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3] 圈养的资本主义

2011-9-8 18:16| 发布者: Somers| 查看: 9513| 评论: 24|原作者: smiling_lily

摘要: 中国公司和世界上其他公司一样，当其归私人所有时表现上佳。然而在中国，政府的控制总是如影随形

中国的私有化

圈养的资本主义

中国公司和世界上其他公司一样，当其归私人所有时表现上佳。然而在中国，政府的控制总是如影随形

013 Briefing - Privatisation in China.mp3

Sep 3rd 2011 | BEIJING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1992年时，有两个中国城市（分别邻近北京之南和香港之北）即使以极度贫困国家的标准看来，也可称得上是困顿不堪：市营企业濒临破产，而城市本身也快被企业拖垮了。邻近北京的诸城作为毛泽东第四任夫人江青的出生地而闻名。江青专横暴躁、极为教条，她于1991年死于监狱中。诸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都因为企业的亏损而化为泡影。顺德则是广东省的一个小城，当时负债累累。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担忧其不堪坏账重压的银行系统，怕它难以为继。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诸城市和顺德市抛开僵化的教条、陈旧的规章及40年来的失败政策，开始探索更有效的方式。

1993年，集大权于一身的国务院发表了措辞谨慎的意见，批准这两个城市进行“改制”，“改制”即“改变体制”，意味着所有权的多样化。简而言之，他们开始将大量企业私有化，这样的话，即使是今日的政府也不会明言。自此，中国政府开始了改变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首次尝试。若是江青当权，她可不会同意这种尝试。

改制伊始，顺德和诸城采取的方式是将企业转让给职工。1997年，当全国性政策即将发生更大范围的转变时，这两个城市开始将企业直接卖给公司的管理层。顺德因为此举尤为受益，从此以后蒸蒸日上。其后脱颖而出的两家企业（一家是瓶盖厂家，另一家是鸭绒贸易商）而今已跻身全球最大电器生产商的行列，他们就是美的和格兰仕。其他大大小小的工厂如同野花一般在昔日用作稻田和鱼塘的土地上蔓延开来。

成功的曙光促使国家对企业所有权的相关规定作出了进一步修正。1995年，国务院批准了“保大放小”的政策；1997年，它进一步批准，大力将所有权从中央政府下放给各省市，推进私有化的目标非常明确。这一系列变化为90年代末期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打下了基础。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如今以重塑了中国的经济而闻名。

简短地说，朱镕基关闭了上万家企业，打碎了保障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铁饭碗”，力图打破中国经济死水一潭的局面。1995至2001年间，国有及国家控股企业数量从120万减少至46.8万家，而城市中国营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600万个，其占城市总就业岗位的比例由59%降至32%。

详细说来，当时关停的企业数量远不止于此，并且这个过程从未停止，而企业关停的方式则不断变化。一些企业关停或转型的同时，新的企业随之诞生，政府则对新企业给与各种形式的支持。对于激励机制和企业结构的试验从未停歇。

在中国，私人财产直至2004年才成为宪法规定的权利，而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归属至今仍未明晰，因此，对于中国，私有化仍然是个棘手问题。尽管有这样的不确定性，许多生机勃勃、完全归私人所有的企业已蓬勃发展起来，不过他们却避免成为大众的焦点。与此同时，中国以各种形式进行私有化试验，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而他们仍与政府保持着紧密关系（见图表）。

私有化分类

第一类包括大批银行以及运输、能源及电信供应商，它们曾是政府部门，某种程度上也仍然如故。麦肯锡（中国）董事长戈登•欧将这类企业称为当今国有控股公司的“1.0版本”。虽然这些企业在国外引起了极大关注，但它们也许仅占私有化企业的1%。

政府与其余大部分企业的关系则不那么直接，也更微妙。第二类是由私营企业（通常是外国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企业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第三类企业的股份大部分为私有而非国有，但国家对这类企业仍然很有影响力；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类型，在这类企业中，政府扮演的是风险资本家的角色：当地政府投资或成立基金以支持企业发展，同时期望企业能创造就业并带来财政收入。

首先说说那些巨无霸企业。它们大部分已隐隐具备传统企业的面貌。这类企业经过结构和资本重组，并重新塑造了自身的品牌；其股权一小部分已出售给大众并在证券市场交易；它们结构分明，拥有董事会、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及其它高管；它们发布财务报告，报告中的会计数字经过审慎计算，随报告还附有干巴巴的老总公开信。这些企业在全球排名中稳步攀升，标志着中国工业的进步。

然而，没多少人认为它们是货真价实的私有企业。它们的股份发行比例不超过30%；他们能够取得国家控股银行的贴息贷款、廉价取得土地，而其垄断地位受到政府保护；政府的控制如影随形；它们的高管人员由政府任命，其中包括以党委书记为首的共产党委员会。

