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正义 惬意的俱乐部，还是正义之剑？ 在利比亚的一次逮捕，高层的一次人事变动，还有关于肯尼亚的一项重大决定，这些标志着国际刑事法庭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 Nov 26th 2011 | ELDORET, KENYA, AND THE HAGUE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11月22日，国际刑事法庭（ICC）首席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Luis Moreno-Ocampo）飞赴的黎波里，进行或许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次走钢丝表演。他与他的助理，一位冈比亚律师法投•本宋达（Fatou Bensouda）开始就两个被多方通缉的男子的命运讨价还价：已故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Saif al-Islam），他在逃往尼日尔途中刚刚被捕（图）；还有前利比亚间谍组织首脑阿卜杜拉（Abdullah al-Senoussi）。 你可以在利比亚街头感觉到人们对绞死这两个人的渴望。利比亚新当局坚持认为他们能够进行公平审判。莫雷诺-奥坎波开始争辩说，ICC享有优先审判权，因为是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下于6月份发出了对卡扎菲父子和阿卜杜拉的逮捕令。11月23日，尽管依旧怀疑阿卜杜拉是否已经真的被捕，他还是承认，利比亚法庭能够公平审判赛义夫。但他又说，作为最高上诉法庭，ICC将在需要时尽力提供帮助。 从疑犯的观点出发，他们情愿在海牙的ICC接受审讯，因为他们有机会在那里为自己辩护，而且法典上没有死刑；而国内的审判将弥漫着复仇的空气。但ICC的审判会有限制。由莫雷诺-奥坎波提起的指控只适于今年2月以来犯下的罪行；当时利比亚内战升级，该法庭是联合国采取的许多旨在瓦解卡扎菲政权的手段之一。理论上联合国可以授权进行更广泛的调查，但该法庭永远无法调查发生在它2002年开张之前的任何案件。因此海牙的审判无法研究1988年在苏格兰击落一架美国客机的案件，也无法调查1996年一所利比亚监狱里1200名囚犯被杀的案件。 这里牵涉到某些制度上的利益关系。一宗利比亚的案子最终会让公众对法庭注目：它的角色是让某些最丑恶罪行的受害者能够在那里要求伸张正义，否则这些罪行可能会逃脱惩罚。1998年，在为其提供依据的罗马法令签字之后，该法庭按照乌托邦式的预言设立；但迄今它的记录乏善可陈。按照成立ICC的鼓吹者之一的说法，它命定的任务是“将千百万人类从无以言喻的非人道可怕死亡中拯救出来”。当然，它的存在本身或许可以让许多潜在的屠夫心生畏惧而住手；但要维持这样一个过度奢华的理想却绝非易事。 ICC所做的最具雄心的事是起诉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Omar Hassan al-Bashir），指控罪名包括达尔富尔（Darfur）地区的种族灭绝。但他现在还稳稳地坐在总统宝座上，似乎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前往许多国家访问。这一指控并未引发许多人担心的血腥屠杀，但却也没有成就任何伟业；譬如，苏丹政权的军事与情报系统依然故我。 ICC将在下月该法庭的成员国会商纽约之际迎来一个转折点。人们将从四位候选人中选择一位新检察官，这四人中包括本宋达。在一轮容易遭到非议的交易与游说之后，也将通过投票替换18名法官中的6名。选择法官有一套晦涩难明的规则：性别要平衡、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地区必须有相同数目的代表。但候选人不需要在本国担任过法官；法官中有一位是日本的法律教授与外交官。据一个法律专家团体说，在下月的投票中候选的19人中似乎有4人并无资格，但由于背后的外交交易，他们还是有可能被选中。情况看上去至少比9月份有所改进，当时因缺少合适的候选人，人们只能推迟最后期限。 据知情者透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庭可能不会再像迄今为止的那样只是一个惬意的俱乐部。在加强法庭工作的讨论中特别有几位人物的密切参与，其中很多身居高位。下月的选择会帮助法庭确定，它会发展成具有生命力的强健机体，还是只不过成为联合国清闲而又容易发财的庞大列车中的又一节车厢。 