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7] 世界经济的专题报道:从留住员工到招兵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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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经济的专题报道

从留住员工到招兵买马

某些国家已成功地保住了工作，如今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来。

高失业率是衰退留下的最明显伤痕。在32个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内，经济衰退及其余波致使1700万人失去工作。而那些如有机会愿意从事全职工作，但却已转而满足于兼职或彻底放弃求职的人，数量也有相当程度的上升。此次失业率增幅与经合组织在战后衰退最严重时期的情况不相上下。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它所带来的伤害却不像可能的那么严重。

产出下降，就业率随之降低，这种联系具有充分的可预见性，以至于有资格成为一条经济法则，人们以发现当美国GDP下降2%，其失业率增幅约为前者一半的亚瑟•欧肯(Arthur Okun)的名字为其命名。然而在此次衰退中，欧肯法则在许多国家并没有发挥出预想中的效果。在美国、新西兰和西班牙，欧肯法则报复性地施展了威力：西班牙就业率降幅是该国产出降幅的2倍。不过在大部分国家，它却手下留情，效果温和。德国在2009年末的失业率比2年前还要低。

这些迥然不同的结果对人们长期持有的模式化观念构成了挑战。就业研究所(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 IAB)的乔基姆•穆勒(Joachim Möller)写道：德国劳动力市场已经“经历了一场奇怪的突变，从欧洲硬化症的堡垒摇身变为灵活性的拥护者”。而美国这一长久以来被奉为高效劳动力市场楷模的国家，却突显僵硬。该国不仅在与9.6%的失业率奋力抗争，而且其失业者中已有近半数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这一比例是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的。

各方命运不同，其原因何在？首先，本次衰退后果的扩散并不均匀。在诸如美国、西班牙或爱尔兰这类国家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建筑业大幅衰退，令许多岗位消失，而这些岗位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重现。相反，在德国或日本这样的出口型国家中，损害主要是由全球贸易崩溃造成的，而它被证明持续时间较短。

其次，劳动力市场规则有着千差万别。一些国家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本国立法，使裁员变得成本高昂或手续繁冗，以此战胜欧肯法则。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的皮埃尔•卡赫克(Pierre Cahuc)及其同事指出了西班牙在解雇长期雇员方面的规定，尽管近期的改革已使这些规定有所松动，但它们仍异常苛刻。这对于那些有幸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人来说是一大福音，不过西班牙的规定却未给临时雇员提供多少保护。因此雇主们大批雇佣临时工（在此次危机前，临时工数量占到全体雇员总量的三成左右），当衰退来临时，便将他们解雇。

不过，造成最大差异的原因还在于公司对于危机所做的反应。在大部分富裕国家，公司缩短工时，而非裁撤部门。去年，德国公司削减工时量相当于140万全职雇员。而且即便其员工在岗，也不像过去那么忙碌。每小时产出在数十年来首度下降，劳动力投入降幅相当于100万人。

德国政府通过其著名的缩短工时(Kurzarbeit)方案鼓励这种劳工贮存行为，该方案为更短的工作周提供补贴。不过，此举所导致的工时减少仅占总降幅的四分之一左右。公司并非是在威逼利诱之下才留住他们的员工，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在衰退之前，诸如金属、化工或机械制造这些产业就已发现填补人员空缺颇为困难。这些产业中的员工训练程度和专业化程度高，替换一名员工的成本可高达32000欧元（合42000美元）。当劳动力需求降低时，公司希望像封存昂贵机械那样留住这些员工。

而美国的情况与此相反，公司被证明更热衷于裁减雇员而非削减工时。据经合组织计算，在1973年至1975年的衰退中，雇员裁减在工时减少中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则通过缩短工作周或工作年取得。而在近期这场衰退中，两者所占比例颠倒了过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指出，美国公司已开始将其雇员视为“一次性资源”。

戈登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判断有失偏颇。如果较之欧洲对手来说，美国公司裁员更快的话，他们雇人也更快。近几十年来，美国人经历失业的比率是德国人的7倍，不过他们摆脱失业的速度却是后者的10倍：根据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迈克尔•埃尔斯比(Michael Elsby)，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San Francisco Fed)的巴特•霍布简(Bart Hobijn)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的艾斯古尔•萨辛(Aysegül Sahin)的计算结果，约有58%的失业者能在下月前重新就业。被裁掉的美国劳工并没有像很多欧洲的失业者那样就此荒废终老。

因此在最佳状态下，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将劳工弃之不用，而是对其循环使用。可悲的是，目前市场境况远非最佳。在2009年秋季失业的每100人中，只有24人能在1个月内摆脱困境，这一比例创历史新低。人们摆脱失业困境的难度越大，他们无业可就的时间便越长；而他们无业可就的时间越长，摆脱困境的难度也就越大。埃尔斯比和他的合著者们担心，“由长期失业且求职效能相对较弱的劳工所构成的顽固残余群体”将使美国受困，“会抑制复苏的力度”。欧洲上世纪80年代失业顽疾的研究者们将此现象称为“硬化症”，即累累伤痕令市场更加僵硬。

