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17] 教育大革命

教育改革

教育大革命



教育改革始终是社会改革中最棘手的一部分，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着手进行改革，人们逐渐学到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从多伦多到弗罗茨瓦夫，从伦敦到罗马，学生和老师们在暑假之后陆陆续续开始返校。然而这个九月，教育本身却陷入了全球争论之中。教育成了许多国家政治辩论的前线，急欲提高国家表现的改革者们开始从世界各地借鉴良好的教育改革实践经验。



为什么现在急欲改革呢？一个答案在于如今各国学生成绩数据的透明性。这些成绩数据不仅在某国内是透明的，在国与国之间也是透明的。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事实上是富国俱乐部）开展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开始跟踪记录32个国家的15岁学生的成绩。很多国家都对他们国家排名感到震惊。（表1：PISA最新数据）其他机构也开始评估各国教育的优劣。咨询公司麦肯锡就开始监测哪些教育体系在最近几年中进步最快。

技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经历了最初一系列失误之后，现在很多人都相信互联网能够真正影响学生教育，因此才有了诸如美国可汗学院（可汗学院是美国著名的网络课程学校）的成功。教育试验也是极具影响力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试验，就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试验进行检验，并复制其成功模式。

但更重要的是，如今有关教育的辩论性质发生了变化，失败教育的所谓的“三大借口”的重要性逐渐减退。教师工会始终认为西方教育的失败在于政府投入不足，社会阶级分化和文化对教育的漠视。但事实上这些虽然对教育确实有影响，但他们不足以决定现状。

好的教育就是资金投入的理念遭到重击。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20个国家经济发达，其中许多国家1970-1994年间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增加了1倍或2倍，但他们教育发展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即便是平均资金投入相同的国家，其教育质量也有很大不同。美国的教育资金投入是最高的，但其中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却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PISA国际学生评估分析部主管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认为学生表现的不同只有10%和教育资金投入有关。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认为社会阶级分化对教育质量有影响。教育工会成员马丁•约翰逊指出，英国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这是英国学生学习表现不好的最主要原因。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对过去十年的教育改革研究支持了他的观点。该研究结果总结说，尽管学生总体成绩有所提高，但不同阶级学生的成绩差距却丝毫没有缩小。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依然更容易成绩不好。美国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华盛顿大学的丹•戈德哈伯声称，非教育因素诸如家庭收入等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占了60%。

然而这其中的联系比教育平等主义者所想的要复杂得多。例如，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差距很大，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最近的PISA测试中，澳大利亚位居第九。而发展迅速，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的中国更是高居榜首。

文化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亚洲家长比西方家长更加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推动了教育的成功。新加坡、香港和韩国在麦肯锡排行榜中轻轻松松位居榜前。（见表2）而西方国家非但整体表现一般，他们国内各学校表现也有很大差距。即使排除这些非比寻常的亚洲国家（下文也将也不予评论），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很难将国内最差的学校成绩提高到最好学校的成绩水平。



那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虽然没有成功模板，但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值得考虑：分权（还权于学校）；关注成绩落后的学生；增加不同类型学校的选择；提高师资水平。在麦肯锡排行榜排名靠前的安大略、波兰和撒克逊都很好地运用了这些因素。

没有抱怨的改革

“安大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麦肯锡全球教育实践部前部长（如今就职于皮尔森）迈克•巴伯爵士兴奋地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移民比例很高，很多人的母语都不是英语，但在引进被成立人之一称为“没有抱怨的改革”后，该省拥有了世界上表现最优秀的教育体系。

2003年道尔顿•麦金蒂被任命为安大略的省长之后，他积极开展了“全盘改革”。政府鼓励学校设定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开展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会派有经验的团队帮助学校达到既定目标。有大量移民子女的学校还可以申请特别帮助，可以选择延长学时或者多花时间照顾跟不上的学生。

安大略改革者认为获得全部公众支持意义重大。每个学校----甚至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都必须在改革中有所进步，并且必须在定期检查中展现进步之所在。但这些努力代价极其高昂 ----2004年以来，安大略教育总投资已经上升了30%，成就却仍有争议。下个月麦金蒂将面临紧张的选举，有些批评家声称，一些首府多伦多市内的学校质量实际正在滑坡，因为进步似乎来得早而棘手的问题则出现的晚。但不论如何，安大略已经成为分权这个流行的改革方式的有力证明。

波兰经验同样令人瞩目。波兰第四大城市弗罗茨瓦夫在经济上比不过华沙，在美景上比不过克拉科夫，但他的中等教育已经远远超过PISA项目的平均水平，超过了英国和瑞典，也超过了前文提到的东方国家竞争者。

和安大略一样，波兰也证明了分权的优点。波兰放弃了集中体制选择了新的自由体制。集中体制曾经将波兰的学生划分为两类，一类接受学术教育，另一类进入设备相对不够完善的职业学校，成为工厂职工。现在资金和领导权仍然由地区政府控制，但学校领导可以自由聘任教师，自由选择私人制定者制定的课程。12-13岁、15-16岁以及18-19岁的学生每年需参加国家考试和增补考试，地方政府可以由此仔细分析各个学校的表现。

在第十二中学，达努塔•达什卡维奇•奥迪罗斯卡校长正庆祝又一年的进步。该校科学和语言成绩十分突出----英语很受欢迎但俄语受欢迎度也有所上升。“现在学生们不必向他们家长一样学习（被逼着学），他们觉得学习很有用处，”她说。她也承认学生们有压力。（“压力实在太大了，”一个家长抱怨说，“很多孩子压力大得都得去看心理医生了。”）但副市长扎罗斯罗•奥布雷姆斯基还是为学生们的表现感到兴奋。

