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7] 世界经济特别报道:痛并快乐着

101 Special report - Smart work.mp3

世界经济特别报道

痛并快乐着

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将对经济复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副最为灵验的药方，尤其是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当工人每小时的产量增加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上升，政府偿还债务以及救济失业者就有了更好的经济保证。在目前发达国家正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时期，快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将会抵消人口问题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很多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而且有些国家人口负增长——译者注）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缓慢的话，境况只会变得更糟。

工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他们的技术水平、为辅助其工作而投入的资本量水平以及“技术革新”（即生产新型产品和改进经营效率的创新过程）的进程。金融危机和经济的大幅衰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以上三个变量。正如本期特别报道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长期的失业状况加剧，工人们的技术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在需求变动不定的情况下，企业投资倾向的抑制以及金融系统的分崩离析可能也会降低资本形成的速度，减缓工厂扩大再生产的进程，阻碍信息技术的采用，而发展受阻的这三个因素恰恰又是提升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

尽管很难推测其影响机制是什么，但金融危机也能够影响技术革新的进程。经济大幅衰退一方面会因企业大幅削减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开支而减慢技术革新的速度；但另一方面，疲软的总需求也会迫使企业反思其产品质量以及成本结构，并且可以淘汰一批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所以它也可以促进效率的提升。据Santa Clara大学的Alexander Field调查显示，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1929~33年代的大危机之后——译者注）见证了美国在大规模重建历史上最快速的技术革新。

回到原点
几乎每个发达国家政府都有一套晶晶亮的“创新战略”。工业振兴计划，因其公认的成功范例——日本在90年代经济的萧条（日本90年代的“失去的十年”。因85年《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快速升值，其企业出口竞争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也是从此日本企业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译者注）而一度失宠，不过现在大有“王者归来”之势。然而，其中的大多数资金补贴最终都流向了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相关利益者那里。“绿色技术”便是这一过程最好的幌子。

2008年，法国创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其应对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之一，该基金许诺增加对生物科技的风险投资（尽管它还对恰巧需要资金支持的传统制造行业投入了资金）。无独有偶，2009年，英国也设立了“战略性投资基金”。日本也再一次参与了进来：6月，重现活力的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METI）出台了一项旨在振兴五大战略部门的计划（范围涵盖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到机器人的研发）。然而，过往的振兴工业政策表明，政府并不擅长选择具有发展前途的部门或产品。这点，我们可以从法国对创立政府运营国家通信网络Minitel的尝试，以及西班牙为推动太阳能计划而支出的巨额补贴中略见一二。

更严重的是，目前决策者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把增加劳动生产率的目光集中在了尖端科技的突破攻关上，却忽视了创新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对更有效的商业运作模式和管理方法的推广——这一层面的创新大多数是竞争压力使然。而政府促进创新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便是自由放任，不对其进行干预。这对于经济中最为规范，最缺乏竞争的部门的发展来说（众所周知——服务业），尤其重要。

要理解为何竞争（对于创新发展）如此重要，从近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够略见端倪。在经济衰退前夕，工人的每小时产出增长在下滑，“全要素生产率”（一种衡量投入资本和劳动的整体效率的方法，也是衡量创新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的提升过程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但这一普遍趋势却掩盖了不同国家发展过程的巨大差异。

在过去的15年中，美国的潜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经过了经济周期的调整）大大超过了其他多数的发达国家（见图12）。上世纪90年代，美国工人的每小时产出增长让人叹为观止——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其对于IT业的投资。起初，这一增长是由科技部门内部效率提升产出增长而推动的；但从2000年起，由于管制的解除以及美国经济中内在的竞争特点，这一效率提升便扩展到了经济的各个部门，尤其是服务业中的零售业和批发业。这次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2005年之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又有所放缓。

而欧洲劳动生产率近几十年的发展几乎是美国的镜像。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得益于从美国引进的可靠经验，欧洲的工人每小时产出增长速度都快于美国（见图13）。因此到了1995年，欧洲工人每小时产出达到了美国的90%。但紧接着，欧洲落后了。到了2008年，其工人每小时产出下滑到了美国的83%。这一下滑过程部分是因为欧洲的劳动市场改革——这一改革将更多低技术工人引入到了劳动力行列当中。从上面的数字看，为换取高就业而付出的成本是相当值得的。然而，欧洲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滑主要原因却并不在与这一改革，而是其没能充分发挥服务业的生产潜力。

由Groningen大学的Marcel Timmer和Robert Inklaar、Birmingham大学的Mary O’Mahony、Conference Board商业研究组织的Bart Van Ark联合进行的有关欧洲经济增长历史的研究即将出炉。这一研究仔细分析了欧洲每个国家及其工业的数据，发现了国与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芬兰和瑞典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改进，而另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停滞不前。欧洲某些部门的增长表现要好于其他部门，比如电信产业。但总体来说，与美国相比，欧洲的企业在服务业以及经营管理方式创新方面投资较少。McKinsey 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1995年至2005年间，美国与欧洲劳动增长率的差异有三分之二都可以用“本地服务业”（比如零售业和批发业）与美国的差距来解释。

