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23] 小心中等收入的陷阱

小心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蓬勃增长将到何时

Jun 23rd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中国总理温家宝，这样描述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状况，“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颇为直言不讳，一改往日中国领导人言辞闪烁的作风。尽管外国媒体对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赞不绝口，温家宝仍不改言辞。甚至在中国最近表决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也这样描述本国经济，因此格外引人注意。这相当于温间接承认其管理不力，可以作为下届政府的前车之鉴。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未来的10到15年内，中国仍会完成数个充满象征性意义的里程碑。比如，国际货币基金货币组织预计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到2016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本刊的姐妹机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估计，若按市场汇率换算，中国在2020年也会获此殊荣。大和证券公司(Daiwa Securities)预测，2020年底，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海，人均GDP将会与2009年的美国持平。

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地方政府开销无度，中国仍能躲过后果严重的债务危机。因为中国外汇储备多达3万亿美元，财政预算赤字适中，去年仅为GDP的2.5%。中国的困扰来自于长期。其经济在近30年内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在接下来的几年当然会增速放缓。并且由于西方市场不景气，中国出口也受影响。另外国定资产投资收益也将递减。但是如果政府得以刺激居民消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将会缓解经济增速放缓这一局面。

咨询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专家葛艺豪（Arthur Kroeber）指出，新技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潜力，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前景仍一片大好。他说少数耗资巨大华而不实的工程（像中国政府斥巨资建造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完工后空无一人，俨然一座城市废墟）并不令他担忧，“过度开支确实存在，但是中国政府在最主要的事情上做的是明智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Louis Kuijs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趋势减缓，但并不显著。新建基础设施大都能被有效利用。尽管投资占GDP的比重很大，中国在固定资产上的累计投资仍然很低。近年来，居民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这有助于刺激消费。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d）指出，尽管中国国债远远高于中国官方所称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但仍在可控制范围内。并预计，即使算上地方政府投资坏账，它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与去年的英国不相上下，并远远好于希腊的债务情况。

通货膨胀一直都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一块心病。尤它导致的群众不满曾引发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但是尽管通货膨胀率在5月份已经达到了5.5%，大大高于政府为当年设定的4%的目标。但却没有迹象表明它可重回1988年的20%以及1994的25%。同时，它也有着积极的政治效应。就货币的问题上，缓解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财政部声称，因中国通胀率上升，人民币相对美元实际上以每年高于10%的速度升值。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商讨是否提升利息，但是Kuijs表示，中国政策制定者对中等程度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容忍。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的黄育川说，对中国经济不看好者不应该光看到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下降。确实，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多年前的50%，下降到了今天的35%，为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投资占GDP的比重却为世界最高。但是这种下滑，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是很正常的。刺激性支出或许存在使用效率不高，“但是到底多高算是有效率？”他认为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稳定在7-8%之间。

悲观者如是说

但是许多分析人士却不那么乐观。一些人担忧中国可能会走进日本式的危机：在出口和投资增长，房地产市场泡沫之后，是多年的滞涨。只不过中国还没有那么富裕。政府官员和专家无休止地讨论是否中国正在逐步迈向“中等收入陷阱”。去年中国已经是中下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4,400左右。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可能面临拉丁美洲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所遭受的同样的滞涨和动荡。


3月份通过了新的一轮五年规划，很显然意在规避上述风险。五年规划源于毛泽东时代。那时它被用来微观管理国家经济。但是如今它也在定调国家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模式”之所以备受人追捧，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因为中国的领导者遵循经济战略，从而不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因决策人的改变而受到影响。倘若温家宝的下任在2013年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当前的五年规划还能运行两年多。它要求尽快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以解决一系列不平衡的问题；并认为刺激消费是关键。

温家宝并不是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之前在2006年生效的五年规划，也旨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防止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并制定了GDP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之前的五年为8%。然而，事实上经济年增速却达到了11%，在前五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9.5%。家庭支出占GDP的比重明显下滑。2008年11月，中国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以目前的汇率来算为六千二百亿美元）。它允许银行甚至可以随意的借款，而大多数都借给了国有企业，这极有可能形成大量新的坏账。

