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国
广东模式
一个走向美好开放的模式
Nov 26th 2011 | FOSHAN AND GUANGZHOU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不同于别国的政治家们热衷于寻求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更爱隐藏自己的野心。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保守态度，强调自己不太想改变什么。但由于国家领导班子将于明年年底换届，此时一些高级官员蠢蠢欲动，谋求提升。位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暗示，他那一套颇为灵活自由的管理方式或许可以更好地治理国家。
长期以来，广东省是中国最具活力，经济最为开放的省份。如今，人们将赋予经济自由化更大政治开放性这一理念称为“广东模式”。位于省会广州的中山大学教授肖滨是该理念的重要支持者。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鸡蛋，用粉笔涂上蛋白，以示共产党可以怎样改变其治理方式，并保留蛋黄部分，作为共产党权利垄断的象征。
汪洋，现年五十六岁，于2007年起一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非常清楚如何不越出党的界限。他很少提及广东模式，因为这有打击其他模式之嫌。但在学术界及网络上，这一术语广为流传。广东的报纸也偶尔提到它。
追捧者积极捍卫广东模式，同时抵制另一种模式，该模式由深在内陆的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所提倡。薄熙来极具宣传才能。他和汪洋都有可能在明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中的七名（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要下台。薄熙来推崇国有企业的重要性，社会主义传统价值以及毛泽东时代歌曲带给人的精神力量，而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他是毛派网站上的名人。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及其“走资派”形成了鲜明对比。
共产党执政的六十年中，左右两派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左派是薄熙来的支持者骄傲的自称，而右派的标签至今都沾有污点）。然而，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却超乎寻常。人们不是在党报上对此做出晦涩的评论，而是公开进行争论。两大阵营都对各自推崇的模式开展讨论会。一本关于重庆模式的书得以面世。肖滨在文字表述中承认，广东阵营在斗争中有些落后。
或许这场争论在公众中引起的反响要大过党内影响。广东省党校的一名研究员表示，广东和重庆并非处于对立面，两个地区都在相互学习中。例如，重庆现如今正在建设开发区吸引投资商，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他说，广东可以学习重庆将农村劳动力吸引到城市生活。广东的学者研究过为农村土地创造市场在重庆的试行情况，而就连“自由的”广东，对于农村土地仍实行严格的管制。
但是，汪洋的支持者们表示，政治上要进行独一无二的变革。有人提到发挥工会的作用，而这对于整个政党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前例至今仍令人后怕。
汪洋的这番重新考虑源于去年五月份起珠江三角洲地区接连爆发的两百多起罢工事件。在靠近广州的佛山市，一家宏大汽车配件厂的工人破坏厂里工具以示抗议。一位学者表示，汪洋并未将罢工事件看做威胁了政治稳定，事实上，他对工人的要求表示认同（外商所有公司或许更易满足这些要求）。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通常是罢工一被平息下来，往常一切照旧，但在广东却不是。这位学者说，所以事件都能以工人工资增加30-40%而“圆满结束”。
收买罢工者在中国很常见。但是汪洋却进一步鼓励国有附属工会组织（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工会）积极争取工人利益。中国的工会通常只是由管理层也就是党员干部设立并管理的。在汪洋的推动下，广东的工会组织开始鼓励工人集体与公司进行切商。这一做法经官方授权，但十分不讨地方官员的喜欢，他们害怕工人行为过激，工资压力变大。汪洋的观点并未得到其下属随即的附合。在讨论应对罢工的一次会议上，据某了解细节的人士透露，大多数与会人员不明白汪洋为何寻求这种安抚的办法。
与此相反，2008年，重庆发生一起出租车大罢工，当时薄熙来则显得更为果敢强势。他同出租车司机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电视会议，后来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打黑运动，结果，以犯罪和扰乱交通之名判处一名被指控组织该罢工的富商20年监禁。
广东模式的支持者还指出，汪洋给予了在中国受到严重限制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活动余地。这些组织可以轻松地在广东，尤其是在深圳，这一连接大陆和香港的全国领先性经济特区成立。汪洋对于推动政府支出公开化功不可没。2009年，广州市成为全国首个公开财政预算的城市。
我们不能完全清楚，汪洋个人有过多少这样的首创。广东省特别是深圳市长期以来都享有非同寻常的自由。今年，汪洋在推动实现“幸福广东”的目标（该目标被醒目地写入广东省新的五年计划中。）通过问卷调查而评估出的公众幸福度目前被推广为考核地方官员升职的一项新标准。
然而公众的幸福度普遍较低，在这样的广东也不例外。那里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的3600多万外来人口大多在恶劣环境下工作，因而对生活普遍不满。
示威抗议，有时甚至暴力事件，都很常见。今年六月，位于广州一卫星城郊区的大墩村发生大规模暴动，事件起因是治安队殴打一名摆摊小贩。当地政府贴出一则通知，承诺悬赏人民币高达10000元（1600美元）帮助抓捕参与此次暴动的“罪犯”。暴动者都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许多小型牛仔裤生产厂里工作。其中有位甚至专门在寺庙的庭院里做些裁剪线头钉钉扣子的活儿。
广东模式也无法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平性。九月份，大墩村举行了地方立法部门职位的投票选举。然而只有当地不足7000位广东人有投票权，来自其他省份的60000多名血行工厂的工人根本没有这一权利。在位于佛山市附近的一个村里，居民推选出一位独立委员，即没有政党支持的委员。如今，他的住所一直受到便衣警察的监视。一位女村民只敢压低声音支持这位新任立法委员。汪洋的“蛋黄”仍然不容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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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译者 FQQFang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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