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9.17] 人权：路在何方？

人权

路在何方？

道德权威的丧失、竞争以及精力的分散削弱了西方在提倡人权方面的影响力。而其反腐（见文章）事业却是如日中天。

Sep 17th 2011 | ADDIS ABABA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根据上月泄露的电缆信息，埃塞俄比亚的一名欧盟成员曾向上级反映：“政府每天都在侵犯基本人权，欧盟必须对此做出坚决回应。”这已是2005年的事。至今，欧盟和其他任何西方捐赠国都未采取过此类行动。尽管反对党政客因捏造的叛国指控遭到拘捕，平民受到骚扰，网络访问受限，大学和工作单位受到严密监视，美国、德国、英国仍在继续向该国（埃塞俄比亚）大量捐款。瑞典是极少数公然提倡公民自由的捐赠国之一。

当外人真正提到公民自由这类话题时，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辛辣地回应道：随着非洲之角饥荒问题的蔓延，人们能否得到食物、住所、工作，甚至于能否生存都依赖于国家的稳定。威胁这一点就是搞破坏。

[备注：关于prime minister一词的译法，经查证，梅莱斯·泽纳维是埃塞俄比亚的总理，而非外交部长。]

卢旺达（又一个过往的恐怖扭曲了西方良知的国家）的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也同样的目中无人。本周在巴黎，当被问及自己的人权记录时，他答道：“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然而，一些卢旺达军官和几位反对派领袖神秘死亡；其它的高级官员因遭到历史修正主义和煽动叛乱的指控而被监禁。泽纳维总理和卡加梅总统都受到西方的帮助。他们是管理起国家来机智而冷酷的前反政府人员，对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等机构的社会运动人士的厉声批评不屑一顾。他们俩都擅于引起西方的内疚感。跟类似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一样，他们明白，倘若中国崛起，成为可供其选择的赞助国，他们便更有理由对批评家嗤之以鼻了。

假如西方的慷慨解囊对抑制此类行为成效甚微，咒骂也只会无济于事。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Teodoro Obiang）当选为现任非洲联盟领导人，他是一位未能充分散布石油财富的腐败暴君，而人们认为他应当是非洲大陆良知的捍卫者。本周，他接待了厄立特里亚国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Isaias Afwerki），后者是一位遏制新闻自由，毁了一代年轻人的公然独裁者。尽管他们俩都被西方政府视为败类，但其本人毫不在乎。

扭曲阿拉伯之春

这派惨淡光景并非局限于非洲。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一所总部设在美国的负责监管一系列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机构。其报告指出，2010年已是世界范围内自由程度连续下降的第五年，并且是40年记录以来持续下降时间最长的一年。此外，独裁统治者更加“残暴”。该报告发表于阿拉伯之春以前。尽管后者对信奉自由的人们来说鼓舞人心，从伊朗到乌兹别克斯坦及中国，许多亚洲政体因此加强了镇压手段和对媒体的遏制。

人人都享有某些人权，这一观念被记录在联合国公约，奉为神圣。而西方政府已羞于传播这一观念。但当他们真的宣扬它时，人们往往充耳不闻。人权产业现今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极为分散。未来几天将于纽约举行的一段争议激烈的聚会包括一场有关“种族歧视”的联合国会议——由于该活动在2001年南非的一次会议之后举行，人们又称之为第三次德班会议（Durban III）——届时将会聚焦反西方领导人激情澎湃的发言。

由于会议对其它国家的针对性远不及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和至少6个欧盟成员国将拒绝出席。一些非政府组织（NGOs）支持这一热闹聚会。另一些则表示反对，斥责联合国对以色列太过强硬，而对反西方的暴君过于宽容。奥斯陆自由论坛的创始人托尔.哈沃森（Thor Halvorssen）把第三次德班会议称作“悲喜剧的最后一幕”，而这台悲喜剧展现了联合国体制屈从于“借着保护人权的美名杀戮、虐待和关押反对者的专制政体”。

什么权利和谁的权利最重要，就此达成的支离破碎的共识与20年前的太平盛世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的俄罗斯从苏维埃政权中破茧而出后，极尽全力超越西方，体现在对人权的极度狂热上。这次谈话至少是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一次全新的尊重自由、发扬民主的谈话。就在十年前，克林顿政权——在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打败塞尔维亚的族裔民族主义和促进自由贸易之后，信心高涨——言辞澎湃，仿佛提倡自由、捍卫人民权利的民主政权取得最终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

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变，部分是由于西方强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丧失。一些新兴的政权——印度、巴西和南非——都是强健的民主国家，但它们仍然反对与西方老国为伍去支持自由理念，联合国的投票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即便是在口口声声称要提倡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西方强国中，其它的重要事务也使政府对此热情递减。这些事务包括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以及争取使前苏联成员国对阿富汗伸出援助之手。美国政府现在把精力对准到了更窄的领域：宗教自由，人口贩卖和劳动力抵押，以及网络自由（点击维基解密）。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几乎每天都对流氓政体进行斥责。但暴君们对其厉声斥责几乎无动于衷，也未见任何更强硬的措施得以完整实施。外界指责斯里兰卡政府在战争中袭击泰米尔平民，对此，斯政府不予理会。欧盟在2005年一次大屠杀后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的制裁很多也于2007年被解除，期间德国希望“建设性介入”（这一想法最终失败）。欧盟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北京官方之间最近举行了一次闭门磋商会议，因为拒绝中国人权参与，该会所取得的关注程度也大为减少，中国人权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一个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欧盟因为拖延扩张，导致其软实力向东方转移。乌克兰的反对党领袖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耍的花招也并未遭到欧盟的严厉制裁。双方都更加重视贸易。

西方在北非的道德影响力也并未增至多大。鉴于其与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某一时段）的腐败政权有史以来关系良好，人们不免对西方的动机表示怀疑，不愿接受教训。确实，不热心的人权外交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批评指责只会疏远当权政体。但当它们下台时，新上任的政体则会说西方做的事太少，已经暗地里与它的敌人同流合污了。

然而，在不知羞耻的国家提倡人权也非无望之举。所有的暴君都希望从西方得到好处——从一个可以用来安置非法所得物（见文章）的避风港到他们家庭所需的娱乐。当它们不能再享有这些好处时，就意味着收到了强烈的（被排斥的）信号。比如，最近几天，当非政府组织把注意力转向乌克兰领袖的人权记录时，纽约时尚周取消了他女儿古尔娜拉.卡利莫娃(Gulnara Karimova)的高级时装发布会。在类似压力下，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公开宣布停止为白俄罗斯筹集债券。白俄罗斯是欧洲的“最后一个独裁国”，关押过数十位政治囚犯。7月，为了抗议政府对石油工人的暴打，摇滚明星斯汀(Sting)取消了本该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这是该独裁政体很久以来所遭受的最重大的挫折。

所有这些都与一个为了遵守原则而丧失掉某些东西——从债券管理费到音乐，再到时尚版税——的西方伙伴有关。到目前为止，出售跑车给奥比昂总统的人还没有到这般忘我的境界。可一旦有人强烈感受到应该为某项事业做出牺牲时，（自我牺牲）便会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人们尊重。崇高的、无代价的道德教训已经越来越没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