许多人希望这一法庭将扩大它的地域规模，尽管任何这种行动都将面临庞大的政治阻力。还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成员国受到过该法庭的调查；而且事实上，常任理事国仅有英国和法国属于该法庭。下表中所有存在被海牙法庭通缉者的五个国家都在非洲。今年该法庭也在调查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和利比亚的案子。在三个案例中控告对象是国家本身；但聚焦如此狭窄，这让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对这样一种机构持怀疑态度，因为尽管它拥有许多成员国——现有119个，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但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和印度不在其中，还有大部分中东国家也是如此。 该法庭声称在它正在其中进行初步调查的国家名单分布广阔：阿富汗、哥伦比亚、格鲁吉亚、加沙、洪都拉斯和朝鲜半岛，还有几内亚和尼日利亚。但参与调查的人员总数不过区区数人。法庭的资源压倒性地集中在一个洲内。所有法庭公开起诉的26名疑犯都是非洲人；而在被法庭羁押的疑犯中，有4人为刚果人，另有一个卢旺达人，因他在刚果犯下的罪行受到通缉。 法庭的混乱 只完成了一项审判，就是刚果强人托马斯•路班加（Thomas Lubanga）的案子。他在2006年被捕，两年内时断时续地出席在被告席上。审判过程一片混乱。法官有两次下令释放嫌犯，但过后不久又收回原判。这两次，辩方律师都做了极有说服力的辩护：或者称控方未能揭示证据，或者称控方曾对证人进行了不适当的诱导，这些证人中有好几个在律师反讯问时完全改变了证词。 这些近乎闹剧的情景强调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当一个设立在西方富国的法庭对一个与赤贫国家有关的人实施审判时，保护证人与诱导证人很难界定。ICC检察官们依赖中介人代表他们在遥远的非洲采取行动。如果这些中介人向某人保证提供作证前后的安全与舒适的生活，这对每日生活在艰难困苦与危险中的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如果这一法庭会在任何地方有所作为的话，那就应该是包括刚果、卢旺达和中非共和国的广袤地区，那里冲突频仍，是它所做大部分工作的所在场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地方；由于刚果的连年战争致死的人或许有500万之多。但选择在那个地区起诉案件受到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的批评，它或许是为该法庭游说的一批非政府组织中最富影响的一个。 GRW的一份报告说：法庭的决定让处于战争区域的人们感到沮丧，并加剧了紧张局势。首先，路班加（Lubanga）被捕让他的荷马（Hema）部落族人感到不安：为什么他们的敌人，兰杜（Lendu）部落的人却安然无事？于是第二年法庭企图搞平衡，又把两个兰杜的部落首领送到海牙去了。但对这两个人的指控罪名多于路班加，后者仅仅被指控招募未成年士兵。当地人在问，路班加是不是没有犯下其他的罪行？这样的怨言可以重新点燃暴力之火。 HRW的另一项抱怨是，检察官团队没有把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政府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考虑在内。法庭有关乌干达内战的调查也有漏洞；它起诉了一支嗜血的叛乱军队，天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的五名成员（其中之一已死亡），但却没有查处政府军犯下的罪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大学的一位教授马里斯•格拉休斯（Marlies Glasius）说，中非共和国是法庭让受害者感到了希望，但又让他们的希望破灭了的又一个国家。由于受到当地勇敢的非政府组织的压力，法庭调查了2003年发生的一次政变引发的血腥战斗；但与中非共和国的事件有关的唯一起诉针对的是一位刚果军阀让-皮埃利•本巴（Jean-Pierre Bemba）。这就忽略了其他人的罪行，不管他们是不是中非共和国人；同时也忽略了本巴在刚果犯下的罪行。 所有这些批评反映了一种理想主义观点：如果这一法庭拥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更棒的检察官，它就可以实现它为暴行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使命。