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7] Smart work 明智的工作

2010-10-29 23:02| 发布者: Somers| 查看: 6414| 评论: 8|来自: translating

摘要: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世界经济特别报道 Smart work 明智的工作 Faster productivity growth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rich economies’ revival 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将成富国经济复兴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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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特别报道

明智的工作

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将成富国经济复兴的重要因素

Oct 7th 2010

经济学中最像灵丹妙药的莫过于生产率增长，尤其是对步入暮年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工人辛苦劳作一小时的产量变多时，生活水平上升，政府有更多资源还债和支持无法工作者。随着富裕国家摆脱金融危机，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可能抵消不利的人口统计的阻力。但生产率增长防缓则可能雪上加霜。

工人的生产率取决于其技能、帮助他们开展工作的资本的投入量以及“创新”（产生可带来新产品及更高效商业做法的创意的过程）步伐。金融危机和深度经济衰退可从若干方面影响这些变量。正如本特别报道主张的，如果长期失业率上升，工人的技能可能退步。金融部门混乱，需求不确定令企业不愿投资，也可能降低资本形成率，延迟会提高工人效率的厂房升级及IT采购。

金融危机也可能影响创新步伐，但方向尚难预料。由于企业大幅削减研发支出，因此深度经济衰退可能减慢创新步伐。但需求疲软迫使企业反思其产品及成本结构，最弱的企业将被淘汰，从而深度经济衰退也可能提高效率提升的速度。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称，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效率提升最快的时期，当时到处是大规模重组。

旧路重行

几乎每个富裕国家的政府都有过非凡的新“创新战略”。工业政策在最可靠的捍卫者——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误入歧途之后，即不再流行；但现在又卷土重来。但这些政策通常以补贴社会关系良好的行业和产品告终。这种补贴最热衷于“绿色技术”。

2008年法国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措施的一部分；法国承诺帮助生物科技企业，但也向刚好需要资金的传统制造业投入大量资本。2009年英国仿效法国，成立“战略投资基金”。日本也重新加入这个游戏。6月，刚刚活跃起来的经济贸易产业省（METI）推出一个计划，意图促进从环保产品到机器人等五个战略部门。但是，以往的工业政策试验，从法国创建政府经营的国家通信网络的尝试——微电信（Minitel），到西班牙强力起动太阳能产业的巨额补贴，都表明政府不太擅于选择有前途的部门或产品。

更重要的是，政客当前集中于借助激动人心的高科技突破，促进生产率增长，这种做法忽略了真正推动创新的一个重大要素：更好的商业流程与管理方法的推广。这种创新通常源于竞争压力。在促进新创意方面，政府只要不挡路，就是最好的支持。对经济中管制最严、竞争最小的部门（比较显著的是服务业）而言更是如此。

为了了解为何竞争如此重要，让我们考虑一下富裕国家近来的生产率发展历史。在经济衰退前夕，工人每小时产量的增长速度持续防缓。“全要素生产率”（对资本及工人的总体利用效率的衡量标准，是经济学家衡量创新速度的最佳指标）的增长步伐也是如此。但这种大趋势掩盖了相当大的差异。

在过去15年间，美国的潜在生产率增长——根据经济周期波动加以调整——已经大大超过大多数其他富裕经济体（见图12）。工人的每小时产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骤增。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计算机及软件上的投入。起初这种进步由技术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推动。从2000年起，效率增长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尤其是零售及批发等服务业。对此美国经济的自由化及竞争性功不可没。进步是惊人的，但在这个年代中期以后放缓了。

欧洲生产率近来的发展历史几乎与美国一般无二。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借助于从大洋彼岸引进经过检验的创意，欧洲大陆的每小时产量增长速度超过美国（见图13）。归功于这一急起直追的过程，到1995年，欧洲的每小时产量达到美国的90%以上。但接着欧洲的速度放慢了。到2008年，该数据回到83%。这部分反映了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这一改革将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带入了劳动力大军之中。为较高就业率付出这样的代价看来倒也挺值。但欧洲生产率绩效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是，欧洲没能从其服务部门榨出生产率增长。

