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7] 国父们的信仰和怀疑

美国的宗教信仰

国父们的信仰和怀疑

美国国父们怎样看待上帝和宗教？这个话题引发了他们一直想避免的怨恨情绪。

Dec 17th 2011 | WASHINGTON, DC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公元1816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两位伟大的老人在通信，他们已经归隐田园，信中他们热切地探讨最近一段时间完成的关于圣经的作品。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信中感谢老友，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查尔斯.汤姆森为他寄来一份最近完成的福音书纲要。

现代美国人一直在热烈探讨这个国家宗教和政治的起始，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些书信无疑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因此这些书信的内容会被人们字斟句酌地研究。汤姆森作为第一届美国国会的秘书，和那时国会的大部分成员一样，他也是某个教会忠诚的成员，从他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个长老教会。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凝聚着基督教精神的圣经可能漏掉了一些东西，所以他花了数年时间重新翻译圣经经卷。前总统支持这种做法。

但是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绝大多数领袖一样，杰弗逊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怀疑主义者。他对形而上学很感兴趣，不过无暇研究。不像今天的人对不同的观点相互斥责，杰弗逊和汤姆森尽管观点不同，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保持热情的通信。但是杰弗逊修订圣经的办法可比翻译激进得多。他把迷信的文字通通剔除掉，包括各种神迹，童贞女之子，耶稣复活。他收获了自己的成果—没有神话渲染的耶稣生平。他跟他这位忠实的战友说：“和你参考同样的资料，我也做了一本小小的书，我给它命名为“耶稣哲学”。这本书集中了耶稣的典型教义。我从书中剪下这些教义，然后贴到一本空白的笔记本上，这样就做成了我至今见过的最美丽最珍贵的小书。这本书能够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说，是一位耶稣教义的追随者，这和那些帕拉图主义者是不一样的，他们自称基督徒，却称我为无信仰主义者。”

如果杰弗逊属于某个派别的基督教徒，他也是一位特异的教徒。他把耶稣尊为道德老师，但是跟美国很多革命家一样，杰弗逊很本能地排斥教士的谋略手段。他曾谴责早期教士圣保罗，甚至福音书的撰写者们歪曲了耶稣的教义。以他的观点，耶稣传道是为了复兴衰弱的犹太教。当基督教宗教信仰理论正在发展的时候，起源于柏拉图的神秘主义思想对其影响甚大，基于这个见解（也是正确的见解），杰弗逊谴责这位希腊哲学家的追随者们破坏了他所理解的最为本质的基督教义。

杰弗逊相信上帝吗？他当然不相信基督教思想中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认为那种思想不可理喻，因此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也不可能接受那样的思想。有一个观点认为，和很多美国开国元勋一样，杰弗逊是个自然神论者，相信有位造物者安排了天地万物及其运行规则，之后便不再介入，任其发展。自然神论者的上帝通常被描述成一个类似于居住在澳洲的叔叔，他富裕慷慨，离他创造的世界很远，而且大多数时间也不会去干涉那个世界。

比如，杰弗逊会把地球的形状归功于造物者的天才。他有次跟汤姆森说：“他一定是想，如果把地球造成完美的球状，地轴就会在太阳系其他星体的影响下永久地旋转下去。”还有一些人认为杰弗逊的观点介于自然神论和传统有神论之间。有一次他问，如果“如果民众的思想不再坚定地信念自己所享受的自由权利是上帝的礼物”，那么年轻共和国的这些自由权利是否安全？这些话放在今天会引起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的攻击。但是他那样说并不暗示他持有那样的信念。虽然我们知道杰弗逊之所不信，但是更难说清的是他所信仰的。

从现在到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两个派别都将充满激情地剖析、解读国父们的一些话语，特别是关于基督教方面的话语（但不仅限于基督教方面）。为了保护美国现世主义免受他们视为狂热主义复兴的侵袭，自由派人士会强调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领袖的理性主义倾向；而宗教保守派人士会指出独立战争时期的普通士兵们通常是心中怀有信仰的人，例如，他们会对禁止在校园里做祈祷的提议感到震惊。

德州教育委员会是个政治化的组织，其中福音派信徒掌握着决定性的选票。去年这个组织订购的教课书中展示了美国为基督国度的观点，这个观点的信奉者们也因此打了一次胜仗。考虑到德州的市场，全国的教科书出版社都迎合它的偏好。基督国度理论最为出名的的拥护者是一个叫David Barton的德州人，他是个作家，一个福音传教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在写这个主题的东西。

他最近有个观点声称，国父们不认同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他们的时期早于达尔文），而且他们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才脱离英国。事实上，南方各州参与独立战争时没想过奴隶制会被质疑。他的观点对许多学者来说很不可思议，但是共和党圈子却严肃地对待Barton先生的学说。八月德州州长、总统候选人Rick Perry为美国举行为期一天的祈祷会时，Barton先生是政府邀请的代言人。前众议院议长Newt Gingrich是Barton先生的拥护者，他曾说，现实主义历史学家们为了淡化基督信仰的地位，歪曲了美国历史。他也曾说过：“我每次听David Barton的讲话都会学到很多新东西。”

