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7] 咖啡馆的历史

埃及

Riche咖啡馆的历史

位于革命中的开罗市中心的咖啡馆

Dec 17th 2011 | CAIRO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2011年1月25日，开罗市中心弥漫着催泪瓦斯的街道上，挤满了衣衫褴褛的抗议者，这一天必将进入埃及那有着悠长历史的年鉴。警棍不停鞭打在抗议者的身体上，子弹飞速的冲进水坑就像把方糖丢进咖啡杯一样。这一天开启了为期18天的抗议活动，旨在推翻国家独裁者胡塞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Riche咖啡馆的顾客像旁观者似的看着这一切。侍者穿着配有金色镶边的蓝色长袍，为睁大眼睛盯着窗外的吸烟者送着土耳其咖啡和用盘子盛着的烤茄子，窗子上写着“创建于1908”。一个多世纪以来，Riche咖啡馆已经成为观察埃及普通人生活的一个好地方。咖啡馆离革命的原点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只有两个街区，它置身于开罗belle époque酒店宏伟的建筑物中，这个建筑群被设计为“尼罗河上的巴黎”。


在Talaat Harb Street周围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高楼和空荡荡的阳台，发行报刊的办公室、出版社和律师事务所都在这里，里面到处都是夸夸其谈的人。相比之下咖啡馆里面的气氛就很舒适了。在这个由石头建造的城市里，不管是从金字塔还是高架桥，都更喜欢用木头来作为它们的镶板和隔离物，咖啡馆也是这样，里面有一个已经有些褪色的昏黑的吧台，一个仓促拼成的手推车和一个堆着书的桌子。

镶嵌在木质画框中的黑白照片一般都以咖啡馆的顾客为主题。1919年12月15日，一位叫Iryan Yusuf Iryan的医科学生坐在靠近门的位置上，等着总理经过，这是总理每天的必经之路。Iryan后来回忆说，当总理到门口的时候，“我冲出咖啡馆，对他的汽车扔出了第一颗炸弹。”

总理幸存了，但是埃及从此开始了秘密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革命。战争在咖啡馆外激化，革命者在爱好喝咖啡的波西米亚人间寻求庇护。Riche的地下室成为他们的秘密藏身处。地下室有一些基本无人知道的出口和隧道相连，这些隧道建于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时周围的地上还建有宫殿，有人说所有路都通往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下降到带有圆顶的地窖，并且看到两块木质的镶板。带有玻璃的一块位于一家酒吧的库房后面，那里也许可以通过一把小钥匙打开，然后从地到天花板旋转向上从一个隐蔽的出口出去。警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常突击搜查Riche咖啡馆，不过总是失败，这是很神奇的。革命者以此为前提开了一家印刷厂，并派发印着控诉英国占领者和他们的傀儡的小册子。他们的印刷机也在咖啡馆的地下室里。

1922年，当民族主义抗议者使国家瘫痪后，英国承认埃及独立。虽然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在二战期间统治埃及，但其实仍然是英国人在后台操纵。很多埃及人认为国王是腐败无能的，他们嘲笑国王肥大的腰身和出名的喜欢收集色情作品。国王渴望外界的关注，他甚至宣布他是在Riche咖啡馆遇见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平民。

这个倒霉的国王也许同样也是在咖啡馆遇到了废黜他的那个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上校在Riche咖啡馆密谋了他推翻“小豆蔻咖啡”的政变。纳赛尔在1952年发动政变，宣布了民族解放，并结束了西方傀儡政府的统治。他接受了一个当时由CIA协助，名叫“自由军官”组织的帮助。CIA一开始是支持国王的，后来对国王失去了兴趣，于是密谋了抛弃国王的“FF[Fat Fucker]行动”。

知识分子，间谍和政治家都聚集在Riche咖啡馆，计划在这里产生，同盟在这里形成，长篇大论也在这里被写出来。20世纪60年代的一位专栏作家Kamel Zuheiry说“我们在咖啡馆中不停的讨论报纸应该以什么为开头”。埃及离西方的标准到底有多远，这个问题在差不多十年中一直是咖啡馆一个不变的话题。老顾客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包着头巾”的传统派，另一派是“戴着土耳其毡帽”的现代派，即使他们几乎没人戴帽子。

