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模式 难以追随 土耳其伊斯兰教徒在很多方面似乎做得都很对,但是想要挣脱军队领导的世俗主义还需要很久 Aug 6th 2011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Mustafa Abdul Jalil)给埃尔多安(Erdogan)的忠告 面容苍白,戴副眼镜,彬彬有礼的Bekir Berat Ozipek是一位年轻的教授,任教于伊斯坦布尔商业大学。他不是一个一个街头好战者,但是最近一次埃及之旅中感受到的那种冲动鲁莽的氛围使他感到兴奋。他和另外两位土耳其学者是前往开罗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在那里,他们关于军民关系的想法被激烈的言辞否决。 之后的一天深夜,大规模抗议活动前夕,他们去了埃及起义的中心——解放广场。他们很喜欢在那里的发现:年轻人们指挥着交通,兴高采烈地唱着歌,精力充沛地喊含着口号,有人滑稽地模仿前总统侯赛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随后,他们溜进一家餐厅里聊起埃及的政治体制来,坐在邻桌的年轻人们和餐厅服务生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Ozipek先生认为自己一定是活在伏尔泰(Voltaire)时代。 不久之前,土耳其和阿拉伯又有了一次邂逅。土耳其外交部长艾哈迈德・ 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去了相当于开罗解放广场的班加西中央广场,以此结束对反对派控制的利比亚的访问。拥挤的人群叫喊着“埃尔多安(Erdogan),土耳其,穆斯林”。达武特奥卢(Davutoglu)也带来了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问候,并告诉人们“土耳其和利比亚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未来。” 从北非到海湾,这一地区似乎将要度过一段“土耳其时光”。过去多年里,土耳其有污点的民主制度一直被引用来当做反面例证。土耳其的例子(还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有保守派)表明伊斯兰教并没有对多党民主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这种评论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直到“阿拉伯之春”运动。土耳其现在已经作为独特现象被阿拉伯人拿来研究:温和派伊斯兰运动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监管经济繁荣,提升国家地位,并且证明了虔诚教徒执政不必要彻底破裂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无论土耳其的尝试会出现怎样的裂痕,AK党领导下的土耳其表现出一幅比其它版本伊斯兰教规,无论真实的还是假象的,更良性发展的景象却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和伊朗保持亲密关系并且支持巴勒斯坦人,土耳其已经在在中东地区获得了影响力。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土耳其将脱离北约或者切断和以色列的紧张外交关系。虔诚的穆斯林的生活已经在以一种世俗的土耳其人们不喜欢的方式改善;但是目前为止,土耳其完全没有伊朗式的妇女着装强制要求,更没有能最终决定所有大事的神职人员。 对西方中东观察家来说,土耳其这样的发展——政治和经济都相对更自由些的方向——可能比其它方向要更好些。为什么经历了当前的动乱的阿拉伯国家从此以后不能过土耳其那样的幸福生活呢? 事实上,期待阿拉伯人能追随土耳其人是有很多值得担心的理由的。土耳其的温和派伊斯兰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而来的。它的兴起到温和化经历了很长的时期,依赖于多股对抗力量,包括一支牢固防护世俗宪法的军队,这支军队至少到最近为止都很强大,足以阻止了伊斯兰教教规的强制性。 土耳其和埃及的政治伊斯兰老手们经历了镇压和限制参政并存的局面。但是在埃及,镇压很严酷,实行民主的机遇却更少了。尽管是断断续续地,土耳其伊斯兰教徒在2002年夺取政权时候就已经吸取了一些政治教训。和其它政治活跃的军队相比,土耳其军队扮演了一个公正无私的角色。在1980年执政以后,军队很快重启了多党政治并且开始尝试自由市场。它将宗教引入学校,也算是对伊斯兰教的慰藉;但是这不过是作为实力地位做出的适度让步。 相比较阿拉伯兄弟国家,土耳其的世俗秩序有着深厚的根基,可以追溯到莫斯塔发•凯末尔(Mustafa Kemal)建国时的1923年。现代土耳其的定义事件——挫败了拥有西方后盾的希腊远征军,也是一场声称要“打倒宗教”和土耳其帝国落后的神权政治的残酷改革影响的起点。之后几十年,这一胜利时刻的记忆足以使世俗国民充满信心,把防御的任务交给尽责的军队。 作为一个大体上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从来没有停止过造就有魅力的宗教领导者,但是他们必须适应一个世俗共和国的现实,否则可能要面对监禁或者被放逐。到现在为止,土耳其的政治和法制多年都有军队领导的世俗主义的痕迹。 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的指引 如今,对土耳其人影响最大的宗教教师是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他居住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巨大联合体的顶点,包括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公司,媒体和大学生,还有全球的学校。无论葛兰(Gulen) 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的谈话是亲西方的:他把苏菲主义的词语和大体上重商、支持民主的话语混合使用。 和许多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相反,葛兰(Gulen)尝试亲基督徒和犹太人。土耳其怀疑论者称,葛兰(Gulen)运动温和外表下的核心是更多信奉原教旨主义,而更少自由主义,几个深入调查的记者最后不是被起诉就是被监禁的命运使得这种看法更加令人信服。批评运动的人必须面对的恶毒的诽谤。 但是葛兰(Gulen)的追随者们声称他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举行的会议对埃尔多安(Erdogan)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服他放弃了建设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想法。去年,在以色列突击队突袭援助加沙的船只,杀死了九名土耳其人之后,葛兰(Gulen)和政府之间关系异常破裂。 他说袭击事件部分原因是土耳其方面的错误:船队不应该先挑衅以色列。因此,埃尔多安(Erdogan)面对来自虔诚导师的压力时,不采取过于激进的方式而是恰恰相反。 土耳其伊斯兰教另一个特点是和葛兰(Gulen)运动紧密联系的繁荣的商业数目。土耳其扩张的驱动力——拥有和埃及相当的人口水平,土耳其人均GDP是埃及的三倍——是地方企业家。给AK党扎根于新安纳托利亚中产阶级的根基施加压力再寻常不过, 对国内新创造财富的消费者更具有吸引力:人们将虔诚的穆斯林信仰和尝试昂贵的汽车相结合。这些群体限制了AK党的野心;像大多数人们一样,他们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总是有中产阶级穆斯林羡慕地看着充满信心的土耳其中产阶级穆斯林。 埃尔多安(Erdogan)的顾问易卜拉欣•卡琳(Ibrahim Kalin)设想了AK党和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另一不同点。政治伊斯兰运动于二十世纪兴起于埃及和巴基斯坦,总是梦想着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府,即使是装作不这么想。政治伊斯兰以现代独立国家地位为工具,诸如全民教育等方法,强加穆斯林法则。与之相反,AK党安逸的生活在一个平静的世界,那里其它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私有机构和学术界都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在AK党内,听到混杂着对土耳其帝国时代怀念的如此后现代的谈话是很平常的事。在土耳其帝国时代,每种信仰都有自己的教育系统和属人法。专栏作家Ali Bulac认为有民事纠纷的公民们应该考虑穆斯林仲裁:他说应该和保留世俗刑法相结合,作为共和国的基石。穆斯林民主的土耳其已然是独特的了,而且正在进行着突变。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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