美国是一个基督国度，并且也因此可以称为一个无比高尚的地方，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政客们会被这样的论断所吸引。因为它将两个信念优美地融合在一起：一个是基督教本身，还有一个信念是：美国历史为另外一段基督史，这段历史里，国父们被视为拥有无上智慧和美德的人，他们发动了一场崇高的战争对付黑暗的力量。

如果摩门教徒Mitt Romney和Gingrich先生承认他们是共和党提名的头阵宣传者，那么从摩门经到第一届国会所颁布的祈祷日及禁食令中所涉及的宗教典籍及故事的争论也许就会有难以预计的转折，即使Romney先生极力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作为一句政治宣言，如果引用了国父们的话，那么这句宣言就是一件强大的武器，就如Perry在指责福利制度那样；如果涉及到基督耶稣，那么这句宣言甚至变成更为强大的药剂，就如Barton在反对最低工资那样。而同时使用了这两种资源的观点似乎马上变得不可抗拒。

有些人先前对美国历史没有兴趣，但是他们会问：美国的缔造者们究竟相信什么？美国学术历史学家们有时很奇怪他们会提出这类问题。解构历史权术谋略的哈佛教授对这类怀揣问题清单的准历史学家们很提防。在她看来，美国缔造者们的天才在于他们愿意辩证怀疑历史遗传下来的固定思维，因此把他们当成最后的裁决者就是扭曲他们的精神。

其实，国父们思想并不一致。他们没有花时间来制造统一认定的智慧珍宝。他们曾激烈的争吵。事实上，如果现代政治还回荡着那个时期的某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国父们的分歧以及各方所持的巧妙观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并成功致力于美国中央银行及合众国其他最高权威的建立，杰弗逊则支持各州的权利，从很多方式上来看，这两位开国元勋的激烈争辩仍在今天持续着。

研究公共政策的哈佛教授Linda Bilmes在汉密尔顿的观点里看到了形而上思想的运用：人既不是彻底的邪恶也不是天生高尚，他认为，人不过是追随最能增加美德获胜机会的那股正直有效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国父们都是实用主义者。和英国的严酷战争，在未开垦的边境土地上生存，这些境况让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拿乔治•华盛顿来说。和杰弗逊不同，华盛顿对哲学领域的事情并没有多少个人兴趣，毕竟他是一位将领和政治家，而不是理论家。但是战斗前鼓舞军队或者给共和国公民做演讲的时候，他也使用宗教的辞藻。在他的就职演讲上，他声明：“没有人一定要认可那支无形的手，这支手不仅仅操纵着美国人民的事务，它还操纵着人类的事务。”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他谈及上帝时的典型做法。

就像他的传记作者Ron Chernow说的那样，华盛顿会说“命运”或者“我们人类的创造者”或者很简单的“上帝”。另外一个他非常喜欢的词是“天命”，共济会经常使用这个词，华盛顿是这个组织的一名积极成员。对于那些知道往哪看的人来说，华盛顿在弗农山的家到处都有共济会会员的标志，有个共济会研究者已经将这些记下来了。但是对于这件事情，Lepore女士劝告人们不要过度解说,因为共济会只是这位先生喜欢的社团之一，绅士们喜欢在那聚聚而已。

事实上，华盛顿讲话中缺少的是对耶稣的提及。他没有参加过圣餐仪式，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是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而且临终前他也没有召唤基督牧师。杰弗逊说“（华盛顿）觉得非信仰者可以表面摆摆样子”，那么他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吗？华盛顿确实是个通权达变的人。虽然他保持正规的英国国教教徒身份，但是作为总统，他曾经给基督教及犹太教团体写过热情的信，还去参加他们的祈祷仪式。当他庄园的工作需要尽快有人来做时，他就完全不在乎宗教问题，他说：“好工人不用在乎他们是不是任何派别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信徒，或者也许是无神论者。”

就像每个美国年轻人被告知那样，华盛顿，杰弗逊和所有其他先驱者们确实相信的一件事就是宗教自由。他们很难接受以君权神授为代表的宗教和政治权力的结合。

立国文书强调得最为清楚的就是自由。人们也许仍然在争论这些文件究竟有没有宗教性的鼓舞。宪法里面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的神，而“独立宣言”呼吁“自然的上帝”，这个称呼听起来更像自然神论而不是基督教。但是宪法第一条附加条款关于自由信仰的规定却是十分明确的：它禁止国会设立任何宗教，或者设立任何限制宗教自由的障碍。

但是美国早期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文字作品为了达到感动人心的美丽，也把宗教自由当做某种实用性的东西：一个能将13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习俗的殖民地团结起来的有效方案。九个殖民地在独立战争时期已经建立了教堂，其中大多数教会还持续了好几十年。这种殖民地宗教盛况扩及新英格兰严格的清教徒团体和弗吉尼亚令人压抑的圣公会组织。在新英格兰，圣公会教士是该殖民地的代言人，而在弗吉尼亚，圣公会有自己独特的美国文化。马里兰对天主教徒来说一直是个舒适的地方。