尽管温家宝号召均享共同繁荣，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仍在拉大。自温家宝2003年继任以来，虽然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是，根据西奥特兰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特里希库勒(Terry Sicular)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和罗楚亮的研究，相对贫困人口(不到中位收入的一半)比例在2002年至2007年间却从12%上升到14.6%。到五年规划底，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这也是温总理和胡主席最喜欢的口号，甚至相比五年规划之初，更相差甚远。有关地方不公正的抗议，每年数以万计，并越显频繁。

在3月份通过的新一轮五年规划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换句话说，外国市场前景并不明朗。因此需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来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并且更加注重内需，尤其是消费。中国仍会有巨额投资项目，希望以此来刺激长期的居民消费。规划中还承诺要建立三千六百所经济适用房，比英国所有住房数目之和还要多。此举希望廉价的房屋可以使中国人不必过度的节约，而更加容易地有自己的住房。中国政府还承诺将增加对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此举也是希望最终能鼓励居民多消费少储蓄。



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系统，长度为八千三百千米。并将要在到2015年为止，将其长度变成五倍。2008年，北京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场客运大楼，将要建立一座全新的机场。中国的其他54个城市，也要增加三分之一的机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投资，帮助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带动消费。在中国基础设施目标通常都很容易达到，因为没有像西方“不许改在我家后院”的抗议。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投资有点过了。其中之一，便是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他认为中国的这些投资越来越没有效率，中国政府在债务方面，正在走向死胡同。他还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前五年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随着不良贷款的恶化，中国经济将会急剧下滑。据最乐观计，经济增长将会不超过5%。西北大学的史密斯也指出，正在逼近的债务问题，由于在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热潮期间，当地政府毫无节制的开支而变得严重。由于政策规定，当地政府不能直接借款，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设立公司，以土地为抵押进行借款。1月中共政策研究室的于培伟撰文说，“这存在着资产泡沫的潜在危险，我们正在面临一定的金融风险。”如果泡沫破灭，土地价格可能直线下落，银行将暴露于危险中。

投资大肆挥霍

纽约大学的Nouriel Roubini ，长期不看好中国经济。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道，中国将在2013到2015年之间发生债务危机。他指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在固定资产的投资，比如交通设施和工厂，从2008年占GDP的高达42%，增加到了2010年的近50%。他说，还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如此大的生产力潜力，将其GDP的50%，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最终能免遭“生产力严重过剩，和令人瞠目结舌的不良贷款问题”。

担忧的不仅仅是外国人。中国招商银行的高级研究院葛兆强在5月份发出警告，由于长久以来一直依赖过高数额的投资，中国经济已经严重扭曲。他说，中国可能要面临过去30年前所未有的经济下滑,这会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造成损害。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快，如果不想经济停滞不前，就不得不更加努力去劝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动。 在20世纪80年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49.7%。中国将很快变成一个城市主导型国家。预计到这个五年计划之末，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口将达到51.5%。这也意味着城市化的步伐相比过去十年要放缓。然而，这次中国政府并没有将其目标设定的太低。因此，在未来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将会变得越来越费劲。

背景补充：
white elephant projects　　White Elephant Projects 译为“白象工程”，特指昂贵无用、华而不实的政府工程项目，在西方民主国家，一届政府当选后，为取悦选民和回报政治献金公司（后者更为重要）而由政府出资动用纳税人钱财开建的工程，大多代价昂贵而用处不大，类似于“形象工程”。
　　附：white elephant由来
　　在印度、泰国、缅甸等国白象(white elephant)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人们从不会让它们劳作。据说要饲养一头“white elephant”花费惊人。所以从前中亚的国王对看不顺眼的大臣就赐给白象，使他为饲养御赐的白象而倾家荡产。源自此一典故“white elephant”一词后来演变而指比其价值或效用所需费用庞大而不成比例者，或虽然不需要但难于处理之物品了。

