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开始考虑增长的事，就很难再考虑别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说道。根据世界上的决策者的言辞来判断，他们确实没怎么考虑其他的。六月在多伦多举行的最近一轮G20领导人峰会后发表的一份九页的声明中，“增长”这个词语共出现了29次。奥巴马（Obama）先生称他的经济政策全部是有关“为长期增长打好基础”的。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就任后第一次演讲中就详细陈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日本政府于六月公布了一项长达十年的“新增长战略”。 任务是巨大的。富裕国家刚刚开始的经济恢复正在丧失动力，尽管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令人担忧。美国的经济增长减缓最为明显，第二季度GDP年化季率增速降至可怜的1.6%，似乎整个夏天都可能在该水平停滞不前。房产市场的销售再次下降，创造新工作岗位的速度也令人难受地持续低迷。 在德国GDP激增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的表现相对好一些，然而随着全球贸易反弹的逐渐消失，德国的出口型经济再次减缓。该国最近一次投资者信心指数同今年初相比大幅下降，日本经济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在衰弱。 九月，经合组织预测今年下半年大型富裕经济体组成的G7集团的GDP增长年率将降至1.5%，比五月预测的数字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更悲观的分析者担心将出现“双谷衰退”。即使乐观者也不再期望2011年经济增长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见图表15） 从长远看，到2015年左右，前景持续黯淡，因为第一笔欠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沉重地压在富裕国家的发展上。随着银行系统修补完善、家庭和公司支付他们的债务，经济萧条的后果会给私人消费带来压力，这种情况将再持续几年。即使在家庭脱离赤字情况比其他地方都快的美国，，他们最多也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 那份报告中包括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家卡门（Carmen）和文森特•莱因哈特（ Vincent Reinhart ）夫妇所作的分析，该分析显示，在重大危机发生后的十年里，人均GDP平均年增长率要比危机发生前的少2.5%。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前一年，作为一个整体看，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为平均每年2.5%，在衰退期期间下降了3%多，这暗示在未来几年里，可能每年增长少于1.7%。 发达国家更加缓慢的增长将意味着私人投资的减少，失业人数上的增加，公共债务上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会伤害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同时，人口老龄化（很多情况下是人口缩减）对增长的反面影响也将更加明显。特别是欧洲， 至今为止，妇女在欧洲劳动市场所占份额的大幅提升掩盖了人口结构的累赘。 这些五花八门的因素造成的整体影响看来还是很庞大大的。对于人口结构、更高的公共债务和更低的私人投资最糟糕的预测表明大型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潜在的增长速度可能减半，从金融危机前的超过2%到未来几年的1%左右。难怪平时不太惯于夸张发言的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Trichet）担心下一个十年可能是“失落的十年”。 那么是否今日的增长策略已经非常完善从而证明他的预测错了呢？三大原因让人表示怀疑。第一，富裕国家整体上太过依赖国外需求作为增长的一种来源。第二，他们冒着做法过火又对短期金融紧缩管理不善的风险。第三，大多数国家对结构改革关注过少，结构改革能够加快债务减少的步伐，使高失业率可能不那么顽固同时振兴生产力增长。 从对国外需求的如意算盘开始说起。每一次国际经济大会都会谈论到“重新调整平衡”全球需求模式的重要性。世界经济必须减少对负债累累的盎格鲁——撒克逊消费者们的依赖，诱使更节约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发展迅速的新型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加大消费力度。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些努力有了成果。 富裕国家中的比如美国、英国等贸易逆差国家，当然希望推动出口来对抗疲软的消费需求。奥巴马政府已经表示将会在五年内使美国的出口量翻倍。英国的新政府已经把推动出口增长定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贸易顺差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两国，同样致力于继续重视贸易的作用。最近，日本在六年里第一次干预货币市场以遏制日元升值。 在新兴经济体中也没有太多信号表示重新平衡正快速进行。作为最大的救世主，中国应承担这次转变的主要冲击力。该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在2008年与2009年间大幅度下降，但今年重新上升。尽管中国政府在六月承诺将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但是最近几个月人民币几乎没怎么浮动。 更重要的是，妨碍国内消费增长的结构障碍需要数年才能清除完毕。这些国内消费的增长指的是从很多服务中的政府垄断到税收、补贴以及偏向红利而不是工资的企业治理条例。其他新兴经济体目前也没有表现出承受巨大逆差的迹象。从长远角度考虑，贫穷国家需求的更快增长肯定对发达经济体有益处，但是这需要时间。
