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2] 边缘以外

反欧盟力量

边缘以外

平民主义者的崛起威胁到欧元与欧盟的存在

Nov 12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排外情绪一瞥

欧洲现在处处可闻不和谐之音。反穆斯林者，反精英者，反全球化者以及越来越多的反布鲁塞尔的平民主义者在北欧各国中占据一定的分量，此外在荷兰人和弗兰德人中，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以及在东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数目也不容小觑。他们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是全都声称自己代表了法国最早的战后平民论者Pierre Poujade口中的“被剥夺的，无所依存的百姓”。

这些运动有时被说成新法西斯运动。其中一部分的确如此，此外所有团体都多少带有让人厌恶到无法忍受的观点。不过武断地把他们划归为法西斯主义者，并因此驱逐出欧洲政治生活之外来获得安全感，对于追求自由的主流社会而言只是自欺欺人。在过去几年里，平民主义者已经有办法将自己与新纳粹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他们中很多人支持同性恋者和妇女权利（他们认为这样做比欺压穆斯林要好得多），并且很多人狂热地支持以色列。他们必须留在这儿。

欧洲的平民主义者不太可能组建政府，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并且也无法做好执政的必要准备。然而，主流政治家不知道怎样赶走他们。因此他们所纠缠和厌憎的事物即使在那些永远不会给他们投票的人群中也常常引发热议。

有三个原因可以说明这一点很重要。首先，因为欧元和它所依附的独立央行是超凡的精英项目。欧洲政治阶层的最高领导人下令说欧洲需要使用自己的货币。于是他们迫使本国的经济体于20世纪90年代融合在一起，同时巧妙地策划完成了发行新纸币和硬币这一昂贵又复杂的工作。既然事实证明技术治国论者将事情搞得一团糟，那么反技术治国论者就要开始获利了。其次，平民论者都是民族论者和贸易保护者，他们既不同意付钱拯救欧洲外围陷入困境的国家，也不同意搞经济结构改革促进欧洲经济增长。最后，平民主义者助长了人们对布鲁塞尔以及所做工作的广泛质疑，这限制了可用的拯救欧元的方案。

为了理解平民主义者是如何深入人心的，有必要看看荷兰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曾经是以包容和支持联合著称的欧盟成员之一。一位电影导演Ian Buruma在研究Theovan Gogh在2004年遭激进的荷兰穆斯林谋杀案时，使用“摄政者”一词描述了当代荷兰精英群体。单纯瞥一眼Frans Hals对17世纪统治阶级的画像，就可以发现二十一世纪的摄政者并无两样，他们永远为自己考虑，从不在乎平民百姓在忧虑什么。

在荷兰，牛肉是由创造“饮食城”的土耳其移民带来的，而摩洛哥移民家庭调节卫星电视去接受国外的信号。摄政者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急于将移民同化进来。2000年初，一位活跃的同性恋大学讲师Pim Fortuyn 谴责了因为摄政者的无动于衷而造成穆斯林无法忍受的状况，从此开启了政治生涯。

那么这和欧洲有什么联系呢？首先，什么联系都没有。但是在2002年，当Fortuyn也被谋杀后（凶手是动物权利保护者，不是穆斯林），另一位荷兰政治家Geert Wilders承担了使命，他加大力度宣泄公众对于欧盟联合的摄政计划的愤恨。

随着欧盟从6个国家扩充到27个国家，作为创建者之一的荷兰感觉自己的影响正在慢慢流失。他们曾是欧洲基金的得益者，而现在却是单纯的捐献者。他们感受到自己不得不吸收更多的东欧移民作为劳动力，这使国内的就业市场则受到威胁。有时候欧盟会强迫它实施不受欢迎的决议，例如对独具特色的宗教性的荷兰住房协会具有歧视，又如因为土耳其即将正式加入欧盟，因此就可以免于其他国家必须参加的移民检查。

反欧洲情绪于2005年开始清晰，荷兰人在公民投票中以62%比38%的压倒性优势反对一项在欧盟设立新宪法的提议。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政治科学家Andre Krouwel说，这是荷兰精英阶层首次屈尊纡贵向普通百姓征求对于欧洲事务的意见，结果发现即使对欧洲毫无抵触情绪的百姓也发现那项宪法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

由于一方是Wilders的自由党，另一方是反全球化的社会党，支持欧洲与全球化的中间党在荷兰政治中饱受排挤。过去中间党派总是赢得80%到90%的票数，而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的票数仅为54%。同时，Krouwel认为Wilders的微博吸引了40%的媒体对于政治的报道，而他的政党在荷兰议会中仅占16%的席位。他补充说：“他破坏了荷兰追求意见一致的民主。”

相似的事例在整个欧洲层出不穷，不同的只是细节而已。正统芬兰人党与其说是反穆斯林，倒不如说质疑欧洲。丹麦的人民党和瑞典的民主派饱受移民困扰。意大利的北部联盟深深鄙夷那不勒斯和碌碌无为的南方，同时也看不起移民和欧盟。保加利亚的弗拉芒利益党支持弗兰德独立。法国人民阵线受其过去由Marine Le Pen 带来的法西斯和反闪米特倾向萎靡不振。匈牙利的Jobbik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党”）甚至还未开始改变其铁靴政策。

不过这些事件的隐含意义是一致的。布鲁塞尔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Heather Grabbe将之称为“对精英阶层发泄不满的政治策略”。这种不满让政治场所为平民主义者带来危险。在Jörg Haider 的自由党于1999年的奥地利大选中赢得27%的票数后，它加入了联合政府，可是在2004年加入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它仅获得6.3%的票数。失势之后，奥地利的平民主义者（现在已经分裂为两个政党）预计总体实力在四年内能恢复到30%的支持率。

