共产党,直到1965年父母得以恢复名誉。不到7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惊愣不已的她再次离开。 从那时起,她为别人做的事越来越多,这无异于一记记击在苏联官僚和克格勃脸上的耳光。她帮助每个来求助的人,送食物、送钱,写信,找房子,只要能起一点作用的事,她都做。她总是生病,心脏病发作过好几次,感觉她在用头撞墙。但她会服几粒硝酸甘油丸,然后奋力爬上楼梯和另外一个官员理论,带着强烈的怒气,希望他知道她的祖国是“人民当家作主”。 苏维埃政权终于覆灭,但对叶莲娜而言从不能算迅速。在车臣的战争问题上,她与叶利钦据理力争;2010年,她第一个在让弗拉基米尔.普京下台的请愿书上签名。她还为纪念碑的建立出过力,此纪念碑是为高加索人树立的影响深远的人权宣示。安德烈1989年去世,俄罗斯为其举行了国葬,但她还是恨恨地认为之前的迫害缩短了他寿命。也许,她自己也是如此。 当还是个女孩时,有次只身行走她发现有个闪电球一直紧随左右。它在她身旁弹来弹去,像月亮一样散发着白色的光芒,最后它击中了一棵树,爆裂时火花四射。但她记得,走近那颗被烧毁的树,去触摸灼焦的痕迹时,去闻那热辣辣的柏油味时,感觉多么的欢欣。她想,她的一生,也将如此燃烧。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Obituary
本文由译者 echo.chan 提供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