奥布雷姆斯基先生利用了市民自豪感的力量来提升教育质量。“我们能做得更好，”他说，“我担心我们对精英的激励还不够。我们怎样才能有哈佛或者是波兰的哈佛这样的学校呢？在推动精英学校建设方面我们还是过于谨慎。”他质疑中央政府的角色：例如，政府和教师工会签订协议，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给教师过多的权利。他认为自己很有竞争力和说服力。“看看排行榜上排在我们后面的地区，”他说，“做的最好的都来自东部最贫穷的国家。他们很快就追上我们了。”

德国经验

2000年首个PISA研究项目中，德国学生的阅读和文学成绩略低于在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真是对我们教育体系的震撼”，德国西南城市罗伊特罗根的教师乌尔利克•格林说。研究表明在德国，经济地位和成绩表现的联系要比其他成员国要大的多。人们将此归咎于德国的教育体系，该体系以学生10岁的理解能力的不同为基础，将学生分配给不同的学校。各州针对该体系的改革竞赛开始后，令人吃惊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居然是来自古老东部德国的撒克逊。它在麦肯锡排行榜中高居第五！

尽管撒克逊联邦州有像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这样的历史老城，但他们还是处于东德共产主义时期吃大锅饭的影响当中。这个曾经的制度也影响了教育。西德领导教育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沃尔夫冈•诺瓦克解释说：“我们想剔除曾经东德体系中的理想主义，保留其中最好的部分----有选择性的为有学术天分的学生提供预科大学，同时更重视为其他学生设置不同的中学。”重要的是，他去掉了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设立的第三类中学。“他（第三类中学）不利于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学生成绩提高。”（“中国最好的学校，”迈克•巴伯爵士说补充说，“也开始减少对精英的迷恋，以此来减少成绩不好学生的数量。成绩差的学生过多也是拖累英国整体成绩的重要因素”）

很多家长仍然认为共产主义东德在众多文法学校中提供了一流的中等教育，但几乎没有对当时伴随的理想主义洗脑教育感到惋惜。撒克逊保留了东德有选择性的中学教育，但让学生在13岁上中学而不是11岁。这尤其对男生的成绩产生了重大影响。“评估一个学生的能力，11岁实在是太小了。”诺瓦克说。

撒克逊以前考试由学校自己组织，或者只有宽松的监管。如今，考试对外部的管理者是开放的。普劳恩戈特利布别内尔特中学校长格特•戈尔斯基说，尽管学生们学术目标不同仍混在一起学习，但学生年级越高，选择道路越不同。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在15岁的时候带着最基本的技能离开学校，这些技能基本上是非常实用的。“我们不介意我们的中学接收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戈尔斯基先生说，“只要我们的中学在一个令我们自豪的水平就可以。”今年柏林和汉堡也效仿撒克逊废除了只接收学习成绩不好学生的第三类中学。

过去几年英国在PISA的排名有所下滑，研究人员正仔细研究这些案例。保守党教育部长迈克•戈夫一针见血的指出，2009年PISA的教训是，学校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更清晰地责任，要提升教师这一职业的声望，严格控制惩罚。为了获得更多对学校的支持，政府扩大独立学院的规模（托尼•布莱尔的革新），以代替地区自主的综合学校，并允许家长、慈善团体和地区团体成立免费学校。



然而引进新的学校类型并不能保证结果会更好。戈夫先生推崇的瑞典非选择性地区免费学校在国际排名经历了一个停滞时期。建立新型学校的动力和为帮助普通学校达到目标的严格考察并不相符。美国最近对建立这种私人提供资金建立民办学校进行了试验，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政治家投资心理太强，如果这些学校失败的话就会关闭它们。对这些革新的学校的授权和更新机制需要健全，这样可以保证失败试验不被继续，失败原因不被忽视。

但总体来说，美国城市民办学校的兴起给教育改革中艰难的一个领域带来了活力。这些学校是为社会最底层人民设立的，这个群体的期望往往很低。允许新的资金提供者进入可以吸引有意于教育并有组织能力同时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

大量数据表明，盈利和非盈利性革新都有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学校支持的多样化使人们对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展开了思考。同时这也为摆脱地区控制和教师工会的限制，设立工作岗位提供了自由，并保证了为特殊学生建立学校的权利。在美国排名最高的阿斯拜尔民办学校，老师依照严格的指导来记录学生的进步。阿斯拜尔的口号是“人人上大学”，老师和学生对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样雄心勃勃。

成功的秘诀

学校改革的四大要素中，支持的多样性是目前为止最振奋人心的。从纽约到上海到丹麦，不受政府掌控的学校和私人开办的学校提升了整体的质量。目前为止，他们在政府不愿或者不能改变的地方做的是最成功的。现在还不清楚开办大量免费学校和民办学校是否能刺激其他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或者这个议题是否值得考虑尝试。

但清楚的是，新兴学校在没有优秀的老师的情况下会举步维艰。强调老师的质量是所有改革的共同特征。像芬兰和韩国这样只招收精英毕业生，对程度不同的学生区别对待的国家会稍微好过一些。戈夫先生说他想要提高当老师的门槛，而师资短缺的方面比如科学和语言方面为老师大开方便之门。美国在各州也实行了通过成绩来给老师工资的办法，但通常会遭到教师工会的反对。

在学校改革中，结构性进步----开办新型学校，改革旧学校，开展新考试----可以很快就出现，但教师质量的提升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应当作为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