这些日子平民主义者宁愿一半时间留在政府内，一半时间自由行事，那样他们就能争取实现某些政策，如移民政策，并且不必像部长那样不得已而做出艰难的决定。Pia Kjaersgaard带领的人民党使用的就是这种策略，它于丹麦在夏季结束大选前在制定移民政策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阿姆斯特丹大学的Sarah de Lange说，这些党派彼此商讨应对方案。丹麦的例子让Wilders（如图）深受启发，他同样支持荷兰的少数党政府，但是又不是政府中的一员。

荷兰的财政部长Jan Kees de Jager说这种策略让荷兰身处欧洲却毫发无伤。荷兰政府可以通过召集反对中心党的支持来通过欧盟法律，而避免Wilders的任何干涉。调查表明这种路线存在一定意义，因为从最为模糊和概括化的角度来说，荷兰支持“欧洲”的程度近年来并没有大幅度下降。

但是这种论断不完全让人信服。荷兰人对于主权的态度更强硬了。从布鲁塞尔回到海格法庭的政治家抱怨自己无法达成理想的交易。花荷兰人的钱去拯救德国经济的点子不受欢迎。如果为了拯救欧元不得不举行另一次公民投票的话，政府很难赢得胜利。

不要奢求感恩

此外，荷兰人投票反对欧洲宪法，这是整个欧洲范围内广泛掀起反对欧盟的运动中的一部分。宪法的本意是为了革新欧盟摇摇欲坠的法律机器，并且让布鲁塞尔更加平易近人。但是百姓们不是无法理解，就是毫无兴趣。宪法经过法国和荷兰的拒绝后，以里斯本协议再次出现，却再一次遭到拒绝，这次说“不“的是爱尔兰，他们举行了公民投票。以协议形式出现的宪法从开始制定到于2009年勉强成为法律历经8年时间。宪法试图以赢得二分之一公民投票支持的民主法律巩固欧盟统治。而十国政府背离了民主投票的承诺。

意思显而易见。无论一些平民主义者的观点如何让人不满，在欧盟某些问题上他们不无道理。普通的欧洲百姓将布鲁塞尔看做遥远的精英阶层（见表2）。事实上，欧洲的计划从始至终并无两样，都是试图达到最好的目标。


回望过去，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57年成立。用2011年的观点评析，那时候的某些修正行为或许不够民主，但事实上却激发了治理国家的潜力。二战后，很多欧洲人担心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战争会形成骇人的恶性循环而再一次上演。他们陷入德国复仇主义和共产党接管欧洲的噩梦中。欧洲平息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摧毁西方文明的疯狂举止，并决定由当时的摄政者继续治理。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设计师并不企图压制平民的政治热情，因为正是这种热情引发了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

无怪乎欧洲处理事务更接近会议室的讨价还价，而不是辩论议事厅上的唇枪舌战。英国前议员，同时也是欧洲事务评论者的David Marquand 说：“在欧洲计划中，关于政治有一项不为人知却又普遍存在的矛盾心态。建设者不仅仅想逾越国与国间的界限，同时也想逾越——毋宁说是逃离——乱哄哄，丑陋不堪，充满动乱和疯狂的政治生活。”

欧洲的规划者受公众对和平的渴求驱使，希望创建出来的组织被布鲁塞尔官员描述的“对外合法性”所承认，即欧洲人因为欧盟卓有成效而乐意接受它。但是目前而言，这并非事实。今天的欧洲人认为和平无足轻重。他们更关心欧洲是否可以带来预期中的繁荣。然而，欧盟也并没有在这一点上赢得公众的认同，因为各国领导人并未承认欧盟给欧洲带来了多少财富，他们将这些财富的诞生计入自己的政绩中。反而一旦发生什么坏事，他们就会划归布鲁塞尔的名下。

欧盟自身难保。像“共同体方式”，“常驻代表委员会”或“共同决定”之类的词大多是编造出来恐吓百姓的。真正的过程含糊的可笑。保加利亚的政客Paul Magnette 认为在欧盟有22种不同的立法程序，30种立法工具以达成最后的决议，这还只是算上欧盟职能的“第一支柱”。

这一切让人抱怨欧盟的“民主缺失”。可是这一说法缺乏根据。欧盟委员会（不由选举产生，但是必须得到议会的全体通过）只能推荐立法，并且帮助强化立法。新的法律需要得到各国政府部长以及选举的欧洲议会的支持。同各国首都比较起来，在布鲁塞尔一旦你看穿了套话和流程，几乎没什么信息和新闻可言。

欧盟所缺乏的不是民主，而是公众参与。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均如此。有一个小行业正努力研究方案来纠正这一点。直接选举出欧盟的总统怎么样？或者派遣议员在欧洲议会短期工作？还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就能阻止单个国家从其余26个国家里榨取油水？这些方案都无法改变欧盟远离公众，深不可测和精英主义的事实。无论它多努力，欧洲公民都无法爱上它——对于那些处处支持欧盟的人也不例外。在英国学者Anand Menon眼里，欧盟的“组织结构活该让人怜悯”。

点击我们的互动向导看看欧洲的经济困境

“公众舆论已经成为影响欧盟的新力量。”欧洲改革中心的主任查尔斯•格朗特，“它限制技术政治论者为所欲为。”一方面受平民主义者的反精英理论困扰，另一方面被深不可测的专家技术论者所限制，因此欧元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无任何因素保证欧元在欧洲，法国和德国的长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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