对这种动荡不定的大混乱场面，自由的宗教制度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反对圣公会权利的长老会信徒和其他非英国国教信徒们所编织的网是独立战争背后各种推动力之一。“基督历史”的拥护者们恰当地指出传统学者们有时低估了低教会派新教徒们的革命激情。马里兰大学的Holly Brewer指出，非英国国教教徒们怨恨，英国君主给美国圣公会的照顾甚至比给英国圣公会的还多。这种圣公会及王权特权让新教徒们极为愤怒，并且刺激他们在各州间编织起报复的网。但是无论是长老会的本土主义还是其他的教派动机都不足以成为一场革命的基础。

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国父们，特别是杰弗逊进一步看到了各种教派的不相容带来的危险。要看教派主义如何被打败，我们值得去看看弗吉尼亚，经过一场斗争后，宗教自由意识在这个州首先得到确立。

这场斗争的英雄是弗吉尼亚的绅士们，其中有四位先生后来是美国前五届总统之一。弗吉尼亚是杰弗逊的家乡，他把此地宗教自由的确立视作自己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因为作为教区委员，他参与推翻一个圣公会组织。根据他的指示，他的墓碑上记录了三件事：起草独立宣言；创立弗吉尼亚大学，特别指出学校建在一座图书馆旁，而非教堂；还有，在自己家乡确立的宗教自由。

弗吉尼亚圣公会组织的废除开始于1776年，当时有非常感人的宣告：“我们对造物主该履行的责任以及解除这种责任的方式只有理智和信念可以指引，而非权威和暴力。”这确保两年前发生的事故再也不会重复。那时一个浸信会牧师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讲道，他因此遭受鞭打并监禁。1786年，弗吉尼亚州圣公会教堂也最终被拆除了。同年由杰弗逊执笔的宗教自由法案经过一场热烈的辩论后通过了，麦迪逊听说隔壁州发生的浸信会牧师监禁案非常震惊，他在那场辩论中力排众议使得法案得以通过。之后麦迪逊继续为共和国制定了人权法案，其中包括了关于自由意识的关键条款。

在如杰弗逊和麦迪逊这样具有自由思想的绅士们，以及抱怨礼拜、讲道能力遭到限制的非英国国教教徒们的共同努力下，弗吉尼亚的教会制度结束了。独立战争先驱中少数的传统忠诚人物之一及第二届美国国务卿约翰•杰伊，也是完全宗教自由的反对人士之一。作为一名忠诚的纽约圣公会教徒，他无法忍受对天主教也自由的想法。但是其他先驱们们认为国家的团结比任何教派纷争都重要，在他们的坚持下，约翰•杰伊妥协了。

从表面上看来，开始于弗吉尼亚并随后遍延到共和国各州的宗教自由胜利已经如此明确，先驱者们的崇拜者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但是基督历史的主要推崇者Barton先生提高了这个问题的标准。他的论点集中在杰弗逊非常著名的一个词语（世俗论者非常珍爱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呼吁在国家和教会之间建立一堵“分离的墙”。杰弗逊在回复一些浸信会教徒的信中使用了这个词语。那些教徒在信中问他，为什么宪法禁止一个州规定自己的宗教信仰。Barton先生的界限是这样的，这堵“墙”和宪法禁止设立州信仰都只有一个作用。他说，这样的原则并不排除依据基督教教义进行国家治理。这个原则禁止的只是国家对教会事务和理论的干涉。自20年前Barton发布这个观点以来，很多基督教保守派都接纳了这一说法。有少数的福音教徒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国父们是无可救药的自由思想者，他们还得出结论，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避免参政，但是这点很不好辩论。

所有关于美国国父们的这些争论让人觉得很有讽刺意味，他们是否让基督徒互相较量起来，还是让宗教教派和世俗论者较量起来。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宗教观点，像麦迪逊，华盛顿和杰弗逊这样的人都非常关心年轻共和国的幸福和团结。他们不仅担心类似这样的宗教混战，还担心在程度上一样“宗教”的政治纷争。他们想建立一个人人都会无条件奉献忠诚的国家和政治体系，不管这些人在宗教和其他事情上的观点如何天差地别。在法律和经济事务上意见不一的人们应该可以互相尊重并且能够折中解决分歧；在视为原则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并且因此视对方为异教徒的人们通常做不到这点。

宪法的宗教或非宗教特点（以及孩子对它该有怎样的认识）是这些天来很难平静探讨的一个问题之一。也许双方都应该思考下杰弗逊第一次就职演说的那些话：“我们已将长久以来人类为此流血受苦的宗教不相容问题驱除出我们的国土，让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放纵同样专制，同样邪恶，同样可以施加痛苦血腥迫害的政治不相容问题，那么我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