美国劳工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摆脱失业困境，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在于新岗位的缺乏。只要人员缺口依旧较少，失业率就将居高不下。这是另一个足够稳定、以致可被冠以他人之名的经济关系：人们用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名字将它命名为贝弗里奇曲线。然而，他的这一曲线并不能为美国劳动力市场近期的表现提供良好的指导。2009年，新岗位的稳定供给并没能阻止失业率由7.7%升至10%。此外，今年头几个月岗位缺口激增，但对失业率却影响甚微。

令其保持求职热情

这一现象奥秘何在？部分经济学家将其归咎于失业救济时间的延长。目前，美国失业者可以领取99周的失业救济，等同于法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指出：欧式救济将使你患上欧式硬化症。据他估测，若救济时限仍为26周的话，失业率将不是9.5%，而是6.8%。其他大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效果远没有那么大。

无论程度如何，影响肯定存在。钱越快花完，人们越快找工作。有趣之处并不在于更长的救济时限是否延误了再就业，而是为何延误。巴洛认为这是一种“道德风险”：如果人们在诸如失业这样的风险上得到保障的话，他们便不会那么努力地去摆脱它。不过哈佛大学的哈吉•柴提(Raj Chetty)对此提出了一种更为精妙的解释。

柴提指出，那些获得大笔一次性遣散费的劳工在寻找新的工作上同样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无论是否重新就业，一次性遣散费都属于他们自己，因此，花时间求职便是在花自己的钱。由于通过等待合适的工作，将能确保更高的收入，因此他们或许觉得时间并未白费。在理想世界中，失业者将通过借贷来资助他们的求职活动，以此在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一资金缺口便得由失业救济来填补。

某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教条地照搬贝弗里奇曲线。他们指出或许存在一条底线，在此之下，无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怎样糟糕，岗位空缺率都不再下降。根据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Davis)，费城联邦储备银行(Philadelphia Fed)的贾森•费伯曼(Jason Faberman)以及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的研究，即便是收缩中的公司也会提供职位数量2%左右的空缺岗位。而且在经济回暖的早期阶段，岗位缺口的增长与失业率的下降之间通常存在着时滞。经济复苏所创造的岗位需要一定时日方能得到填补。而且，对于每一位填补空缺岗位的失业劳工而言，或许都有另一位感到沮丧的劳工再次踏上求职之路，重返劳动力队伍之中，并使得官方失业统计数据上升。因此，贝弗里奇曲线突然恢复原形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重绘贝弗里奇曲线

其他经济学家则担心贝弗里奇曲线的异常表现说明求职者技能与新工作所需技能之间存在不匹配情况。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大卫•奥托(David Autor)相信，这场衰退助长了始于30年前的趋势。奥托推测美国劳动力市场已呈两极化，它为受过良好教育和报酬较低的两种人提供了工作，却未给中间求职者留下多少机会。看门人和经理安然渡过了危机，而白领销售工作、办公室工作及行政工作（即“信息时代的生产性工作”）则在2007年至2009年间减少了8%。而诸如手艺人、修理工和机器操作员等制造业时代的生产性工作，境况则更加糟糕。

即便经济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往日的规模，但却无法复原其形态。因此在夕阳产业被解雇的劳工或许得闯入朝阳产业，以争取一份工作。转职可能还需要技能和思维模式的变化。哈佛大学的拉里•卡茨(Larry Katz)指出：“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名建筑工可不会设想自己成为健康技师。”

新工作的上班地点可能也与此前不同。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威廉•弗雷(William Frey)的说法，衰退却使得美国人一反常态地“不愿挪窝”。2007年3月至2009年3月间，移居者比例是自1947年首次收集该数据以来最低的。而跨州移居的比例为1.6%，只及1999年至2000年的一半。

弗雷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房地产市场：如果你不能为房屋找到买主，你便无法搬入新居。几乎每4个背负抵押贷款的美国人中，便有1人拥有“负资产”，即所欠债务高于房产价值。这些人往往决定维持现状，而非违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马塞洛•埃斯泰瓦(Marcello Estevão)和埃里迪基•楚安塔(Evridiki Tsounta)的说法，地域流动性差与技能匹配度低这两种因素相互助长，他们指出，这种情况导致美国的基础性或“结构性”失业率从本次金融危机之前的5%上升至2009年的6%到6.75%之间。所以即便复苏脚步加快，失业率中近三分之一的增长或将持续存在。