欧洲的服务业市场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零散地分布在成员国之内，并且管制重重。经合组织（OECD）从1998年就开始对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监管进行记录。根据一国的管控程度、对竞争的开放程度以及建立一家新企业的难易程度，经合组织对每个市场的监管水平进行评分（在0~6的范围内，0代表监管最为宽松）。总体来说，1998年至2008年，世界生产监管的绝对水平有所下降，同时，国家之间的差异有所减少。在这次评分中，美国和英国以0.84的得分并列第一，欧洲平均得分1.4 。但到了服务业方面，国家间监管的差异有所增加，并且欧洲明显进步乏力。

在专门服务业领域，经合组织对欧洲的评分高达美国的两倍（意味着其监管程度是后者的两倍）。 McKinsey（麦肯锡，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译者注）的有关调查指出，许多欧洲企业内部都充斥着抑制竞争的规则。在意大利，建筑业还有律政行业的收入都受到了限制；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公证行业以及希腊的制药行业都被禁止进行公开宣传。这些管制措施显然有利于既得利益者，限制了更有活力的新竞争者的加入——由此，整个经济中的成本便上升了。

我们将目光转向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资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长便一蹶不振。原因之一，正如本次特别报道之前所阐述的，是日本没有果断地处理银行久积的坏账，导致很多本应进行破产清算的企业继续“尸位素餐”。这也意味着对于那些正处在成长期的企业，其可贷用的资金减少了。另一个原因则是缺乏竞争机制：与其世界著名的制造业大相径庭的是，日本的服务业散兵游勇，互相之间缺乏联系，并且管制重重，与来自国外的竞争相隔离。所以最后，日本也就没能抓住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放其能源市场和移动通信市场，到90年代末金融部门自由化，这十几年来，日本在监管改革上可谓煞费苦心。诚然，这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之后便开始增长（与欧洲的增速放缓形成鲜明对照）。然而，由于投资持续疲软，以上的改革措施对于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前景难以产生质的改善。

向瑞典学习
尽管前路阴霾，但瑞典经济的起飞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在90年代早期银行业危机之后，瑞典不仅迅速而彻底地清算了银行业不良资产，而且快刀斩乱麻似地裁减掉了制约其微观经济活力种种监管桎梏。瑞典政府对税收和养老制度进行了改革，并且将竞争机制引入了包括航空、通信、电力、银行业等在内的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研究指出，得益于这些改革，瑞典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年平均值从1980至1990年间的1.2%，上升到了1991至1998年间的2.2%；而1999到2005年间，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到了2.5%——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造就这一“瑞典奇迹”，零售业功不可没。McKinsey 调查发现，1990年瑞典零售业的劳动生产率落后美国5%，这主要因为前者庞杂而繁多的监管规则阻碍了零售业规模的扩大，并抑制了竞争。由于地方法规限制规模较大的商铺对土地的使用，而早先进入市场的零售商们在价格上又达成一致，由此形成的价格垄断便迫使供货商们将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竞争者拒之门外。但到了1992年，法规的改革使得对土地使用限制的垄断程度有所减弱，并且随着瑞典加入欧盟以及新一届倡导竞争的政府的建立，整个国家的竞争便更加激烈了。大型商贸中心的建立以及垂直整合的产业链很快便占据了市场份额，到2005年，瑞典零售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高出了14%。

对于零售银行业（通常将主要向消费者和小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译者注）的重组改革则是瑞典另一成功之处。由于加入欧盟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瑞典对其零售银行业进行了整合，裁撤了许多银行分支机构（到2006年，瑞典成为了欧洲银行分支机构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一举措增加了行业内的竞争。新生的零售银行纷纷进行业务创新，引入了诸如手机银行和网络银行等新的产品。而这些产品随后便扩展到了规模更大的银行业务当中。1995至2002年间，瑞典银行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4.6%，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以前，瑞典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一点点，但经过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其生产率便比美国高了一点点。

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的捷径莫过于通过危机来对其服务部门进行去监管化。法国银行和经合组织最近的一项涵盖了1984至2007年15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的20个部门的联合研究表明，对于“上游”服务产业监管的放松不仅会对本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效应，而且会对经济中其他部门产生影响。逻辑很简单：更具活力的律政行业、分销产业以及银行业可以使企业更具生产效率。由法国银行计算的潜在获益规模让人咋舌：对其调查样本中的一个典型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摆脱所有的价格、市场准入以及其他限制竞争的制度，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将会增长1个百分点（一定要注意1个百分点和1%的不同哦！——译者注），至少将现在的生产率加倍。