Riche咖啡馆吸引了大部分的后来者。它是开罗市区几家咖啡馆中的唯一一家充满政治热情的咖啡馆。有时咖啡馆自己就像一个伪政党（在1953~1976年，被官方宣布为不合法）。政治和法律的观点经常被喝着黑啤的家伙确定。Riche咖啡馆是温和的左翼分子的据点，马克思主义者和军人则不怎么去。革命从未远离。Ibrahim Aslan回忆起那个年代人们如何痛苦的写檄文时说，“每人拿着一张纸，把它折起来放在复写纸上，再抄写出书面声明的副本，这一下子就写出了两份。然后把纸撕成两半，将它们在桌上堆成一堆。其他人在咖啡馆的后面被迫盘腿坐着，用他们的膝盖当桌子来抄写。”（感谢上帝，现在有了激光打印机和twitter，今年有位观察员说。）

不像其他竞争者，Riche咖啡馆直到现在仍然有酒供应。毕竟这家咖啡馆是由德国人（也有可能是奥地利人）创建的，然后卖给了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后来成功的和希腊人建立了联系，包括给英国领事馆提供一次性厨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老板一直在和当地的警察总长争取能在旁边的空地上举办露天音乐会。警察总长担心过分的慷慨会有损自己在辖区下级警察中的声誉，这可能主要在道德标准上吧。不过这个请求终于还是得到了批准，咖啡馆在很多年里面都吸引力一批艺人来表演。1923年，埃及优秀的女歌手Umm Kalthoum 在Riche咖啡馆一英尺高的舞台上带来了她在埃及的第一场演出。

在纳赛尔（Nasser）上台之后，咖啡馆成为作家和艺术家最经常去的地方。那里的基调很利于创作。侍者以古代诗人的名字命名。小说家Ahmed Abdul 曾说过，“它（咖啡馆）使我们感到我们正沐浴在文化气氛中”。被誉为“阿拉伯文学泰斗”的塔哈•侯赛因（Taha Hussein）也是在咖啡馆里创办了杂志Al-Katib Al-Misri。文学编辑Abla al-Roweny成为了最早的女性常客。就她的话说，咖啡馆“是一个最能偶遇爱人的地方”，虽然“不间断的监视”使人不敢轻易走进这个地方。

虽然最开始表现得像一场人民起义，但是纳赛尔及其拥护者的做法使得起义完全变成了军政府夺权的方式。人民大众的观点没有被表达出来。在颂扬民族解放的华丽辞藻中隐藏的是日益增加的对集权统治状态的厌恶。军队到处抓捕他的敌人。Youssef Abu Rayya是咖啡馆的常客，他在名为“咖啡馆关门了”的书中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感悟。书中描述了集权统治虽然控制了街道，但并不能渗透到像Riche咖啡馆这种地方，“在这里人民可以找到救赎，思想，人权，智慧的帮助和知识”。

其他人认为就算是Riche咖啡馆也不再安全。Ahmed Shawki是一名记者，也是咖啡馆的老主顾，他描述了在20世纪60年代里越来越恐怖的状况，他说：“我们低声细语，政治话题不再受到欢迎。一些记者会被汇报给警察，然后被带走”。

不过Riche咖啡馆仍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地方。像Shawki这样的三流作家会到咖啡馆去寻找年长的有建树的作家。“我们通常在那里能看到大人物，并和他们待在一起。我们倾听他们所说的话”。Naguib Mahfouz是其中的一个大人物，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是埃及文学界的泰斗。他通常早上6点起床，然后叫上两杯土耳其咖啡，每杯只喝一半，没人搞懂这是为什么。周五，他会举办文学沙龙。他说“Riche在多年中成为我们每周聚集之地，我们在这里讨论，交谈等等”。

为了表示对政权“强权和两面性”的抗议，Mahfouz拒绝在埃及出版他的书，但他并没有停止写作。他以Riche咖啡馆和其顾客告诉他的故事为基础，写了一本小说——“Karnak Café”。（在那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咖啡馆在门上挂了一个“Karnak”的牌子）。小说中描述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他们被安全局逮捕，在监狱中被强奸和折磨，然后被强迫成为间谍，他们被操纵，被暴力对待，梦想也被剥夺。“我在Riche咖啡馆的晚上”，Mahfouz（死于2006年）说，“我经常听到很多关于人们被镇压的事情。如果我不把他们写下来，他们会被遗忘，所以我写了”。

很多公共地方都被关闭了，一些老顾客也不再写其他的东西，他们只互相写作。“Riche咖啡馆就是整个世界”诗人Naguib Surur在1977年说道，“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羞耻隐藏在他们空空的玻璃酒杯里”。他写下了一首名叫“Riche咖啡馆中智者的礼仪”，一首对他同伴的讽刺诗歌。