内部人士说，通常来讲，这些企业的行动，更大程度上是企业高管对于可能被批准的事项加以揣摩而后进行的，而非依据政府的明确指令进行。对于胸怀抱负的高管，其前途光明与否关键在于共产党组织部：组织部的职能是对官员任命予以监督，而企业的老总们通常会高升至监督部门担任更高职务。直接控制也许已不存在，但根据“推测性指令”管理企业的现象仍在继续。

通过这种模式，政府对关乎经济运行的关键企业继续保持控制。政府会特别为大型资本项目（如高铁、钢铁厂、电信网络及港口）的执行提供支持。

然而，这也是有代价的。这种模式为贪玩渎职提供了很多机会；调控者与企业之间关系紧密，可能意味着有安全及经济问题被忽视了；商业导向的缺位通常意味着很多员工效率低下；在企业高层，通常会将清闲的高薪职位安排给关系户的子女；这类企业享有商业及制度上的特权，因此，私人经营的选择被排除在外。

在国内，很难说那些大公司（包括银行、电信及石油公司）招揽到顾客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魅力而非它们无所不在并且少有竞争者。在国外，尽管他们规模庞大且多年来一直盼望能向外国公司学习，却仍未能如中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世界范围的强者。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巨无霸们与政府关系紧密，从而无法全面模仿外国公司，与之相比，外国公司的高管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国家。

90年代末期，时任IBM国际事务总裁的约翰•汤普森与其同事参加某次于北京召开的会议时，受邀拜访江泽民。江泽民问IBM的职员们，IBM这么大的公司是怎样统一管理的？他还问，美国的公司与法院是怎样对付“腐败”的？江泽民说，中国企业私有化时，腐败问题很棘手。汤普森先生还说，几个月后，江泽民问IBM的首席执行官卢•格斯特纳，IBM可否接待由新任命的中国首席执行官们及部委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在IBM位于纽约的行政教育中心逗留了几天，随后又参观了其他组织，以学习美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怎样经营和管理的。

然而，IBM与中国的巨无霸们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对于大部分成功的全球公司，来自总部的高管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训企业经营地的经理们，以使他们做好准备，有一天能在总部担任更高职务。公司的内部和外部都具有国际化特色。但中国的大公司与政府仍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其领导班子必须始终是中国人。

至于这些公司表现如何，则很难明确界定，因为它们的经营环境中如此多的要素都被扭曲了：例如，由于能获得廉价资金又拥有对其特权强有力的保护，即使是“懒虫”公司都应该有良好的盈利及股权收益。然而，2006年，三位学者对私有化公司的表现进行了大范围调研，并将其调查结果发布于近期发表的论文中*，长江商学院的甘洁、北京大学的郭研以及香港大学的许成钢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发行部分股票方式私有化的公司，其资产回报率以及单位员工盈利能力与未经私有化的公司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别。

一个司机胜过俩

第二类是合资公司，其数量也很少（仅占上述学者们样本的2%）。合资公司的双方均有利可图。通常，私营一方为西方公司，它们期望打开中国这个庞大而又发展迅速的市场。反过来，中方则希望获取西方的技术。对于西方人来讲，除了通常的种种观念差异，这种互利行为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风险：一旦中国人取得了技术就会将西方合作伙伴一把推开。

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说，汽车行业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合资企业，而在这个行业，排除西方合作伙伴的影响力本身就是原始计划的一部分，而中方符合这类思路的小动作也确实时有发生。例如，近年来，政府一直敦促西方公司打造拥有自身知识产权及出口权的“本土品牌”合资企业。2009年末，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追加买入了其与通用公司的合资企业的1%股份，而取得了对合资企业的多数控制权。

甘女士、郭先生和许先生发现，总体上讲，合资企业在利润方面与经部分私有化的巨无霸企业差不多，都表现平平。然而，汽车行业却是个例外。早期的合资企业包括法国标致及通用都有马失前蹄的经历，但那是老黄历了。如今，汽车行业有20多家合资企业并存，虽然很难得知他们的财务信息，但看起来他们的表现都很不错。

原因也许在于，跟其他行业相比，汽车行业中的合资企业更大程度上是以私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的方式经营。邓恩先生说，原因有两方面：由政府任命的高级中方代表很少是汽车行业内人士，这样的代表为企业带来宝贵的政治关系，而代表最终仍会继续其政治生涯，与此同时，他无意于干扰一个既能创造利润又能增加就业岗位的合资企业；而外资方面最关注的是企业成功与否。这两方面的利益最终达成了联合，至少，它们并未产生矛盾。

邓恩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合资企业的中方伙伴虽然取得了西方的技术又拥有庞大的资源及政治支持，却未能成功开发出其自身品牌。与中方伙伴们的前途息息相关的是政府而非汽车市场。

一方面是私营管理，另一方面共产党仍保有影响力

第三类企业大部分为私人所有，包括那些最成功的私有化企业：即最终由高级管理人员接手的企业。根据三位学者的说法，由管理层买入的企业远比巨无霸、合资企业或通过其他方式（出租或出售给外部人士或公司员工）进行私有化的公司表现良好。这与另外一个发现可能密切相关：政府对这类公司的控制力度下降幅度最大。政府控股超过20%的情形仅占这类公司的1%，与之对比，对于样本中其他类型公司，这样的比例平均为19%；政府对于企业决策的“强力控制”在第三类公司中仅占16%，而样本企业的总体比例则是31%。为取得更佳成果，政府已让渡了企业的所有权。然而，政府也仍在继续施加其影响力，尤其以派驻党代表的方式达到这样的效果。

