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24] 经济发展必由之路

经济合流

必由之路

要成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必须跳过中等收入陷阱

Sep 24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最高时速430公里（267英里）的上海磁悬浮不仅是一条展示线，也是该市交通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条全长30公里的轨道线串联起了龙阳路和浦东国际机场。被甩在身后的飞驰的汽车凸显了这列车有多么的快速。对那些想量化这种兴奋体验的乘客来说，每节车厢上的数字记速仪显示列车加速到全速前进以及到站前的速度高低变化过程。

即便该技术诞生于1960年代的英国，这条线路也是由德国的工程公司西门子所造，上海磁悬浮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有力象征。但风险在于它赚不了钱。在一个盛夏的下午，该车有一半座位空置，大多数乘客都是体验乐趣的游客。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尽管其速度惊人，但磁悬浮却不是到达或离开机场的一种好方法。昂贵的票价只有有钱的商务人士和外国旅游者才会购买，但这条线对他们而言却一点也不方便，在龙阳路下车以后，离金融区和高级酒店还有很长一段路。

中国经济奇迹的怀疑者把上海磁悬浮作为政府指导的银行资本配置如何不合理的范例。投资大约占了中国GDP的50%，2倍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有余。铁路这样的国有企业的大项目很容易获得资金，但付给银行的利息却很低。唱衰者说：一个偏向于特定借款人而不是普通储蓄人或银行利益相关者的体系注定会支持评估不当的项目和滋生坏账。导致40死191伤的7.23高速列车追尾事件看起来只是为这种怀疑论增加了注脚。

一起来跳背

这种方式在亚洲其他国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由出口驱动，所以需求主要来自国外。为适应其需求，中国腾挪转移了其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使实物资产快速增加，虽然很多来自进口，但钱确是花的自己的。由于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于小了：2010年降到只有34%（见上表）。这只会增加对出口的依赖。

中国的金融体系强化了这种模式。资金的跨国流通被严格管制。中国还通过购入巨量的美元和其他货币限制人民币的升值，保持出口的竞争力，总计3.2万亿的外汇储备约合2010年GDP的54%。

银行系统被政府牢牢把持。外资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只有区区2%。通过迫使银行购买低收益率的“不毛”债券或增加先进储备来吸收那些为保持人民币低汇率而增发的货币。银行利率设定时考虑国有企业（大多是出口的垄断企业）的偏好，但对国内消费者少有顾及。信贷消费还很稀缺。

中国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意味着其不能无限的依赖其他国家的支出。发达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表明中国的外国主顾们手头吃紧。而人民币是其他国家需求的抽水泵：其货币账户盈余（一种过量储蓄的衡量方式）GDP占比在2007年超过10%，不过此后减了一半。这会造成紧张对立：美国抱怨中国的外汇政策对出口企业进行了不公平的员工补贴。出口导向策略也开始潜力耗尽。现在招募为出口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比过去要难得到。

如果中国打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它需要发展国内市场。它必须从粗放的堆积工厂、港口和其他固定资产转向资本和劳力更有效的配置，繁荣小型服务企业。以下两点将有助于这种转型。随着劳动人口在2015年开始减少，储蓄率应该会下滑因为赚钱的少了而需要赡养的人比例增加，他们的支出是要增加的。而且相比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中国已经投入了相当大比重的GDP用于科研。这使其在现有技术带来的增长无以为继时有更大的可能性维持生产率增长。但中国经济的其他因素也会阻碍其转型。比如说，在世界银行给出的公司获得信贷的便利性排名中，中国排在全部183个国家的第65位，位列排名32位的印度之后。

这种阻碍难以克服。转变成一个消费为主的经济意味着要打乱整个工业体系。这种重新平衡所需的更高的工资，已经是一些纺织类职位转移到了越南和柬埔寨。切断对租金和利率的隐形补贴会使很多公司无法盈利，引发抗议。银行过去按政府意愿钱发钱，现在需要做更精细的评判，把钱从低回报的行业转移到鼓励新兴产业。但他们能说出这两者间的区别吗？