中国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
原文出自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5日（提前出版）文章《鬼城》称，最初为100万人居住、生活和娱乐而设计的这个地方却几乎没有人居住。只有几辆汽车驶过多车道公路，白天有些政府办公室开门办公。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人行道走着，仿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一名孤独的幸存者。
　　只用了5年时间就建成的康巴什，设计初衷是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http://group.mtime.com/xixian/discussion/941037/

asset bubble就是“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是某种资产的市场价格水平相对于理论价格的非平稳性向上偏移过程，是由于不符合经济现实的买卖行为而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估。Asset bubble（资产泡沫）常与bubble economy（泡沫经济）相关联。泡沫经济是指因投机交易极度活跃，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的市场价格脱离实际价值大幅上涨，造成表面繁荣的经济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价格脱离价值。常见的还有stock market bubble（股市泡沫），the Internet bubble（网络泡沫）等。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用来形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后的特别困境。其原理简述如下：贫穷国家或曰欠发达国家虽然处境艰难，但因为贫穷，它们却可能天然拥有某些经济学考量上的“比较优势”，比如低工资。这样，出于减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更大回报股东的原因，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那些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主动或被迫迁移到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贫穷国家，为自己拿到更高的利润率与资本回报率，效果上也为贫穷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缴交了税金，并激发了当地人市场意识与相应实践...于是，贫穷国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脱贫兴业，而逐步成长为典型的 '中等收入国家'。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众收入的增加，该国家原有的产业比较优势可能风光不再，随着低端产业的利润增收也进入瓶颈，国民收入也进入胶着阶段。更高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与服务不仅仅要求更多的投资与更高水准的人力资源（工资也相应高），更要求丰富、持续的独有创新与变革，以及训练有素的认识更专业的管理，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整个发展模式的变革。这些，对于一个仅仅是实现脱贫的社会来讲，难度非常高。多数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如马来西亚）就徘徊在这一水平，难以提高。而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本身，就是《时代周刊》亚洲商务记者Michael Schuman在他一篇近文《逃出中等收入陷阱》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一文中首先使用的。

韩国，是全球经济体中被这位记者看作最成功逃出陷阱的一例。尽管如此，我前些日子读一个欧洲国家制订的世界经济发展排名，在大类中还是把韩国列入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情况大约不是主流了，但还是有。

中国这样的资源相对贫瘠大国，能够养活13亿人，实属不易，可以想象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极高，跳出很难。但即便如此，显然太值得想方设法跳讲出来 -- 诚心希望教育深化改革，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种种弊端，开辟更多创新空间，鼓励更大程度社会横向纵向流动和多样性人才成长。教育在中国国民心中的地位非常之重，在西方主流学者眼中，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是中华民族跳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惟愿这一代两代的朝野有识之士，应当鼎力扛起改革教育，挑战陷阱的使命，则这个国族展开的表现，应当不在韩国人之下。

下面是英文介绍：

The concept behi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s quite simple: It's easier to rise from a low-income to a middle-income economy than it is to jump from a middle-income to a high-income economy. That's because when you're really poor, you can use your poverty to your advantage. Cheap wages makes a low-income economy competitive in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pparel, shoes and toys, for example). Factories sprout up, creating jobs and increasing incomes. Every rapid-growth economy in Asia jumpstarted its famed gains in human welfare in this way, including Malaysia.

However, that growth model eventually runs out of steam. As incomes increase, so do costs, undermin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old, low-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ountries (like Malaysia) then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into exports of mo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products, like electronics. But even that's not enough to avoid the “trap.” To get to that next level – that high-income level – an economy needs to do more than just make stuff by throwing people and money into factories. The economy has to innovate and use labor and capital more productively. That requires an entirely different way of doing business. Instead of just assembling products designed by others, with imported technology, companies must invest more heavily in R&D on their own and employ highly educated and skilled workers to turn those investments into new products and profits. It is a very, very hard shift to achieve. Thus the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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