但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更深的层次。如果只是为了让人们升起希望，ICC已经足够强大，足够有威信的了；但它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它模糊地许诺过的事情——通过制裁坏人、让好人的生活变得容易，从而在一个险恶、复杂的环境下承担更为广泛的责任。就物有所值方面来说，其他创新事物似乎干得更好些：例如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帮助在刚果建立的处理性犯罪的“流动性法庭” 作为一个永久性机构，人们认为ICC应该代替那种出于某种特定目的但拥有良好资源的法庭，例如那些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伸张正义的法庭。第三种替代选择是结合国内与国际的专家队伍，在可能情况下靠近犯罪现场开展工作的混合法庭。这种混合法庭（例如在柬埔寨曾有过的，见Banyan）的过往记录远非完善，但有时它们是比那些律师和官僚能够从中发财的永久性机构更好的选择。 从裂谷远眺 在肯尼亚有一个重大机会让ICC证明它的价值。从肯尼亚的裂谷省，一个工作机会很少、土地更少的部落危险地区到海牙的整齐街道或许要走过漫长的道路；但最近几周，当包括超级富豪、副总理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和该国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的儿子在内的6名肯尼亚要人出现在ICC，面对可能的反人道指控时，这一距离缩短了。他们没有受到拘捕，但接受了传讯。 肯尼亚的这宗案子是法庭在政治与法律上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宗案子是一起肆虐暴行，其中有好多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被活活烧死或砍死。在2007年的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冲突在裂谷省开始，之后蔓延到全国。肯尼亚有两个主要政党，法庭起诉了每个政党的3名要人。据说每个党都煽动了对竞争对手的野蛮袭击。 裂谷省埃尔多雷特（Eldoret）的镇民们热切关注着这次审判，其部分原因是紧张局势还在暗中持续。10月31日又一位农民被杀，他所属的卡伦金族（Kalenjin）族人抬尸游行，并指责该国占多数的吉库尤（Kikuyu）部落人杀害了他。乔莫•肯雅塔是吉库尤人，而他的继任人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是卡伦金人。 这些天里，数千英里外的事件如同当地事件一样激发了人们的热情。由于肯尼亚记者们的广播和视频网站（YouTube）的视频发布，许多裂谷人看到了他们国家的大人物在乖乖地听从法官的命令，那些人在国内是傲慢的风云人物。就在全世界一些最聪明、要价最高的辩护律师以其雄辩的口华就这项起诉慷慨陈词之际，肯尼亚公众也密切关注着这一事件。在对这些争辩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法庭将于下月决定是否确认控罪。 由于舌灿莲花的出庭律师们反复争辩着这份或那份文件或录像片段是否有呈堂资格，审判过程可能很令人困惑不解，但这些审判过程触及的情感尚未愈合。在2007-08年的暴乱期间，埃尔多雷特镇周围发生的大部分杀人案都是卡伦金人残杀吉库尤人；但在肯尼亚的其他地区情况却恰恰相反。总计至少1100人丧生，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国家几乎处于全面内战之中。 确实，与当地人民的任何谈话都会让人感到，在海牙的事件对肯尼亚有着多么大的利害关系。任何会让人感觉不公正的结果都可能会立刻付出血的代价。卡伦金族的主要被告威廉姆•鲁托（William Ruto）自命裂谷的战争王子。看到他在遥远的异邦被控让许多埃尔多雷特热感到羞耻。如果他们对他有怨恨，他们也常常会因为恐惧或者出于地区自豪感而把怨恨藏在心里。对鲁托公然表示不忠至少会危及他们的工作前景。如果海牙法庭对他和另外两位卡伦金疑犯的处理比对吉库尤被告的更重，他的追随者可能会到处乱砍乱杀。 但并非每个人都被吓成这样，至少私下里不是。一些公平的卡伦金人把海牙法庭视为控制恃强凌弱的部落首领权势的最大希望。