巴西是一个快速增长遇到瓶颈的国家的典型代表（不过这在Eichengreen和他同事的研究中并未涉及）。根据Maddison statistics的统计，其在1945至1980年间的经济平均增速为7%，人均GDP从美国的12%涨到28%。然后事情就开始反转了。由于利息率猛增，购买进口机械的债务逐渐积累以致积重难返。受保护的国内产业终究是扶不起的阿斗。弱势货币和工资指数化先是引发通胀，之后演化为恶性通胀。

1990年代的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改革克服了通胀并阻止了相对收入的下滑。巴西的人均收入现在已经超过美国的20%。但遭受脆弱之苦的经济就像中国的另一面。投资只有GDP的19%，远低于中国，甚至按发达国家的水准来衡量也相当低。一个原因是生产率低下，虽然巴西可怜的教育系统和破落的基础设施也难辞其咎。经济预期增速为4%，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但比其新兴市场同伙要低。

疲软的投资反映了低水平的国内储蓄。巴西的现金账户仍然经常为负。虽然它积累了34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提高未来的抵御力，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使其对周期性的国际收支账户风险抵抗力很低。巴西外资净负债（私人和公共）总值为7千亿美元，而中国的外资净资产为1.8万亿美元。

巴西低储蓄率的另一面是旺盛的消费，占到GDP的61%。向国内消费者提供贷款的业务正蓬勃发展。这部分是由于其国有银行巴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向国有大公司和一些其他企业提供贷款补贴。这限制了借贷的机会，私人银行只好另寻出路。

巴西经济有两点优势。它的劳动力人口快速增加，而且其自然资源丰富，足以满足新兴市场空前的工业化需求。巴西和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绝大部分卖到了中国。感谢丰沛的阳光和水，其广袤的耕地异常肥沃（某些地方一年三熟都有可能）。其东南沿海的盐下层储油层至少蕴含130亿桶原油。

商品的繁荣和油田的探明有助于巴西摆脱国际收支账户的窘境。受高利率引诱和对石油投产后的收入预期，外资纷纷涌入。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强势货币有损资源行业以外的出口商的利益。

对这种“荷兰病”的典型药方是提高生产率或者降低不能从资源繁荣中获益的贸易行业的成本。今年八月政府宣布将会废除4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制鞋、服装、家具和软件行业的工资税。巴西在未来降本有足够的空间——简单瞄一眼就有：破烂的道路、高利率、高失业率、高税率和官僚主义。

巴西是这个世界上做生意最麻烦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银行183个国家中排名第127位。雇佣和解雇员工都很费钱，企业倒闭的程序好几年。税收体系复杂还常因为自相矛盾的规定而变得一团糟。圣保罗的一位经济学家吐槽说：“如果你诚实守信依法完税，那你一辈子都要会计和税务律师的协助”。

巴西的实际利率是全球最高的之一。央行的标准利率是12%而且有可能再次上调以抗击通胀，这比4.5%的目标高了不少。高利率部分是之前存款有害、借款有利的通胀的后遗症。储蓄文化还未萌芽，因此对信贷的需求大于供给。宽松的财政也是一部分原因。经济一直处于或高于全速状态。失业率6%，从没低过。巴西的预算应该很充足。政府过去三年拖延还债并挤出其他借款人。但一个长期债务市场需要按时支付公共部门工资和国家养老金的承诺。

巴西希望石油的发现会刺激而不是打击其他产业的发展。政府强调国有的石油巨头Petrobras，这个盐下层油田的独家开采权所有人，只能从国内采购设备。

涉足矿石、石油开采和物流的多元化巨富Eike Batista和韩国现代一起建造了一个配有造船厂的港口以满足本地化要求。他说“Petrobras的需求可以满足两个造船厂”。一个现代化的港口会鼓励外企在巴西沿海建造工厂，参与其国内市场。他坚持说“巴西不会陷入消费类商品的泥潭”。但有人担心巴西只是轻率的尝试国家主导的，内生型的工业化，而这以前以失败告终。