我们说那就是全部——在酒里能看到真相
但是人们
有其他的想法
他们每天吃着面包
和肉

在20世纪70年代，Riche咖啡馆的风格改变了。在另外一位军人沙达特（Anwar Sadat）从纳赛尔（Nasser）手中接管政权后，艺术家和智者感觉到了比以往更甚的孤立。Ahmad Fouad Negm是一位知名的诗人和词作家，他嘲笑那些常客是“自高自大的，肤浅多话的，从来不去示威，也从来不去和群众一起集会”。

Riche咖啡馆待了很久的智者
好啊，好啊，好啊
高傲而低俗
一脑子的辞藻
却伴随着很少很少的空空的话语和措辞
他编造着迅速解决无关问题的办法

在纳赛尔（Nasser）和沙达特（Sadat）的统治下，Riche咖啡馆中智慧的生活慢慢消逝了。而在穆巴拉克（Mubarak）1981年依靠伊斯兰极端分子从沙达特（Sadat）手中夺过政权后，则彻底没有了。当Yasser Arafat去访问咖啡馆隔壁的巴勒斯坦广播站的时候，他仍然顺便走访了咖啡馆。墙上歪挂着的卡通画表现着政治精英们的畏缩，羞愧，轻蔑和激动。但是老主顾们再也不会一边抽着进口雪茄，一边制定着历史进程或者随意猜想着民族特性了。隔墙有耳，非常时期的法律已经封锁了高谈阔论者的嘴。

Riche咖啡馆也无奈的面对着新的竞争者，包括运动酒吧、国外连锁店，还有廉价的水烟馆和近来的网络。1992年的地震导致咖啡馆关闭了好几年，而因为官方为了盟友的利益想把咖啡从生活中赶出去，这个争论又延长了咖啡馆关闭的时间。Riche周围包括belle époqueto酒店都发生着变化。新的商场和清真寺被修建起来。霓虹灯和新式的法老铁制品装饰着城市。Talaat Harb大街被小商贩和停在一旁的汽车弄得拥挤。

当Riche咖啡馆重新开放，它改成了新潮的女侍者来逃避咖啡馆的过去。老顾客要不就去世了，要不就去了国外。在开罗找寻古老、别致的旅游者挤满了咖啡馆。墙上的黑白纪念品吸引他们进来喝一杯，这些黑白的东西比以前更多了。

咖啡馆老板的内心是很纠结的，他认为他的任务要将历史好好的继承下去，要保护好马哈福兹（Mahfouz）和其他的牛人作家经常去的地方。他们曾经都是埃及人。最后一位外国老板在纳赛尔民族革命十年后的1962年卖掉了咖啡馆，这场革命使他觉得欧洲人在埃及越来越不受欢迎。Riche咖啡馆回到了Suez Canal这个埃及人手中。一名叫Abdel Malak的老主顾买下了咖啡馆的经营权。他的儿子Magdi和Michel一直经营到现在。


为了提高咖啡馆的格调或者收入（格调或者收入这种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谁），他们会给你介绍新的菜单。现在配着咖啡或者烈性酒的是带骨的大块牛肉，烤肉卷（毡帽派吃的），羊肉串和填满蔓藤的叶子（头巾派吃的）。知名的一头白发富有的老板Magdi，非常希望能将乌合之众挡在门外，于是他守在门口审视着进入咖啡馆的人。

Filfil是咖啡馆一位老牌的侍者，他说“不应该为进来仅仅是为了喝一杯咖啡的顾客提供桌子”。他是一个黑皮肤的努比亚人，出生在上埃及的一个村子，在二战时到了开罗，然后从1943年开始就在咖啡馆工作了。“Magdi有他自己的人生观”，Filfil说，“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进来喝咖啡的时候，他会注意他们。他说，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人。我不能让人们到这里来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就像他们在其他地方那样。”

许多年轻的顾客对咖啡馆保守的环境感到难受。他们发现那些年长的人是很小心眼，很保守的，他们热衷于嘴上评论，而不会真去做。年轻人认为咖啡馆的革命是失败的。Hoda Baraka是一名28岁的行为艺术家，他说“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第一次走进了Riche，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博物馆。老板想把所有名人的照片都展示出来。他们就像生活在幻想中，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

