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
民主与独裁所面临的问题 Aug 1st 2011, 2:45 by Banyan
美国与中国都遭受着政治信念的危机
作为美国国债的大投资者,中国政府与其他观察员一样,对于在华府达成的最后协议感到宽慰,该协议避免了技术性违约。但是,一些国有媒体的评论员更希望有机会可以大肆张扬美国政治体制的缺陷。
毕竟,对于7月23日高速铁路事故(至少导致39人死亡)中新闻报道的镇压,使得他们不能讨论中国体制上的缺陷。
中国的媒体热衷与报道那些“高度民主国家”的失败和虚伪。对于英国电话窃听丑闻报道,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幸灾乐祸地评论道:“西方媒体职业道德的缺失”。
即使上个月挪威的大屠杀也符合它的论调,挪威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家乡,诺奖曾经被发给达赖喇嘛和持不同意见而入狱的刘晓波。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北欧版的9.11打破了北欧和平的神话”。
但是,正是美国政治僵局加上担心其给全球带来的可怕后果在文革期间提供了所谓的“用反面例子做教材”的最佳机会。
毕竟,即使奥巴马也说美国降低其信用评级是在冒险:“它没有三A的政治体制可以相配套”。
对于中国的观察员来说,这次的摊牌反应了体制上的难处:预算收支阻碍了快速果断的行动;两届选举间政党讨好他们的强硬分子,忽略了温和的中间派;以及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们(为美国还债的下一代和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缺乏。
新华社用两个简单的问题提出了这些论点:“华府如何摆脱选举并更好的处理难题?”和美国政治家们如何改善他们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可以处理国内事务时,多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但是第一个问题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最爱国的评论员也很难有极大地热情指出中国体制的过人之处。其应有的优势之一是“它可以更有效地处理难题”,而且常常引以为豪的例子就是高速铁路系统的快速发展。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高铁事故比以前的丑闻(例如2008年四川地震学校的豆腐渣工程,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激起了更多的愤怒。
这两件事情都是以腐败和官员的不闻不问为前提的,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动摇了党和政府自吹自擂的成就。
所有这三件事情都表现出了独裁制的局限性:缺少开放和责任制;对于政府决策缺少公众监督;在政客之中,缺少公众对于这些事件的争论,无论这些争论有时看起来多么不堪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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