巴西和中国如果想要保持这种发展势头，需要不同的转型。巴西要提高储蓄和加大投资；中国要扩大消费。巴西资源丰富，而中国对此需求迫切。巴西缺少良好的公路和铁路，而中国的一些路则少有通行。巴西是个年轻国家，而中国历史悠久。曾经的巴西央行高官，现在在里约经营者一家叫Gavea Investments的公司的Arminio Fraga打趣的说,：“也许他们该合为一体”

印度的崎岖路

印度的主要挑战是中巴版的混合体。和中国一样，印度最近发展要快于一般的新兴国家，差不多有8%。它还可以做的更好些，毕竟它比中国要穷，所以向上的空间更大。投资占GDP的38%，是一个合适比例。印度的很多投资都是公司自掏腰包，这是其金融系统不成熟的表现。虽然塔塔这样的印度巨头们可以在国际市场融资，但绝大多数公司无法依赖外部资金。

和巴西一样，印度急需公路来连接其间距遥远的国内市场。它是个年轻的国度，2015年前劳动人口年均增长1.7%，甚至比巴西还高。但大多数印度人即便不是文盲也没受过良好教育。和巴西情况类似，公司需要对雇员做针对性培训以使其满足工作要求。一些奇怪的法律阻碍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腐败是基础建设项目的毒瘤。经济有过热危险，而现金账户为负。

这涉及了一个新兴市场的深层问题。过去他们没有好好的梳理国内需求。仅靠出口可以使他们得到发展，增加储备。现如今发达国家经济低迷，这条旧路不好走了，还提高了过去种种引起新兴市场危机的可能性：过量的政府支出、急速的信贷放量和通胀。IMF前首席经济学家Rajan说从中等收入转型到发达国家靠的是健全的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

对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再次发作的担忧意味着巴西和印度在缓解通胀压力上已经慢了。中国2009年通过令人吃惊的提高1/3的信贷幅度经受住了第一次外需减少的测验。这是对本国及全球经济的一次受欢迎的刺激措施，但也有对这些贷款如何有效利用的担忧。那些地方政府筹措的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尤其令人担心。

中国唱多者辩称说这对保持该国的资产平衡是很必要的，需要连接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与西部穷困乡村的道路来刺激内需。持怀疑论者说路山没什么车，铁路乘客寥寥，房屋空无人住。一些报道说大约2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已经违约。令人担心的是，一些曾蜂拥争夺中国银行股权的外资银行正悄悄撤离。美国银行在本土遭到了些麻烦，已经卖掉了其持有的一半的建行股份。

即便如此，保持总需求的稳定要比解决社会冲突或疏通停滞的工业这些使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停滞的问题要容易。哈佛大学的Dani Rodrik说：这不仅取决于协调良好的经济引擎，还要看调整的痛苦是如何分摊的。因阶级或其他竞争因素造成的社会分化在经济转型中会受到拖延。有规章有方法来解决争端、抚恤损失者的民主制度作用会大一些。

Rodrik把韩国经历1998年东亚经融危机（以及之前的困难）后的反弹之道和1980年代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遭受的暴跌做了对比。韩国的工业经受住了出口的考验所以它可以在其强大的工业基础上反弹。巴西没有这种优势。但韩国能如此快速的回复还因为各利益集团都愿意为经济的低迷承担一份责任。政府说它会竭尽所能摆脱危机，但企业也要做好分内事避免裁员，工会则要抑制他们的工资需求。在巴西则刚好相反，每个人都想把生活水准下降的痛苦转嫁给他人。通胀肆虐，巴西的人均GDP停滞了15年。

Rodrik说，中国的经济也许强大一些，但巴西和印度在处理伴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出现的社会流动性方面做得更好。这三个国家都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现今的经济表现良好，但经验表明会有些挫折。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不断的遭遇危机，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而其长期的一项特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的发行国——也遭到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