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公众要求复仇的强烈愿望可能并未得到满足,但是新的《巴塞尔协议》是合理的 2010年9月16日 两年前,雷曼兄弟的破产宣告世界经济步入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时期。随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地倒闭——或是接近于倒闭,监管者担心自动提款机无法运转,公司也不能正常发放薪水。第二次大萧条似乎再向人们招手。 人们为救援这些银行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包括国家担保、部分国有化、利率接近于零以及大规模财政赤字等。银行肆意挥霍的行为引起民怨沸腾。金融部门肯定会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被改革吗?当时,美国创立了一个新的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且把赌场似的投资银行业从零售银行业中分离出来。 两年过去了,金融业的面貌略微有些变化。以对冲基金为例:金融危机让它们的资产缩水了大约1/4,并迫使许多平庸的对冲基金倒闭。许多私人客户发现这些自称超级明星的对冲基金可能赔钱,因此满怀厌恶地拂袖而去;客户基础越来越被机构所掌控,它们应该坚持要求扩大透明度和改善风险管理状况。在私募股权行业中,2006到2007年的那些交易表现拙劣,导致这些公司更难募集资金;一家名为Candover的公司行将就木。 但是,银行是最要紧的;而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发生的变化何其之少!许多银行仍是“大而不能倒”,银行活动中赌博的一面仍与平常的吸储业务相混淆。银行家再次挣得巨额奖金。情况怎么能是这样? 拆分银行可能满足纳税人复仇的愿望;但是,人们并不清楚这能解决哪些问题。盎格鲁-爱尔兰银行和北岩银行之所以倒闭,既不是因为规模太大,也不是因为投机倒把:它们属于以传统方式倒闭的典型的“业务范围狭窄”银行——它们以借入的短期存款发放长期贷款,而用作抵押的财产最终却被证明是高估的。西班牙银行业面临的问题显示出,拥有大量小银行的金融系统不一定就更安全。 然而,这场危机令人痛苦地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全球银行系统需要新的国际准则来规范借贷纪律,防止任何将业务转移到监管力量最弱的外国政权的诱惑。一套称为《巴塞尔协议Ⅲ》的新规定已经被提出来了。它们可能不会让激进分子满意,但很可能会收到效果。 这些新规则旨在确保各家银行在面临下一场危机前拥有更多资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坏账问题。一级资本充足率将提高到7%,这一比率略低于人们的预想,但是仍然比这场危机发生前高出很多(在2007年底,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只有3.5%)。 时间安排方面较为可疑。德国等国逃过了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打击,在这些国家的压力下,新规定将缓慢地分阶段实施,最终期限定在2019年。监管者认为这些规定相当严厉,但批评人士觉得最终期限定的太过宽松了。银行股在《巴塞尔协议》宣布后应声而涨,这让愤世嫉俗者更怀疑银行得到了太多时间。 银行系统的资金状况目前看上去并非严重不足。美国、英国和瑞士的许多大型国际银行已经达到了新的要求。至于其他没有达到要求的银行,在这样一个信贷已经不足的时期,立即强制要求它们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只会阻碍它们对企业放贷。 请出台更多规定 这些规定就其本身而言是合乎道理的,但人们还需要做更多事情。特别是,监管者处理“局外人”——即那些在金融危机中损失高于平均水平的银行——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创立监管者能把债务一笔勾销的债务层——或者如有必要的话,将它们转化为股票。国家级的监管者还应该强化针对反周期资本的规定,从而要求各家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而不是不景气时期加强资产负债表;这将有助于防止类似2005年到2006年的无节制放贷状况重演,并在经济低迷期给银行提供缓冲垫。对那些属于“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来说,它们还需要额外的规定。一些银行需要进一步减少它们对短期借贷的依赖性。 这些改革不会让这些宇宙的主人在一夜之间变成模范市民。银行家曾包围过《巴塞尔协议》的最后一块领地,监管者这次将不得不戒备他们故伎重演的企图。但是,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最终应该能降低银行的风险、减少它们的利润率并控制奖金数额。这种惩罚似乎与银行造成的这次危机并不相称;但是,降低风险比复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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