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关注
条款和结果
商业周期在检测新规章时很重要
Oct 29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美国政策制定者现在正扳动所有的开关企图复苏经济,从财政刺激到定量易化无所不用。唯一的巨大例外就是法规政策。从环境保护到银行监督,最近几年内规章手册越变越厚。共和党批评巴拉克·奥巴马,认为这造成了现在的经济不振。他们提出,把这些规章废除,经济就会恢复活力。一派胡言,财政部反驳道。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里,经济政策助理秘书简·艾伯利仔细检查了企业债券收益率,企业利润和其它指标的表现。她没有找到任何公司因为规章不确定性而不进行招聘或投资的证据,罪魁祸首是疲软的需求。
但是即使规章不是主凶,它还有可能是共犯。规章制度迫使公司改变行为,从而提升成本。如果产生的效益-不管是空气更清洁还是银行更稳定-表明其成本升高是值得的那还可以接受。自从罗纳尔德·里根上台以来,历届总统都要求联邦监管机构在引入新规章时证明这一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效益成本分析不应只考虑公司为了遵守规章的额外开销,以及消费者承担的由于新的规章造成的额外价格。该观点认为,那些因为规章失去工作的工人的损失也应该包括在内。
美国的监管机构确实会例行估计新的规章对就业的影响,但这些估计值在计算规章成本时并不入账。这听上去很怪,其实不然。理论上来讲规章会重新分配经济输出,导致一部份输出从刚刚实施规章的经济活动转移到规章较少的经济活动,而不会减少总量。该计算假设,平均来说因为新规章失去工作的工人会找到新的薪水大约一样的工作。
在一些情况下,规章引入还会需要更多的就业。智囊机构“未来资源”2002年的一份研究表明在四个高污染行业-纸浆和造纸业,塑料制造业,炼油业和钢铁业内的强制性环境开销最终造成就业反而微微升高,这是因为规章造成公司把开销从受到监督的业务转移到监督较少的其他业务,而这些其它业务往往更劳动力密集。
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尔·格林斯的研究得出一个更让人清醒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清洁空气法案将全美国根据某些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分成了两部分,达到联邦标准的“达到”郡和污染面临监管机构更严格监督的“未达”郡。消除了几个因素的影响之后,格林斯通发现1972年到1987年之间那些面对更严厉规章的郡内的污染工业比其它郡多损失了59万个工作岗位。
这些工人怎么样了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他们很快在其它郡或其它行业找到类似的活,那么总体上来说经济并没有变差。而实际上就业变化很少是这么一帆风顺的。工人的薪水一般都是和他的特定知识和经验联系的。被迫转换职业,雇主或工作地点都摧毁了一部分人力资本,使得工人的终身收入潜力降低。芝加哥大学的史蒂夫·戴维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提尔·凡瓦彻特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估计,以现值来计算,一名男性员工的未来总收入会因为一次被裁员而降低11%。 在经济衰退期,失业时间较长造成更大的人力资本流失,这个数字会升到19%。
将这些结果加入到收益成本分析内是否会造成许多新规章不应实施呢?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乔纳森·马苏尔和埃里克·坡斯那认为是这样的。他们最近的一篇论文检查了环境保护局(EPA)限制纸浆厂和造纸厂污染排放量的一项规章。EPA估计这项规章的收益超出成本2千7百万美元,它也预计有900名员工,该产业总雇员数的1%,会因此失去工作。在算入这些工人因此减少的终身收入后,两位教授总结该规章的成本超过收益6千3百万美元。
监管机构偶尔确实会以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为由而推翻某条规章。奥巴马九月在命令EPA不要实施降低臭氧排放标准的规章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例。用奥巴马的监管总长,凯斯·桑斯坦因的话来说,这条规章面世时不巧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但是马苏尔和坡斯那认为不把就业因素加入收益成本分析,而做出以就业为考量的决定会造成规则制定变得“随意且不连贯”。问题也可能在反方向发生:政治上敏感的就业损失会造成好的规章被扼杀。
桥和周期
理想情况下,收益成本分析不仅仅会考虑新规章造成多少员工失业,也会考虑所涉及的产业性质,附近其它就业机会的多少,被裁员的员工的技术水平以及很关键的一点,商业周期目前所处的阶段。马苏尔和坡斯纳把这样的分析和公共工程进行比较。政府在收益超过成本时应该造桥。这种利弊的权衡在经济衰退时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雇佣建筑工人的机会成本下降了,他们在经济不景气时较难找到其它工作来源。基于同样的道理,在经济衰退时因为失业成本可能更高,此时废除一些规章,剥夺其对消费者的好处也许比平时这么做更易于接受。
正如财政和货币政策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法规政策也许也应该如法炮制:在失业率高的时候放宽规章,失业率低的时候收紧规章。将就业考量加入到法规政策中的经济学还处于萌芽阶段。桑斯坦因称其为一个“前沿问题”。考虑到美国就业市场的抱歉状况,这是一个值得解答的问题。
感谢译者 nayilus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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