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16] 第五代电影人

中国电影业

第五代电影人

Jun 16th 2005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1978年，中国的电影业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作为国家电影学院的北京电影学院在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关闭后重新开始招生。四年后，即1982年，153名学生毕业，他们被称为中国电影业诞生以来“第五代”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中国首批关注世界其他国家电影界的人。这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创意无穷的安东尼奥尼•米开朗琪罗和黑泽明的启发下倍受鼓舞，开始探索一种与毛泽东夫人江青所钟爱的枯燥乏味的样板戏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奥克兰大学教中文的保罗克拉克教授写了一部内容全面，视角敏锐的著作记述这段时期制作的电影。他重点关注十位导演，包括陈凯歌和张艺谋。前者以《黄土地》（1984）引领了这次电影运动。后者是这批人中最成功的一个，他导演的《红高粱》（1987）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使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这阵电影新浪潮。

1982届毕业的这批人中有很多曾经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送往农村，在那里遭受了许多屈辱。陈凯歌被指使告发自己的父亲。张艺谋有个当摄影家的初恋爱人，他为了买一部相机被迫卖血，后又不得不用厕所的水来冲洗胶卷。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最先制作电影时就就鲜有提及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不过过于直白的批评仍然是一种禁忌，所以第五代电影人广泛使用隐喻的手法。《红高粱》中粗鲁的日本兵形象是否暗含着对近些年才发生的事情的讽刺？国外评论是这样怀疑的，但是张艺谋出于顾虑闭口不谈。而陈凯歌在《大阅兵》(1986)这部讲述军事训练的故事的电影中以中国国庆35周年在天安门举行的阅兵庆典结尾，这个细节其实可以解读为对制度化的讥讽。

第五代电影人让官方头疼不已，虽然有关当局乐于接受中国电影在国外赢得的赞誉，但另一方面总是担心自己受了蒙蔽。两方之间的疑虑有增无减。讲述1979年中越边境纷争的人文主义电影《鸽子树》被禁，因为有关部门认为它展示了敌人值得同情的一面。田壮壮曾特意在日本完成了电影《蓝风筝》的拍摄，用来展现文化大革命完整的一面，他说他自己制作电影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于是，邓小平立即要求他的工资也在21世纪再领。

 然而，最让第五代电影人感到窒息的不是出于官方的反对，也不是因为年青一代观众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影越来越无动于衷，而是源于中国内部发生的经济巨变。花样繁多的娱乐活动使得电影院票房急剧下降，而数量虽少却极受欢迎的好莱坞电影给他们施加了又一重压力，他们不得不更改中国电影的内容，以模仿好莱坞电影的方式同后者展开竞争。

最先毕业的第五代电影人中许多人已经不再制作早前那种风格的电影了。其中一些人转而拍摄动作片，其他人，比如陈凯歌和张艺谋，开始拍摄服装华丽价格昂贵的电影大片，有时候这些电影的制作成本远远高于剧本上的投入。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迷失了。拿李少红为例（作者出于一时失误将她写做李少杯），她于1990年因拍摄的《血色清晨》而一举成名，这部极具震撼力的电影是《预知死亡纪事》的中国版。最近她以一部风格独特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成功地赢取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喜爱。而《红高粱》的摄影者顾长卫则以其导演的处女作《孔雀》再次赢得了公众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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