没有几位决策者认为美国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结构性原因导致的，明尼亚波里斯联邦储备银行(Minneapolis Fed)主席纳拉亚拉•科切拉科塔(Narayana Kocherlakota)却是一个例外，他认为“大部分”问题正是结构性因素的产物。而曾获诺贝尔奖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担忧，关注需求不足“哄骗了我们，使我们在处理长期问题时未能‘考虑结构’”。他近期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目前经济并不像一位摔倒后只需人们助其站起的滑冰者，“我们这位滑冰者已经摔断了几根骨头，需要得到真正的照料。”

需要怎样的照料呢？在一长串提议中，菲尔普斯提倡为雇佣低薪劳工的公司实施税务减免。1月份，奥巴马曾提出为那些在2010年招募员工的企业提供5000美元的减免额度。作为一种定额方案，这一减税原本将代表着对低薪劳工的更大补助。但关于刺激方案的怀疑论，却迫使奥巴马将减税额度降回雇用失业达到或超过60天者可获1000美元减免的标准。这也许很可惜。根据萨辛女士及其两位同事的研究，减税1000美元将使失业率下降近1个百分点，但减税5000美元却可能使失业率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至少短期内如此。

雇佣激励措施也许将诱使雇主们采取行动，但若劳工没有适当的技能或身陷国内不当地点的话，这些措施也将于事无补。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也提倡对联邦培训计划进行大规模修补，并在处理负资产问题上投入更多精力，例如通过修改美国破产法，使法官可以重组抵押债务。美国在培训及求职这类劳动力市场积极政策上的投入仅为GDP的0.17%，远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而且该国现有的这类方案也零零散散，并不特别有效。这种情况或许需要改变。美国人长久以来将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视为理所当然，现在他们可能得去为之努力了。

即使美国人正开始担心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在向欧式方向发展，欧洲人却依旧感受到转向英美模式的压力。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或许不如往日，但较之欧洲却仍胜出一筹。美国结束失业状态的比例是每月24%，远远高于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近几十年来的水平（分别为8%、6%、4%）。此外，尽管美国的长期失业率已有显著提高（2009年末，2.2%的劳工已失业超过一年，而在衰退之前，这一比例是0.5%），但德、法、意三国失业超过一年的劳工比例更高。

即便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正要开始收缩，但它们却仍未能最大限度地对其加以利用。德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在过去10年间缩减了2.2%。人口结构不利的国家增长之所以更缓慢，不仅在于工作人数减少了，也是由于他们储蓄和投资变少了。从1990年到2008年，欧盟15国（即2004年扩盟前的15个欧盟成员国）GDP总和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的说法，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为不利的人口结构将使其在未来20年中的增长预期仅为每年1.6%。

在应对人口趋势带来的影响时，政府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它们可以提高退休年龄，向移民敞开大门，并吸引更多人加入劳动力队伍。例如，日本的老龄化速度比欧洲更快，但其就业率却比美国还高。丹麦的劳动年龄人口已在减少，不过其中实际工作的人口比例却提高了。

事实上，一些欧洲国家所发生的变革远比许多人（特别是美国人）认为的要大。在一份即将发布的报告中，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告欧洲劳动力市场经历了“默默无闻的”进步。尽管欧盟15个西欧成员国的人口增长远远少于美国，但它们在1995年至2008年间却比美国创造出了更多的工作。这些国家通过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使其不利的人口结构得到了抵消。例如，劳动年龄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在1990年至2010年间上升了11个百分点。

欧盟15国使其民众投入劳动的时间仍然少于美国（前者为每人每年工作733小时，后者为913小时），但差距正在变小。为了进一步缩小差距，欧洲并非一定得变成美国那样。它仅仅只需在各地采纳本洲的最佳做法，即可大幅改善自己的表现。人们已经沿着这些方向取得了一些进步：希腊正在对其劳动规则进行重大修改，西班牙刚刚批准了一项程度适中的改革。不过，它们还需做得更多。

可别闲着

瑞典25岁至54岁的女性中有88%参与劳动力市场。该国大量的儿童日托机构主要为劳工提供服务，夫妻分别报税，以此避免家庭因第二份收入的更高边际税率而蒙受损失，这些措施为女性就业提供了方便。

较之欧陆的其他任何地区，瑞典继续留在劳动力队伍中的老年人比例同样更高，重要原因在于61岁之后，他们每多工作1年，便可积攒更高的退休金。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如果其他55岁至64岁的欧洲人也能像瑞典老年人那样辛勤工作的话，该洲可将其与美国在工作时间上的差距缩短近四分之一。

欧洲其他地区也可以从丹麦压低失业率的努力以及荷兰在促使年轻人投身工作的成功实践中获得教益。我们可以模仿一个古老的笑话：女性和老年人像瑞典人那样工作，青年像荷兰人那样工作，失业者像丹麦人一样找到工作的地方便是天堂；而劳工们像美国人那样丢掉饭碗，却像意大利人那样摆脱失业的地方则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