富裕国家似乎也低估了财政紧缩政策给国内需求带来的风险。事实上由于明年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将到期，债务整合将开始，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计划采取一些提高税收和削减开支结合的措施。IMF说总体上这些措施将等于缩减大约1.25%的GDP，这将是自有现代记录以来最大的同时发生的财政紧缩。最近IMF自己的分析反驳，认为财政紧缩可以短期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它认为这样的紧缩明年可能减少富裕国家本已取得的增长，大约1%左右。 这是一个明智的交易吗？那些在金融市场上已经失去信心的国家，比如爱尔兰或西班牙，毫无选择。其他国家必须权衡一下放缓增长的代价和更慎重行动的益处，特别是减少突然投入公债利息的风险以及随后降低公共债务的可能性。对于很多经济体、特别是那些开放市场、负债累累的国家来说，这可能导致缩减提前开始。但是对个体国家来说有意义的未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富裕国家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由于受短期内减少赤字的困扰，决策者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并未足够重视如何减少赤字这个更重要的问题。有些国家开始采取正确的措施。比如法国政府全力完成退休金改革；在英国，四分之三的财政调整来自削减开支。但是美国呢，就算奥巴马先生有自己的方法、布什的富人减税政策能够取消，美国仍在走向可能的最坏的结果：提高所得税和资产税却不能减轻国家养老金的负担，也提高医疗花费。 大多数富裕国家详细的财政缩减计划尖锐地反衬出微观经济方面雄心的缺失，是在令人惋惜。希腊是唯一一个通过宽泛彻底的改革推进生成潜力来应对本次经济危机的富裕经济体。英国经济本身相对已经不受控制了，减少开支可以帮助减少国家的作用。但是其他国家的进步是有限的。西班牙已经行动起来解放劳动力市场，日本的“增长战略”提出一系列实现自由化的小规模的步骤，比如减少有关护理的法规。但是德国的政客们更热心于公开谴责赤字问题而非解除对国内业务的管制。而美国人对于政策的讨论几乎全部围绕需求、刺激计划的正确判断和布什的减税这几项展开。大多数官员几乎认为没必要进行供给学派政策的改革，比如全面修改训练计划以对付长期的失业问题或者更加努力地减少家庭债务。 一个把数额巨大的财政削减同胆小的结构改革结合起的增长策略的经济案件并不突出，特别是在私人需求看起来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长远来看，大胆地进行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对富裕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促进作用要比短期的财政紧缩所起的大。更好的增长前景本身可以减少政府负债的繁重。在最近一次研究中，IMF的经济学家分析了减少赤字、全球重新平衡和进行提高生产力的结构改革这三大途径对大型富裕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分别有什么影响，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最有力的积极影响来自结构改革。 还有一种政治上的正确的想法是既支持扩大需求又同意在结构改革方面采取更大胆的行动。瑞典和日本两国相互对比表明尽管重要大危机可以为调整整个经济体提供一个机会，但是一个长期迟缓的增长使结构改革难上加难。政治家和选民都变得习惯于经济逐渐衰退。在很多富裕国家，一轮持续的高失业率很容易导致如保护主义这样的政策出台，这将进一步伤害长远的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对于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改变讨论。财政整顿应该更加细微、更有差别，供给学派政策的改革应给被给予更多的重视。对美国来说尤为如此。在一个理想的世界，美国的政治家可以想出一揽子中期减少开支和税收改革来填补这个国家的财政漏洞。但是既然这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共和党拒绝赞成任何税收增长，而民主党拒绝减少任何政府津贴，那么短期内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把布什的减税政策再延长三年。 美国的结构改革应集中于鼓励家庭更快地减少负债和解决十分顽固的失业问题。按照以往的金融危机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银行已经十分迅速地进行了再注资，但是处理价值八千亿美元的美国的贷款（占全部的25%）的行动却少之又少。房子的价值少于未偿贷款。更容易减少悬置的债务的合法改革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资本从而促进投资，也可以通过使工人更轻松地转向新工作从而帮助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一个全面地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策略也包括向难就业人员支付补助以及全面调整训练方案等内容。 这些该做的事情都很相似，尤其是经合组织已经花费数年对富裕国家供给学派的政策的刻板僵化进行了分类和比较。该组织甚至每年出版一本方便携带的名为《力争增长》的刊物，制订出优先考虑的关键问题。此次经济衰退及其黯淡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使经合组织做得更好。 如果富裕国家真想力争增长，那么它们必须摆脱狭隘地紧盯公共债务的做法，着手更广泛地调整经济。型大的发达经济体不应承诺将在2013年前使财政赤字减半，而是可以决定是否提高退休年龄或者解放专业行业。财政整顿不能被无视：只不过它不是唯一需要优先考虑的关键问题。 一位美国官员在2007-08经济崩溃后说了一句众所周知俏皮话，即你应该“永远不让一场艰难的危机白白浪费掉”。听从这条建议对富裕国家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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