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24] 古尔冈之忧

输出工作

古尔冈之忧

现在就为下一次全球劳务市场的大调整做好准备

Sep 24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地铁蛇一般地穿行于拥挤的德里市南，这里的一些场景更像是在乡村：不时出现的水牛，村子学校外玩跳房子游戏的女孩，草草搭盖起的砖房。等列车慢慢停靠古尔冈市郊，印度城市的嘈杂之声又再一次响起。

20几年前，古尔冈这里还是一片农田。现在满眼都是别墅、购物中心、写字楼以及拥有“贝芙利花园”“橡木山庄”等名号的公寓。地铁广告牌上，有介绍购买办公装最佳去处的，也有介绍拉夫利职业学校如何通过培训帮助人们找到工作的。一个繁忙的周五，各条道路上挤满了本地产的运动型小车塔塔Sumos，喇叭响成一片。许多驾车者刚刚下了美国公司的夜班，正忙着往家赶。

古尔冈是一个全球性的办公服务外包中心，这里和印度的许多中心城市一样，为各类公司客户提供办公事务和数据分析服务，其中很多公司来自富裕国家（因此他们的任务已经外包到境外）。这些工作可能比较复杂：比如，为华尔街的分析师处理上市公司的大量盈亏数据，整理超市的结算数据以获取顾客的消费模式。

古尔冈办公职员的工资只相当于纽卡斯尔或纽约工资的零头，这可以为客户们降低成本，但这也会增加工人们对于低工资以及工作向更廉价地区转移的忧虑。可以外包境外的工作一直在扩大。

贸易扼杀就业的说法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工作数量固定不变。工业革命以来，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一直在将就业机会让与那些低收入的竞争对手。英国的棉纺工业走在了这种转变的前头。不久他们遇到竞争，一开始来自新英格兰，然后是美国南部。工场大量倒闭，纺织工作被一些待遇更好的工作取代。随着全球劳动分工的精细化，被转移到境外通常是一些小的工作项目，而不是整个行业，贸易伙伴们分享了这种效率上的收获。整个世界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即使一些个人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渐进式的重构方式并不新鲜，也不是职位危机的根源。但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人们对于投资境外的忧虑上升了，第一，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其影响比其他原因导致的经济衰退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工作机会减少了。第二，中国和印度人口总和达25亿，因此接受富裕国家生产转移的潜力巨大。第三，计算、通信技术的发展，对范围更大的跨境工作转移有利。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布林德表示，上面所述的后两个因素意味着境外生产将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最近在美国他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阿兰•克鲁格进行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一接受面试的工人都考虑他们的工作是否有转移境外的可能，这个数字包括所有的制造业工作，因为货物易于实现跨境贸易。但也包括很多过去认为不会有外国竞争的安全职业。

布林德先生推论说，任何可以通过电线传输而且质量不会因此打折扣的工作都可以转移境外。这就意味着那些高收入的工作，比如会计、财务分析、计算机编程等都面临着境外转移的风险。而那些需要面对面或者要求现场提供的工作则比较安全，如出租车司机、管道工人、警察和看门人。布林德先生将当面服务与非当面服务划分得非常清楚，只有后者才是可以外包境外的。提供合同服务的律师、放射科工程师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转移，而提供离婚服务的律师、家庭医生的可能性就小得多。

但是，并不是所有可以转移境外的工作都会转移境外，制造业也不例外，虽然制造业外包境外可以节约劳动成本，但往往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成本因素需要考虑。像砖头、瓶子这样一些价值低、体积大商品一般应在消费地生产，因为这样可以节约运输成本，汽车大多也应选择在销售的国家制造。

高科技的制造业依赖与设计队伍紧密合作的技术性劳动力，如果生产批量较小，或者产品运达本地消费者在时间上有严格要求，则外包海外并无太大的成本优势。规模经济意味着这些行业韧性十足，比如，即使人工成本很高，英国的棉纺工业到1960年代也没有出现十分严重的衰落迹象。

人们对于印度和中国带来的就业惊慌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于日本崛起的担忧相似。美国经济和其他富裕国家一样，经受了钢铁、电子以及汽车工业的巨变。现在他们面临着巨大挑战，但这个挑战也许并不像过去那么严重。1970年美国1/4的职位属于制造业，因此都面临着转移海外的危险。确实也有很多转移到了海外，但代之而起的是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新兴市场的情况，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完成从出口导向型增长向内需型增长的转型，这将为美国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随着中国、印度情况向好，他们与富裕国家的工资差距将会减少，境外转移的速度将会降低。随着技术向更多种类的跨境贸易工作开放，它将为那些在服务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富国经济创造更多的机会。

如果服务更具贸易性，这将给美国工人带来好处。但这也可能加剧美国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按照经济理论，与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将会使富国技术工人的工资增加。全球劳动分工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丰富程度。富裕国家拥有更多的技术工人，因此从事技术含量高的贸易产品。贫穷国家拥有更多的非技术工人，因此他们更集中于低技术的工作。富裕国家的技术工人能够从贸易中获得好处，而技术低的工人会在国际竞争中受损。

到目前为止，许多研究表明，贸易只是19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不平衡加剧的一小部分原因。工会权力的缩小以及低于通胀速度的最低工资的增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不平衡加剧，大多数可能是由于技术变化而引起的，这种变化使得大学教育更具价值，事实上，技术变化与贸易对于这种差距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贸易对于工资的影响可能比那些研究结果更为显著。中国制造的很多商品富国已不生产，因此很难在它们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数据不太详细，不能获得对行业内相对工资的影响，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约什•比文斯如此表示，他认为，只有那些具有4年大学学历的人才是贸易增长的真正赢家（也许是1\4的美国工人）。

工资离差日益增大，最大特点不是技术工与非技术工之间的差距拉大了，而是很大的一部分工资份额都归于为数很小的那部分精英人物。按照加州大学伊曼纽尔•塞斯以及巴黎经济学院博克利与托马斯•皮克蒂的研究，只占0.1%的精英阶层取得的收入份额，从1970年的2%上升到2007年的8%。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表示，这种趋势基本上可用作为工资组成部分的股票期权进行解释。他说，这又重新回到那个我们原认为过时了的老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对抗。

等待智能机器人

如果这样向外引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危险。最近新兴市场快速增长，但这种速度不太可能持久。也许支付给具有大学学历工人的超额工资还会因与贸易无关的原因再次萎缩。稀缺而价格昂贵的技术劳动常常是发明创造的推动力量。工业革命以前，手摇纺线是布匹生产的主要瓶颈。一台织布机需要有6名纺纱人员为其供应纱线。机械纺纱机的引进（阔里班克工场使用的那一种）改变了这一切，反倒使人工的织布机满足不了需要。接着电力的织布机吞噬了手工纺织的超额工资，于是勒德派分子破坏织布机进行报复。可以想见，人工智能可能也会终结技术工人的超额工资。

但是，富裕国家的技术工人近斯前景看似不错。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对于外包所做变化的反应能力还是会好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贸易性服务的全球竞争环境下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报酬很可能要高于那些从事低技术个人服务的那些人，但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大。

对于境外转移的忧虑掩盖了另一个经济前景的变化，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兴起也将为富国增加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