看看对于全力打造了自身品牌的三家中国汽车公司比亚迪、奇瑞和吉利，政府是怎样干预的：它们仍处于政府的羽翼之下，人们认为，在其经营的各个省份，它们均获得了充裕的财政支持（当然，西方的许多汽车企业也有同样的情况）；若政府反对，它们的领导绝不能继续担任其职务。不过，他们并非国家控股，这不同于那些巨无霸企业也不同于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合伙人。他们的老总并非政治任命的官员而是追求商业目标、具有非凡魅力的商人。

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合资企业：电信设备巨头中兴通讯和华为、个人电脑生产商联想（其中中国科学院拥有绝大多数股份）以及电子公司TCL。此类企业的数量仍在增加，虽然他们不如上述公司有名。通常，这些公司从事的是定位为“战略性的”行业—特别是与能源相关的各个行业，如风能、太阳能或储能，它们还从事医疗器械、药品以及技术行业。这类公司受到政府保护，免于外国资本侵蚀，能获取研发补贴，并且能自政府机构获得补贴型采购订单。某外国医疗公司的相关人士说，中国政府部门采购人要求的条件非常优厚，例如，在付款上，它们要求货款的支付可以延迟一年，因此，只有拥有国有银行给与的宽裕信用额度的本土供应商才有能力争取这些订单。

若国有企业确实表现不佳，那么这样的市场中，培育成功的私营企业就尤为重要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互联网行业，在这个行业，中国的国家控股新闻机构以及广播公司拥有成功所需的资源及能量，却未能激起多大浪花。而私营的网络公司从未由国家控股，却创造了惊人的成就。他们的管理人员通常是在国外接受的培训。竞争无所不在，即使是外国公司也遇到极大的障碍，因此，头脑灵活是成功的必备要素。它们的员工通常能如西方公司员工一样，以股份或股票期权方式获取高额报酬。这些公司有许多在国外上市或得到外国投资者的支持，严格说来也算得上是外资公司，这也是他们在中国受到激烈批评的缘由之一。

可是，即使是这些公司也需要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作为某些公司模仿对象的西方公司在中国总是遇到重重阻力。而中国互联网搜索公司的领头羊百度，作为西方娱乐产品的盗版平台获利颇丰；电子商务服务商阿里巴巴利用中国的所有权法律将雅虎的电子支付公司“支付宝”的股份夺走了相当大的份额。但与官方保持关系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北京市委书记最近曾警告社交媒体公司新浪，责难其删除共产党不满信息的速度太慢，而国家电视台央视近期的节目则对百度的经营手法进行了批评。

重归城市

第三类企业的成功促进了第四类企业的发展。各省市的官员们创建了上千家市政支持的基金会，对朝阳企业进行投资。研究咨询公司咨奔商务咨询公司表示，这类基金中规模最大的国家发展银行资本基金成立于2009年，却已募集到400亿元（合63亿美元）资金，并致力于让此数目达到600亿。

这些官方投资者中，一部分引进了外国合作伙伴，包括规模巨大的私营企业，如黑石、凯雷集团及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英菲尼迪集团是一家以色列的创业投资公司，拥有12家基金会，其中有10家与中国的不同城市间有直接联系。该集团成立于2004年，由以色列及中国政府以及私人基金融资，其最初的行动是，成功创建了一系列结合中国制造及以色列技术的企业。

理论上讲，如顺德及诸城19年所做那样，让政府成为单纯的资本投资者而非经营伙伴是有利的：如此一来，管理企业的就是企业家而非官僚们。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当地政府会支持能够创造就业的公司。这会影响企业的并购和变卖行为，而正是经过并购和变卖，才能建立工厂并进行研发。更糟糕的是，中国的私营行业已成为当权官员们为子女安排工作的理想目标。

令人困扰的是，关于这些公共基金的运作以及收入问题，披露的信息很少。许多基金也许得到了有效管理，为地区财政提供了资金并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工作机会，但其他基金也许最终成为了财政黑洞。同样令人困扰的是，这些基金得到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如此反而损害了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真正的私营企业。

总的来说，政府的种种干涉行为，可以反映出中国政府非但继续进行着经济控制，还以不致引人注意的途径扩大控制的范围。至少，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系列大规模的经济试验，这种试验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而由于中国的庞大，它们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某些国家可以考虑追随这条试验之路。自顺德及诸城的种种试验以来，中国已有长足进步，但政府一直都是航程中的舵手。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Briefing

* What makes privatisation work?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nationwide survey of Chinese firms
私有化成功的因素：对中国公司进行全国性大规模调研得出的结论

感谢译者 smiling_lily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