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 Special report - How to grow.mp3
如果没有更快的增长,富裕国家将停滞不前。但是做什么才能达到更快的增长?我们的经济团队为您做出选择。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里,什么才是21世纪早期决定性的经济问题呢?从2008年危机后紧随而至对金融体系的重建到主权债务的暴涨,我们有为数众多的选择对象。然而几乎肯定的是,全球经济中心戏剧性的转移将会高居榜首。 十年以前,富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考虑购买力差异的情况下,它们贡献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从那时起,这一份额已下降到刚超过一半,而十年内还可能继续降至40%。大部分的全球产出将由新兴市场承担。 这一转移的速度表明了这些国家大获成功。由于全球化的趋势和好政策的指引,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向富国迎头赶上。2002-2008年,超过85%的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速度高于美国。相比之下,从1960年到2000年,这一数字不到三分之一,而在1960年以前几乎为零。 所谓“剩余世界的崛起”令人瞩目,这一成就为地球绝大多数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提升。但是,这一全球经济重心的迅速转移还有一个不那么令人高兴的解释:美国、西欧及日本等富裕国家缺乏增长。这将是本期特别报道关注的焦点。 有三个理由可以表明,未来数年可以被定义为西方世界停滞不前,其它地方风起云涌。首当其冲的是2008-09年经济衰退的规模及随后疲弱的复苏。发达经济体从整体上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此次萧条时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随后,其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失业人数和未充分利用厂房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尽管在一年以前,大多数国家的产出已止住颓势,然而复苏力度过于微弱,无法迅速推动闲置产能恢复生产(见图表1)。总部位于巴黎,负责追踪发达经济体状况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预计,这一“产出缺口”要到2015年才能消失。 担心停滞的第二个理由和供给速度减缓有关。需求水平决定了经济会高于或低于其增长率“趋势”,但这种趋势本身是由劳动工人的供给和他们的生产率决定的。反过来,生产率又取决于资本投资和创新速度。随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攀升,各富裕国家劳动工人供给速度即将减缓。西欧的这一改变需要特别注意。该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现在还在缓慢增长,预计下一个十年就将以每年0.3%的幅度下降。在日本,目前终身工人的数量已经在下降,未来降幅可能会翻倍,达到每年0.7%的水平。美国的情况相对好很多,但是未来20年0.3%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会连战后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由于有着数百万的失业者,即将发生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些人口统计学的转变会对富裕国家的中期前景,包括它们支付公共债务的能力,产生影响。要么允许更多移民进入,要么让更大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统计,要么让人们提早退休,要么加速提升生产率,否则老龄化的人口只会永久降低潜在增长率。 哈佛大学的Dale Jorgenso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Khuong Vu的计算令这一论点显得冰冷而残酷。他们的研究表明,1998—2008年间,G7富裕国家这一指标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为2.1%。根据现在的人口统计趋势,并假设生产率按照过去十年相同的比例增长,11年后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1.45%,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可以帮助减缓下降的步伐,但是看上去这不会马上到来。在金融危机打击之前,尽管在新兴市场生产率飙升,但在许多富裕国家的增长率却止步不前或缓慢前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人均产出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大幅上升;21世纪初期随着IT扩散至全国而再次上升;但在2004年之后,这一指标开始萎靡不振。在萧条期间,公司纷纷进行裁员,曾使其重整旗鼓,但恐怕会好景不长。日本的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其经济泡沫破灭后陷入低潮。欧洲的生产率总体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也受到削弱。 担心富裕国家经济停滞的第三个理由,是金融危机的遗留物和微弱的复苏本身也可能会削弱经济的潜在发展。长时期的高失业率趋向于降低而非增加潜在工人人数。失业人员丧失了技能,失去理想的工人退出了劳动力。金融危机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萎缩使信贷成本更高也更难得到。 乐观者们引用美国20世纪的例子来证明,即使严重的衰退也不会造成持久性的破坏。每一次低潮后,经济最终都会反弹。因此从每一阶段整体来看,美国的人均增长率相当平稳(见图表2)。虽然缺乏需求,但是美国的生产率在20世纪30年代的增长是20世纪最快的。如今的高失业率也可能正在为更高效的增长进程埋下伏笔。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富裕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多数增长是靠泡沫产业拉动的国家,(如西班牙靠建筑业、英国靠金融业),其经济恢复能力已受到某种损害。OECD现在认为,平均来说,金融危机的附带效果将会使富裕国家的潜在产出下降3%。大部分的跌幅已经发生了。
为避免日本的命运,富裕国家需要从两个角度入手促进增长:一方面支撑短期需求,另一方面助推长期供给。不幸的是,如今的决策者们往往把这两项策略视为替代品而非互补品。许多为缺乏私人需求而发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现在认为,担心经济的中期潜在表现纯属离题。他们之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保罗-克鲁格曼,以及许多奥巴马经济团队的成员。 刺激与紧缩 欧洲的经济学家把更多重点放在刺激经济中期增长上,喜欢诸如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这样的改革。他们倾向于拒绝通过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来提升需求。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极力支持欧洲的结构性改革。但他也是削减预算赤字本身就能推动增长这一想法的最热切的支持者之一。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一场激情四溢但是狭隘有限的有关财政刺激与紧缩的讨论。 本期特别报道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其局限性。政府应该更协调地思考如何同时支持需求和推动供给。究竟选择哪个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因国家而异,但是有几条原则是普遍的。首先,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各富裕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过分追求短期财政紧缩的存在着危险,这一论点正确。过度削减开支对于经济复苏造成了危险,不只是因为它无法轻易地被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抵消。税收和支出结构的改善和短期赤字一样重要。 其次,忽视经济潜在增长的危险及错过促进增长的微观经济改革有着同样的风险。许多富国的政府从之前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一个重要教训:它们明智地快速清理了银行部门。但是更多的竞争和放松管制值得支付更多费用(特别是在服务业更应如此)。这有可能成为所有富裕国家未来就业率和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然而,过多政府决心通过改造产业政策来促进创新。各国应把就业问题作为当务之急。这一点对美国特别必要,那里的长期失业率达到创纪录水平,说明劳动力市场不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灵活。 更快的增长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既不会根除对领养老金者不切实际的承诺;没有一个富裕国家在庞大的养老金和医保承诺下左右逢源,杀出一条增长之路。它也不会使经济中心向新兴市场转移这一无情的进程停止。由于发展中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人口,它们最终不可避免地会统治世界经济。然而这种转移是在发达国家繁荣还是停滞的背景下,则要取决于后者的增长速度了。目前,令人担忧的是太多发达国家看上去正走向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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