格罗宁格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马塞尔•蒂莫（Marcel Timmer）和罗伯特•因卡拉（Robert Inklaar）、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的玛丽•奥马奥尼（Mary O’Mahony）及商业研究机构“世界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巴特•凡•阿克（Bart Van Ark）即将出炉的欧洲发展历史仔细剖析了各国及各行业的统计数据，在欧洲内部发现了相当大的差异。芬兰和瑞典提高了生产率增长，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相当缓慢。欧洲还在某些部门表现优于其他地区；例如，电信便是一个亮点。但总体上，相较于美国，欧洲企业在服务和创新型商业做法上的投入相对较少。麦肯锡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欧美在1995年至2005年间的生产率增长差别，有三分之二可用“本地服务”（如零售及批发服务）的差距来解释。

欧洲的服务市场比美国小，分裂在各国，受到严格监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跟踪了1998年以来各国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监管情况。该组织衡量了国家控制程度、竞争壁垒及创业障碍，对各个市场从0分到6分进行评分（0分表示限制最少）。总体上，产品监管的绝对水平在1998到2008年间下降了，各国之间的差异减小了。美国及英国均获最佳得分——0.84分。欧盟平均得分为1.4分。但在服务业方面，差异较大，欧洲的进步小很多。

在专业服务方面，OECD给欧洲打的分数高出美国整整一倍（意味着欧洲的限制是美国的两倍）。正如麦肯锡的报告指出的，许多欧洲国家充斥着反竞争的规定。意大利和德国对建筑师及律师的收费实施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公证人以及希腊的药房被禁止为其服务做广告。这些约束限制了高效的新企业竞争市场份额的能力，纵容现有企业，提高整个经济领域的成本。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裂之后，该国生产率增长剧降。正如本报道上节所述，一个原因是没能果断解决拖累银行的坏账，这些坏账支撑起低效率的“僵尸”企业，而不是迫使它们进入清算程序。这意味着可用于贷给新兴企业的资本少了。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竞争。日本的服务部门与其世界级的制造企业不同，是支离破碎的，得到保护免于国外竞争，受到严格监管，所以没能攫取信息革命的好处。

多年来，日本做出了各种努力进行监管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解放能源市场和移动电话业，到20世纪90年代末解除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这些努力带来了一些成果。不同于欧洲，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000年后开始改善。但改革太过温和，再加上投资持续走弱，从而不能为日本的总体生产率前景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学学瑞典

瑞典提供了比较鼓舞人心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其银行业崩溃结束后的时期，瑞典不仅快速清理了银行，而且着手进行彻底的微观经济自由化计划。政府改革了税收和养老金体系，解放了整个经济领域——从航空、电信和电力到银行业和零售业。拜这些改革所赐，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瑞典的生产率增长从1980至1990年间的平均每年1.2%，加速到1991至1998年间的每年2.2%和1999至2005年间的2.5%，令人侧目。

瑞典的零售商表现尤其惊人。麦肯锡发现，1990年零售业生产率低于美国5%，主要是因为密密麻麻的规定使商店规模小很多，竞争也弱。地方法律限制了大商店获得土地的机会，现有零售商串通起来设定价格，固有的产业链迫使供应商排斥廉价的竞争者。但在1992年，法律被修改了，以弱化对城市用地的限制；瑞典加入欧盟和新竞争管理机构的成立，也增大了竞争压力。大型商店和纵向集成的产业链迅速赢得市场份额。到2005年，瑞典的零售生产率超过美国14%。

零售银行业务的改组是另一个成功案例。由于金融危机和加入欧盟而推动的合并加剧了竞争。新的利基参与者引进了创新性的产品（如电话和互联网银行业务），这些产品随后扩散到更大的银行。许多分行关闭了。到2006年，瑞典成为欧洲分行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1995年到2002年，银行业生产率每年增长4.6%，远远快于其他欧洲国家。瑞典的银行生产率从略慢于美国变成略快于美国。

这一切都表明，对于许多富裕国家而言，通向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的最短路线是利用危机来解除对服务部门的管制。法国银行（Bank of France）和OECD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1984年至2007年间15个OECD成员国的20个部门。研究发现，减少对“上游”服务的管制不仅将对这些部门的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对经济领域中的其他部门也有显著影响。道理很简单：更高效的律师、经销商或银行使整个经济中的企业生产率得以提高。法国银行计算得出的潜在收益之大令人惊愕。在样本中的典型国家，摆脱掉单一价格、市场准入及其他限制竞争的规定可将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足以超过现有速度一倍有余。