“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政坛豪客在发抖，”一个赞扬ICC的农民说。有些卡伦金人感到莫伊和鲁托给他们的部落带来了污名。这种人私下里担心的是，鲁托和他的两个被告伙伴会被无罪释放，然后他们就会呼啸还乡，大肆报复。在审判上压下的赌注极高。“如果他们凯旋归来了，我们就死定了，”一位人权积极分子这样说。如果他们被裁定有罪，肯尼亚就能继续前进。 通过起诉同样数量的两派人员并许诺一次性宣告是否继续进行全面审判（如果其中一批人的命运在另一批人之前公布，就有引爆局势的可能），ICC已在对肯尼亚的案子的处理中表现出了对当地政治的某种敏感。这标志着法庭已经适度改进了它过去的愚蠢错误，这些错误让它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努力蒙上了污点。 与此同时，对法律界来说，肯尼亚的案子意味着许多利润丰厚和富于魅力的工作。ICC的法官年薪至少18万欧元免税，而那种为战争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出庭律师的收入可以比这一数字高出许多倍。肯尼亚被告的辩护团队成功网罗了两位过去在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律师。人们很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跳槽不会减少他们的薪资。 人民的声音 另一方面，法庭也想法确信他们能够听到来自较底层人士的声音，即使是间接的也罢。在海牙最近的一次聆讯中，一个“受害人的法律代表”在法庭中站了起来，转达了他所面谈过的233个人的看法，这些人大多来自裂谷省，其中一个人早上5点起床，步行50英里来表达她的看法：“她说，她之所以来，是因为她感到他们的命运现在将[由于]ICC而得到改善。”在顶级律师如雷贯耳的夸夸其谈声中，人们这样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奇特。 人权观察对于从不同政党和两个种族中选择被告一举持肯定态度，认为法庭“增强了独立感知”。但ICC并不完全当得起这一赞扬。许多卡伦金人和吉库尤人对法庭没有起诉卢奥（Luo）部落中的人感到愤怒。卢奥部落在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沿岸生活，在内罗毕的一些贫民窟里也有集居点。鲁托的支持者对肯尼亚总理让伊拉•奥庭加（Raila Odinga）幸免于难特别不满；他或许是2007年选举的赢家，现在又是明年总统选举的热门。奥庭加断然否认他事先知道任何吉库尤人在吉苏姆（Kisumu）或其他卢奥人占多数的维多利亚湖畔城镇遭受的种族清洗。他同样宣称，他对卢奥黑帮没有掌控权；在他的内罗毕选区内，这些黑帮将吉库尤人从吉贝拉（Kibera）贫民窟内清洗了出去。而且奥庭加也已经疏远了他过去的盟友鲁托。 尽管有这些曲解，ICC在肯尼亚还是拥有广泛支持。与他在刚果和其他地方时好时坏的表现不同，许多肯尼亚人信任莫雷诺-奥坎波。一年前的民调显示，78%的肯尼亚人支持ICC。从那时起这一数字降到了65%，但如果审判继续则可能会升高。在鲁托与肯雅塔的根据地内这一百分数较低；在这些地方举行的葬礼与社区活动中可以听到儿童们歌唱反对ICC的歌曲。鲁托的助手有时拉出反殖民主义的大旗，承诺要从裂谷驱除白人农户（其实那里差不多就没有这种人），并把ICC定性为压迫者。 有些人担心，ICC向大人物下手的方针会意味着放过那些实际上实施凶杀与强奸的人。但在肯尼亚，人们毫不怀疑ICC已经让政治降了温。同时它也进行了将近来的事件编年排序的珍贵工作，尽管是间接的。如果肯尼亚的案子进入审判，它们将是这个国家历史上迄今最为详尽的反复检查。“如果你埋葬了真相，它反而会像种子一样发芽生长，”一位相信审判会得出良好结果的卡伦金老者这样说。 如果法庭在肯尼亚的案子上炮制了赝品，它能够轻易地令这个国家的问题恶化，并荒谬地让非洲的罪犯免罚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如果人们能够看到正义的伸张——无论是何种判决——则ICC就将最后实践它的崇高理想。而且它将能更可信地提供它的服务，并非作为一剂万用灵药，而是作为一个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的最高上诉法庭。    |
窃以为这两件事情很有关联。如果某物处于较深的地方，它就应该更具基本（或者说基础）意义。
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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