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6] 学而优则仕

技术官僚与民主政治

学而优则仕

Nov 16th 2011, 11:20 by J.L.P. and S.C.

对于希腊和意大利任命学术型经济学家担当总理，市场一开始是欢迎，随后却陷入忧虑。许多政治评论也遵从了同样的轨迹。然而以技术专家应对欧元区问题只是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广泛措施的一个侧面而已：在许多国家，危机已经瘫痪了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试图干扰或修复民主政治正常运作的创新及即兴发挥的措施。

也许最佳的例子是美国所谓的“超级委员会”。通常，所有财政决策都是由国会制定，由总统批准的。但在11月23日，来自国会两院各三名民主党人和三名共和党人将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将一个史前巨兽般的1.5万亿美元预算赤字拆分为十年来削减。而不管超级委员会提出何种方案，国会必须随即投票表决——但只能接受或者拒绝整个方案。不能修改方案或者像往常那样为某些条款单独进行表决。而且，如果国会否决一揽子方案，或者超级委员会未能提出方案，那么这1.5万亿美元赤字削减将自动强制执行。美国政客对于通过正常途径去削减赤字的无能为力深感绝望，他们已经用枪顶住了自己的脑袋。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像这样子的典型先例。

与此同时，在欧洲技术专家型总理仅仅是那些被招揽来帮助平衡预算和实施经济改革的最高级别专家。意大利不仅仅有一位经济学教授担任总理（马里奥·蒙蒂），它还认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核查它的改革方案。希腊已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洲委员会（欧洲备受赞誉的行政机构）这三巨头监管它的紧缩措施。意大利和葡萄牙也是如此。西班牙是一个有特殊启迪意义的案例。就表面而言，它的民主政治运作如常。该国预定于11月20日举行选举，如果民调无误，保守的民众党(Popular Party)将击败执政的社会党（Socialists）。然而在同一时间，现任政府已经与欧洲委员会达成一系列经济目标，而且事实上民众党领导人拉霍伊（Mariano Rajoy）将不得不把这些目标当作政策方向，就算他厌恶它们（应当承认，他的确是不喜欢）

通常，民主国家为它们推行的政策寻求公共支持，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调动这样的支持，当中选举是最为重要的。但为何发动公众的正常程序在此刻受到限制，这当中有特殊原因。在欧元区国家，欧元这种货币本身是不受欢迎的。根据德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最近一次民调，欧元区国家53%的民众认为单一货币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反之只有40%的人认为它是个净加成。在好年景里都难于号召公众支持紧缩方案；而要争取民众支持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货币的拯救措施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政客们已经邀请局外人来搅和他们的解决措施——现在有其他人要为他们所推行的紧缩措施而备受指责了。

美国的特殊因素是政治体系上的功能紊乱。过去十年左右已经见证了国会拖延战术日益被滥用——诸如阻碍议案通过和所谓的“把持”任命，以致于曾经很大程度上属于形式上的或者行政上的决议案深陷政治争拗的泥沼。欧洲的问题恰恰相反，技术官僚的上位被认为是让决策过程避受政党影响。但这仍然是个问题，正如对于提升国内债务上限的灾难性争吵——一场最终以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降级收场的论战。国会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将不会向总统妥协。但随着美国政治体系需要某种妥协性的措施来维持运作（而且随着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取得多数），部分立法进程近乎停滞。而在大选之年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变得更糟。

美国和欧洲有一个相同的问题：经济和金融危机破坏了主流政客的信誉。右翼被普遍认为是富人的政党，太过亲近不受欢迎的银行家，并要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放开管制负责，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切麻烦的源头。然而向来被认为能够从资本主义危机中获利的左翼却毫无起色。至少英国和美国的中间偏左政府也为它们早前对金融机构的示好所累，而且左翼被认为已经堕落，它们推高了债务，而为了限制债务现在需要施行紧缩措施。结果反而是在危机的前期，美国的左翼和欧洲的右翼表现得更好（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缩影），眼下却似乎是毫无规律可寻，除了对现任政府日益增长的反对之外。

民主党赢得2008年美国大选，而保守派在2010年赢得英国、瑞典和荷兰大选。然而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是件谁也说不准的事。根据大多数民调，对美国两大党，以及对国会的正面评价已经降至历史低位，同时对于国会现任议员们的反对正处于历史新高（而且还在攀升）。而在这一年的欧洲，左翼赢得丹麦大选，法国社会党已经领先现任总统，然而西班牙右翼却领先执政的社会党。

党派政治正常处理手段的耗尽解释了为何技术官僚被摆上台面。通常，民主政治比独裁政体更适合处理金融危机，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公正的。当选的政客能够分派紧缩措施所带来的痛苦而不会失去合法性，因为人民（被期待）将接受被视为合法的严苛改革措施。但倘若所有的主要政党串通一气导致危机，公众不可能接受任何出自它们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体系需要寻求对过去灾难性决策保持清白的代替品——而技术专家符合这个要求。

然而，其中潜藏着一个危险。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技术专家备受尊敬，却不是备受欢迎的：他们特别容易导致极左或极右翼进一步演变为极端主义。而在此刻，唯一无可置疑将兴起的政治人物是那些已经置身于主流之外的政客。威尔德斯（Gerd Wilders）的民粹自由党（populist Freedom party）在2010年荷兰大选中跃居第三，而现在在民调中位居第二。它的奥地利同类政党，即自由党（Freedom party）正与执政党并驾齐驱，同时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在下一年的大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且进展良好。像往常一样，美国是不同的。然而，“茶党”运动的兴起和“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表明对已有政党的失望也是一股不断增长的力量。11月15日凌晨“占领”群体被驱逐出纽约的Zucotti公园驻地，而他们的崛起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其成员都是因忧虑社会和收入不平等而奋起示威的。

技术专家可能擅长于讲述国家必须忍受多少痛苦，如何使其债务水平维持下去或者如何解决金融危机。但他们并不那么擅长计算如何分派痛苦，是否增加税收或者削减开支或者是对这个团体还对另一个团体执行，以及对于收入分配他们的政策要达到什么效果。这些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而且它们将不会仅仅因为一位技术专家当上总理而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