完全取消所有限制竞争的制度可能显得有点天方夜谭，不过，即使是对于上述“最佳方案”的哪怕是一点点靠近的倾向也会对经济产生莫大助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所测算：如果一国能够将国内监管水平减少到相当于3个监管最为宽松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那么对美国，年劳动生产率将增加0.2个百分点；对欧洲国家是0.3个百分点，而对日本来说，则是0.6个百分点（这说明其去监管化的空间相对较大）。以上两例表明通过放松管制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几乎可以抵消其国内人口因素对增长的不利影响。

甚至是美国，放松管制也会对其生产率产生助益（我觉得是不是美国的监管已经很松了，所以才用even in呢？——译者注）。但遗憾的是，由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新政策(该政策涵盖了从医疗保障到金融业），管制的钟摆正在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可是目前，它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可能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更加严格的燃油效率要求到禁止深海钻井，奥巴马总统的许多监管改革，其本意是使消费者受益，减轻环境压力，而并非是抑制竞争，保护既得利益者。白宫的一些决策，例如宽带推广计划，事实上会增加竞争。但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于金融业当中，因为美国的新法规很容易会抑制金融业的创新发展。

一个不大可能成功的范例
现在对于去监管化最为热衷的莫过于希腊了，它的债务危机已经为其赢得了宏观经济管理失当的“美誉”。在IMF以欧洲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希腊政府正在开展其近代以来最为激进的改革，以促进其生产潜力的发挥。

同样，这一去监管化的过程包括了对其历来管制重重的服务部门进行的自由化改革。到目前为止，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了公路运输业上。在希腊陷入债务危机之前，要想成为一名货运司机就必须要得到特别许可证。而政府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又“惜证如金”，所以许可证在二级流通市场上便成了抢手货，价格能达到大概30万欧元——这直接使得需要通过公路运输的所有货物成本上升。但希腊政府最近通过一项改革，将使目前的特别许可证数量加倍。希腊的货运司机们罢工以表示其不满，然而政府却并未屈服。希腊的律政行业以及制药行业同样将面临去监管化。

如果希腊能够坚定地执行其改革方案的话，就会像瑞典那样，化危机为动力，促进成产率的提高。相反，如果希腊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如果没有伴随着纾困而来的改革约束，那么政府很可能最终无法下定改革的决心。

其他地区缓慢的改革进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以一国的监管审核的严格程度来衡量，德国在30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25，其国内的去监管化改革进程缓慢：德国最近只是放松了对于建筑业的定价管制，降低了烟囱清洁业的行业准入门槛。（这个。。。 不大懂 也许是说德国的改革是小打小闹吧——译者注）

两名法国经济学家Jacques Delpla 和Charles Wyplosz指出，如果要在服务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那么现有的服务商应当为其参与竞争而得到补偿。他们估计，单就法国出租汽车行业，政府对其去监管化就得补偿出租司机45亿欧元。但政府好像并不打算为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失败者们埋单。

而增强欧洲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则是克服一国内部去监管化阻力的另一种方式。正如一位前欧盟竞争事务专员Mario Monti在最近的一次改革呼吁中指出，欧盟的GDP中有70%来自于服务业，然而跨国部分只占其中的五分之一。而旨在促进服务业跨国竞争的欧盟服务法案（The EU’s Services Directive）也只是隔靴搔痒，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政府的积极介入并不总是那么不合时宜——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不可或缺。举例来说，由于美国全国卫生协会（America’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资金支持，于是便产生了制药企业也能成为了获利的行业的新观念（其中的raw ideas我放到了这里 这个raw应该指的是“全新” 也就是新观念 不过感觉还是有点不通顺 请指教！）。美国国防部（ America’s Defence Department ）则是互联网的开创者。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维护上，政府的公共支出同样必不可少（尽管对于支出数量多少经济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通过税收减免以及财政补贴，政府能够激励私人部门增加科研（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面的支出。有证据表明，更多的科研支出能够全面地推动产出的增长；而另有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在科研方面支出相对较多的企业往往能够更加迅速地将其他方面的创新应用到生产当中来。

但鉴于现在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国际化，并且焦点越来越有从硬件转向软件方面的趋势，上述传统的鼓励创新的途径便显得越来越次要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世界增加的科研支出中，仅中国一国就占了三分之一。大型企业在许多国家都都设有科研基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改善原有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需要都使得公司间、国家间的合作变得愈加重要。正如哈佛大学的Jorgenson先生所言：“多思合作创新，少想面壁独斗”。

在一个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家间资金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相比于奖励公司主动创新等更加开放的鼓励性政策，传统的政府刺激措施，诸如减税和补贴在提升一国创新力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从取消对高技术人才移民的限制到减少过于严格的土地使用限制，进一步削弱目前影响企业合作的种种限制也会增加一国的创新力。

简言之，一项明智的创新改革计划与目前广大发达国家看起来所推崇的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它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市场自由化，而非弱肉强食；它将更加注重为创新的产生创造条件，而不是一些诸如对于绿色工作的承诺。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改革计划需要远见卓识以及莫大的勇气。而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改革的目光与魄力尚未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