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粮食与稳定
剥削与强权
朝鲜的独裁政权导致了大量的饥饿与痛苦,但它为何还如此牢不可破?
Sep 17th 2011 | SEOUL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不管哪条路,都是隔离
似乎只有朝鲜主席金正日才能在本周的中秋节(Chuseok harvest festival)上填饱肚子。就像宣传机器描绘的那样,当主席偶然来到平壤的一家肉饼店时,“他绽放出了笑容”。
在首都之外就见不到这样的待遇了。一家援助机构称,朝鲜的其余地区正在遭遇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今年9月9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了一些录像资料——这是在去朝鲜农村地区的一次旅行过程中录制的。录像展示了一些无精打采的朝鲜孤儿,他们都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生长初期的寒冷天气以及夏天的洪涝灾害都严重地破坏了水稻和玉米庄稼。土豆的配额已被削减了三分之一,而目前是每天一人两个土豆。
金正日政权向来以愤世嫉俗著称。而据《今日朝鲜》(总部设在首尔的一家网络新闻机构)报道,朝鲜民众被告知,要“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简化”今年中秋节的饮食习惯。同时,金正日吹牛说:肉饼店的特许顾客们有权享用各种各样的牛肉、猪肉、鹅肉以及鸡肉。他怎样侥幸得手的呢?简单来说,这是朝鲜观察者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个丑恶政权保持稳定了这么久,全然不顾外界预测它要倒台的论调。
按理说,朝鲜政权在其错误的经济政策重压之下,已经显得摇摇欲坠。而这正好发生在其不稳的权力交接过程中。对强权政体来说,权力继位本身就非常困难了,更何况金正日的儿子金正云还没有什么名气,或者还没有赢得人民的爱戴。朝鲜的粮食危机来源于恶劣的农业生产,居高不下的国际粮价,以及对过多粮食援助的禁运——这是因为朝鲜在最近几年与韩国处于敌对状态。粮食公有分配制在朝鲜的很多地方已经垮了,但朝鲜政府还试图消灭(即使并不顺利)非正规市场——许多人获得国际援助的唯一场所。
中国是朝鲜的经济命脉,但是采访过朝鲜难民的学者们都对这位巨人邻居嗤之以鼻,同时还略带嫉妒。朝鲜曾经还能靠废除核武器计划的承诺来向韩国、美国和日本敲诈硬货币。现在,没门。
极端的、种族民族主义的金氏家族,在首都平壤的部分地区还有支持者。在那儿有走正步的军队方阵以及言过其实的高楼大厦。但毕竟,这里是权贵精英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享受着国家特权,而且受强大的安全机构所保护。在朝鲜其他地区,政府看到都是敌人。有集权癖的朝鲜政府,将朝鲜人民分成了51个社会阶级,按照对政府的忠诚度对其进行分类。其中29类人被划归为一个下层阶级:即被认为是与政府为敌,或顶多与政府相克。绝大部分嫌疑人都没在平壤或者更小的城市里生活,相反很多都居住在农村。
一些人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勇敢地跨越国界线,来到中国赚取硬货币(很多韩国人,特别是黑市交易者,都频繁地穿越中朝国界)。在北边,一些小孩生活得很野:他们被称为kotjebi——或“小燕子”,成群结队地四处流浪。当他们不能在市场里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吃死狗肉和腐烂食物(报告称他们会咀嚼牙膏,因为他们相信这样能防止食物中毒)。很多人,特别是女性,都靠黑市危险度日。在一次不成功的对硬货币交易的镇压后,黑市又兴盛了起来。绝大多数人都忍耐饥饿至少有段时间了。所以,他们为何不反抗呢?
其中一个有趣解释来自郭明贤(Go Myong-hyun,音译),一名统计员,来自峨山政策研究所——这家研究所刚刚在首尔举行了关于朝鲜政权可行性的讨论会。基于庄稼区域、植物和人类活动的卫星图像,郭相信朝鲜的庄稼及照看它们的人口都在地里上比外界想象的要分布得很散。他对联合国的预计(朝鲜的城市化率至少有五分之三)提出了质疑。因为那将需要每一个农民供养近两个单位的城市居民,而这将受阻于化肥、农场机械以及燃料的短缺。郭估计,根据全球城市农村测绘项目的数据(一张全球人口地图),朝鲜的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5%,这暗示有三个农民供养一个城市居民。它还建议,尽管朝鲜的很多地区都没有粮食分配系统,但农村居民们都通过自给自足的农业艰苦地生存了下来。
交通运输——或者根本就没有——也许是另一种无意识的社会调控形式。朝鲜继承了日本殖民者(当时主要管治朝鲜西部)留下来的铁路。那是人口更多的一侧:这里的粮食分配系统比北部和东部地区表现得更好。安秉民(来自首尔的交通研究所)有过40多次去调查韩国粮食援助分布的旅行经历。他的照片表现出韩国的铁路系统有多么的破落不堪:生锈的铁路连接,不同的轨道规格,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留下的仍然满目疮痍的铁路桥。安说,道路交通就更加困难了,而这将把农村地区分割开来。一些汽车上有手摇曲柄,或者是由木柴火炉来提供动力。他展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辆旧卡车,仪表盘上还贴有每5万公里(31,250英里)就有的一颗星。这些星星加起来差不多该有100万公里了。
实验性结论是:朝鲜不仅成功将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内部隔离的下层阶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东部)——那是留下来保护自己用的。对下层阶级的隔离减少了政府的负担——而且也减少了他们跟随潮流来反抗起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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