摆脱掉全部反竞争规定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即使是采纳“最佳做法”这样比较小的目标，也将带来很大的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算得出，如果各国减弱管制到限制最少的三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则年生产率增长在美国将提高约0.2个百分点，在欧元区将提高约0.3个百分点，在日本将提高约0.6个百分点。欧洲和日本可获较大好处这一点反映了有待完成的自由化工作量。在欧洲和日本，采用最佳做法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将差不多抵消掉不利的人口状况造成的增长阻力。

即使是美国也会得到好处。但很不幸，随着奥巴马政府推动通过了从医疗到金融等行业的新规则，管制的钟摆正摆向相反的方向。迄今为止，损害可能比较有限。奥巴马先生的许多管制变动，从更严厉的燃料效率要求到对深水钻井的控制，都旨在使消费者和环境受益，而非控制竞争和保护现有企业。白宫的一些主意，例如彻底改革宽带互联网入网接口，事实上会增强竞争。危险最大的是金融业，美国的新规则很可能妨碍创新。

意料之外的榜样

目前最积极地应对自由化挑战的国家是希腊。该国的债务危机为其赢得了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声誉。在IMF及其欧洲伙伴的压力下，希腊政府开始了现代历史上最激进的一次改革，以发挥其生产潜力。

这再次涉及到解放向来受到保护的服务部门。迄今为止，主战场一直是货车运输业。在希腊坠入危机之前，该国的货车司机需要特殊执照，而几十年来没有授予过一张执照。因此，执照在二级市场上以300,000欧元的价格转手，抬高了希腊需经道路运输的一切物品的成本。但根据希腊政府最近通过的一项改革，执照数量预计会翻倍。希腊的货车司机罢工抗议，但政府不为所动。律师和药剂师也在自由化的名单上。

如果希腊能够坚守计划，它将像瑞典一样，证明危机能够带来有价值的机会。如果希腊不是差点违约，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经济紧急援助的附加条件，该国的领导人是不大可能下定必要的政治决心的。

其他地区迟缓的改革进展突出了这一点。在执照及许可证体系复杂化方面，德国在30个OECD国家中排名25。德国小心翼翼地解除管制：最近削减了对建筑师定价行为的限制，并使烟囱清扫工更容易进入市场。

两名法国经济学家雅克•戴普拉（Jacques Delpla）和查尔斯•维普罗斯（Charles Wyplosz）主张应该补偿现有的服务提供商，以使他们接受竞争。这两名经济学家认为补偿法国出租车司机以解除管制将花费45亿欧元。但收买改革的输家可能没有太大吸引力。

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可能是轻松解决国家对自由化的阻力的另一方法。正如前欧盟竞争专员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在最近的行动号召中指出的那样，服务业占了欧盟70%的GDP，但这些服务中只有20%跨越了国境。欧盟的《服务指令》本应该推动服务业的跨国竞争，但已被证明是相当无力的。

政府怎样才能帮忙

政府方面的行动主义并非总是帮倒忙的。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重要的。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产生了原始的创意，制药企业再将这些创意变成有利可图的药品。美国国防部创造了互联网的雏形。用于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的公共开支也很重要，但到底有多重要经济学家尚有争议。政府能够用税收减免和补贴来鼓励私人研发支出，而且有证据表明较多的研发支出总体上推动增长。其他研究表明研发支出较多的企业通常会更快地采用其他创新。

但由于研究已经变得更为全球化，也更集中于软件而非硬件，这些鼓励创新的传统方式可能关系较小。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来，中国单独就占了全球研发支出增长额的三分之一。大企业在许多国家设有研究机构。设想出新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旧产品、提供旧服务的更好方法，日益需要跨国界、跨企业的合作。正如哈佛大学的乔根森（Jorgenson）先生指出的：“想想谷歌，不要闭门造车。”

在这个更为易变的世界，旧的政府激励措施，如税收减免和补贴，可能对促进创新的作用要小于更有想象力的诱导，如奖励企业的突破性创新。更努力地清除剩余的合作壁垒（从高技能移民限制到过分僵化的用地规则），也应该会有帮助。

简而言之，明智的创新议程将会与大多数富裕国家政府可能喜欢的大相径庭。这个议程将较多地关注解放市场，较少地关注挑选赢家；较多地关注为好主意的萌发创造合适的条件，较少地关注绿色工作等承诺。但奉行这种政策需要勇气和远见——而大多数富裕经济体并未展现出足够的勇气或远见。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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