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选择 你哑了吗? Aug 6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非自然选择:重男轻女,世上有那么多男人的后果 1978年,医学院毕业的普尼特•拜迪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他走进德里Lok Nayak Jayaprakash Narayan医院的产科病房,看见一只猫蹦跳着从他面前跑过,“嘴里衔着一团带血的东西”。“那团东西湿乎乎、乱糟糟的,上面满是血,像我的拳头那般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没多久,他便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在床边一个平时用来盛放待处理废弃医疗器具的盘子里,躺着一个5、6个月大的胎儿,身下是一滩血。他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一位护士,接着又告诉给一位医生。但当班的医护人员似乎对此无动于衷。”《科学》杂志作家Mara Hvistendahl十分关注此事,一方面,为什么要草率地堕胎?另一方面,他们为什么不能把胎儿更认真地处理一下呢?还是护士一句冷冷的回答道破天机:谁让她是个女孩呢。 因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是世界上一种最严重的、但又最难引起人们注意的灾难。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但在其他国家(不论穷国、富国)以及各大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中都有这样的做法。因为男性在幼年时代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所以自然的男女性别比为105:100,等他们到了婚嫁的年龄,男女比例就大致相当了。然而,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为120:100,而印度为109:100。 东亚和南亚“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常普遍。家庭需要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养老送终。Hvistendahl女士对此说法颇不为然。她认为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一些最富裕、最开放的地区的男女性别比率最高。按照她的说法,性别选择的技术先是由西方人发明并用作人口控制手段的,后来由西方捐助者和美国军官传到了东亚。 辨别胎儿性别的超声波和其他技术一开始被用于诊断设备,帮助那些因患有血友病等与性别相关疾病的人们能怀上健康的孩子, 1960年代这种方法在美国大受欢迎。“超生设备,了解孕情不再靠猜想”上了一家报纸的头条,“控制生命:大胆实验,生命有望再增几十年”成了另一家报纸的头条。 但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越来越感到担忧(甚至是歇斯底里)。政策制定者、人口学家以及军事人员都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对于人类是唯一的最大威胁,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就是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保罗•埃尔利希,他的《人口爆炸》上了1968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在书中,埃尔利希先生指出,中国和印度的父母们在得到朝思暮想的儿子之前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孩。他认为,要是能够保证这些父母们能尽快地生出儿子,前面的几个女孩就没有必要生,那么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慢下来。于是,性别选择变成了阻止“人中过剩”这场战斗中的有力武器。 但西方决策者的痴迷想法怎么变成了蔓延亚洲国家残杀女胎的屠刀?Hvistendahl女士认为,跨国援助是一部分原因。二十世纪60年代,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全印医疗科学研究会300多万美元,帮助他们在亚洲率先进行羊膜穿刺实验。一开始是为了发现基因异常,后来变成了胎儿性别鉴定。当时,印度是世界银行的最大客户,世界银行以人口控制为条件向印度提供健康项目贷款。 另一原因也很重要,在40-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韩国这样一些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亚洲国家,美国军官把堕胎看成是人口控制的精选武器。美国援助机构(USAID)为移动诊所提供吉普车,四处为韩国人做堕胎手术。韩国一度将其健康预算的四分之一用于人口控制,1977年首尔的堕胎手术创历史纪录,堕胎与婴儿出生的比例达2.75:1。“如果不是政府允许这样随意堕胎的行为,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一位社会学家发出质问。“我认为性别选择性堕胎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Hvistendahl女士关于西方帮助亚洲国家创造条件开始性别选择等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可信的,但她过于强调西方的作用,不能确定这种做法在中国、印度如此普遍的原因。中国带有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是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当时正值中国文革结束、邓小平的改革刚刚起步。这一阶段,中国还很孤立,并且开放的程度不大。中国对于西方的建议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很难获得当时的资料,于是也就很难确定西方对中国性别选择的影响有多大。但西方对于中国“一孩政策”的影响似乎也不大。西方在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最终印度有些人用它来反对、而不是支持性别选择。来自印度医学科学院的一名支持性别选择性堕胎的博士承认“这可能是西方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Hvistendahl女士有时显得自以为是,太爱争辩,这使她写的历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她说,其他写过性别选择技术的人受到的批评还不够,“因为指责落后的文化传统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世界银行有一报道认为,韩国反对性别选择的行动是“不折不扣的错误,”很明显这是为了让银行摆脱前几年对于人口控制的支持。对此她不予接受。她把西方的人口政策称为“阴谋”。 但本书的优点要大于缺点。Hvistendahl女士的独特贡献是双重的,她在新的细节研究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了性别选择性堕胎这种现代做法的历史,帮助读者仔细考虑它可能的后果,尽管大多数都很残酷。她指出,男性占绝对优势的美国西部原野,充满暴力。中国中部和男部的男子过剩也导致了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历史最血腥的内战之一。 Hvistendahl女士说,现在性别选择仍然得不到适当的关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卫组织的网站上,女性外阴残害的事例俯首即拾。相反,性别选择却很少被人提起。人们希望该书能让这个话题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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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keboy 发表于 2011-8-11 10:33
The usual view of why this should be stresses traditional “son preference” in South and East Asia
...
Somers 发表于 2011-8-11 09:22
Because of males’ greater vulnerability to childhood disease, nature ensures that 105 boys are born ...
Ms Hvistendahl’s history is marred by the occasional lapses into self-righteousness and polemic.
因为Hvistendahl女士有时显得自以为是,太爱争辩,这使她写的历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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