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29] 宗教与经济：神圣相关性

宗教与经济

神圣相关性

宗教信仰影响经济行为——但不总是直接相关
060 International - Religion and economics.mp3
Oct 29nd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当自己眼中高风亮节、勤俭节约的欧洲清教徒地区绞尽脑汁解决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的债务问题时，宗教派系可能影响人们储蓄、工作和消费方式这一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有吸引力。阿拉伯暴君的颠覆使得这种类似的探寻更加紧迫：伊斯兰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具备了走向繁荣昌盛的法律和社会条件了吗？

显而易见，许多当代宗教领袖对于经济有着强烈的看法。在西欧，有组织的基督教常常在主张平等主义的左派阵营中发出温和的声音。本月发生在伦敦的反银行家抗议活动起初在圣保罗大教堂发现了一个友善的基地，可以安营扎寨。（最近几天，伦敦主教理查德•查特斯（Richard Chartres）对抗议者下了“逐客令”，同时也承认抗议者已经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在美国，宗教界声音对资本主义秩序即扬又贬。同时，在经济与伦理之间的界限上，许多宗教领袖已扛起了气候变化事业的大旗，敦促人们改变行为方式，仅管澳大利亚红衣主教乔治•佩尔（George Pell）于本周在伦敦对一群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发表的演说有些逆潮流而动。

但关于宗教与行为最扰人兴致的理论是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最著名的当属现代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论。他指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韦伯注意到，德国的清教徒地区比天主教地区（在19世纪）表现良好，他认为清教徒的“内心的孤独”（即，清教徒永远不确定在上帝眼中是否已被救赎）使得他们工作更加努力。不像许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形式，清教徒没有神秘的赦罪仪式。

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的萨沙•贝克尔（Sascha Becker）在实际生活中测试了韦伯的理论，称韦伯的观点有对有错。德国清教徒地区的确繁荣昌盛，但并不是因为神学或心理学。清教徒希望男孩女孩都能阅读《圣经》；识字率上升促成了更快的发展。但是对于特定的教育水平而言，则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平分秋色。“人们是否是清教徒或天主教徒没有区别，”贝克尔称。此外，诸如巴伐利亚州的德国天主教地区富裕程度最高。

美国社会学家皮特•伯格（Peter Berger）发现，韦伯的理论在拉丁美洲有一定的合理度。在拉美，清教徒（尤其是五旬节少数派）的表现要比天主教多数派突出。不管在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比起近来天主教强调“解放”穷人阶级，信奉个人主义的清教徒的“繁荣福音书”在向上流动的社会阶层中更受欢迎，它将财富成功与天赐恩惠联系在一起。韩国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移民到美国）在经济崛起时常常从佛教皈依到新教门下。所有这些反映出一个事实：某些新教（和许多伊斯兰教派系一样）很容易嵌合遵纪、反思性的生活方式。如果不产生经济效果才是怪事咄咄。

但是许多将教义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尝试都遭遇了例外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奥斯曼帝国（和某些后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少数派在生意场上卓尔不群。然而，这并没有暗示在穆斯林中模式化的“宿命论”或“落后状态”；要点是公共服务或军事服务中的理想职位并不向非穆斯林成员开放。

同样，思考希腊的经济痛楚时，很容易设想出某种理论，将东正基督教（及其对人类软弱相对仁慈的态度）同腐败或裙带关系联系在一起。同西方基督教相比，东正教对“原罪”的观点不太悲观，对死者的祷告强调“生者有罪”。这种态度暗示了对恶行视而不见吗？很可能——但是然后试着解释为什么同其祖国同族人至少一样虔诚的希腊裔美国人在商业、教育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表现得非常优秀。美国的社会制度使得以诚实方式兴盛发达更为容易，貌似有理。

非常有趣的是，关于土耳其虔诚穆斯林核心地带的研究发现，伊斯兰教的虔诚和资本主义成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伊斯兰加尔文主义（Islamic Calvinist）一词已用于描述土耳其中部虔诚的商人。他们将宗教网络用于积累资本和拓展活动。当然，这并没有证明穆斯林信念是如何塑造人们行为的。和所有伟大的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是一个复杂的信仰体系，且人们通常强调对他们有吸引力的宗教特点。土耳其虔诚的生产者喜欢《古兰经》中赞成诚实交易的内容。然而，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提姆耳•库兰（Timur Kuran）教授称，伊斯兰宗族法律中的遗产继承规则可能通过使得积累财富更加艰难从而减慢了过去的发展。如果属实，那么现代土耳其可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有利场地：世俗法律结合莫斯林加尔文主义的勤劳和某些意义上的清醒。库兰最新的研究关照了印度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情况。他认为，穆斯林商人相对不佳的表现反映出印度教允许家族财富积累的惯例，而伊斯兰教则通过把遗产委托给远方族人挥霍了财富。这种差距出现在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而且似乎仍持续存在于今天的印度社会中，因为在印度宗教信仰不同，家族法律就不同。

库兰教授称，一个问题在于由宗教激发的社会制度比宗教教义变化得更慢。即使建立在一次完成的天赐启示基础上的文本信条都会很灵活地对新的经济环境做出反应。但在他看来，伊斯兰世界已经被诸如教产（一种伊斯兰慈善组织，人们有时借此为家人创造工作）之类的社会制度拖累了。最后，与晦涩难懂的神学相比，法律和社会制度似乎给人们的世俗成功造成了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