不过，年轻的埃及人还是会来咖啡馆，特别是旁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会写关于咖啡的书，这些书很快就会发表在大学的出版物上。咖啡馆里的酒和显赫的历史都能吸引他们。他们对Magdi赶走秘密警察的能力也很欣赏。在这里谈论政治仍然比其他地方安全。Mohamed Menza，一名32岁的政治活动组织者，他说“从1998年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来Riche咖啡馆了。在这里可以看见过去的一些革命记忆，它给了我们希望，希望有一天现状会改变。我们看着墙上的画然后想：为啥不是今天呢？”

春天何时到来

1月25日是抗议的第一天，Menza先生来到广场发现本来以为只有200人的活动竟然有20000多人参加。他每天都去。“在广场上，我们和不认识的人公开讨论，自由组织。这太美好了。基本没有计划或者领导者。”Menza不顾危险的将医疗的设备带到广场，以此来救助那些被捕的人们。“安全局那些暴徒的攻击是很厉害的”，他说，“我看到一些人直接用狙击枪射击抗议者。”在这个时候，Menza就会想起他和Magdi的对话。“他经常谈到过去的革命和咖啡馆在革命中的角色。在解放广场，我们觉得现在和1919年、1952年产生了共鸣。”在革命之后，Menza先生联合组建了民族政治党。

同样Baraka夫人也在结束了广场活动后回到了Riche咖啡馆。“咖啡馆再一次在革命中成为了政治活动的分部”，她说。“我感觉这就是解放广场的复制品。你可以看到从广场回来的人就坐在你的旁边，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吃饭，并且继续他们的讨论。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枪声，很多人都被杀了。我们非常幸运。”

咖啡馆的百叶窗上有三个醒目的弹孔。其中一个来自最暴力的一天——2月2日，安全局的狗腿子和抗议者在Riche外面起了冲突，满街都是刀子。受伤的人在咖啡馆里被绑上绷带，然后被送到附近的临时诊所。

警察在Talaat Harb大街的两头都设置了路障。只要看到有人从咖啡馆出去，他们就会开火。他们甚至打算冲进来，不过由于门锁上了，没有成功。“在咖啡馆里面，我们第一次感到害怕，然后很高兴”，51岁的电影制片人Hassan Ibrahim说，他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咖啡馆，他初恋的开始和结束也都发生在这里，只要他在开罗，他每天都会来咖啡馆。1977年，他由于在咖啡馆外而被捕过，并被监禁了5天。“他们殴打并且用水龙头冲我们。那是在1月，天气有点冷。34年了，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干涉我们，什么都没有被改变，只不过这次我们赢了。”


咖啡馆里一些年老的客人也加入了广场上的年轻人行列。在喝完他的例行咖啡后，政治评论家Ashraf Bayoumi宣布，“我现在要去解放广场了，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Magdi 17岁的侄儿Andrew（看起来应该是咖啡馆的下一任老板）也加入了他们。“我带着相机出去，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警察开始驱逐我。”

知名的妇科学家Hussein Gohar也是咖啡馆的常客，他在他尼罗河上的家和广场间不停的穿梭，他无条件的治疗抗议者。他也在twitter上给出关于人生安全的建议，告诉怀孕的妇女，医学已经证明催泪弹不会影响她们的孩子。“有些时候他们在咖啡馆的正门口发生冲突，我们就在这里看着。门会突然打开，一些人跑进来，有受伤的也有感到恐惧的。Riche咖啡馆是一个避难所。当冲突白热化时，咖啡馆会放下百叶窗，并锁上门。”


在情况最坏的几天，咖啡馆名义上是关门的，不过虽然如此里面仍然全是人。Magdi在早上2点或者3点的时候经常会供应咖啡，杯子堆在那些标语上。年老的智者告诉年轻人如何对抗暴力。一位同情抗议者的法官占据了一张桌子。一群一群的作家，外交家和教授在那里喋喋不休的交谈。在政权很快就要被推翻的时候，一些军队警察的领导人穿着便服来到Riche咖啡馆同抗议者交谈，他们为使用了暴力手段而道歉，希望能够协商解决问题。当然，这是徒劳的。2月11日，穆巴拉克垮台了。咖啡馆一下就安静了，每个人都冲向广场去参加庆祝活动了。

一年后，Riche咖啡馆比过去三十年的任何时候都要热闹。革命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来自Adl（正义）党的国会候选人10月份在咖啡馆举行了选举。年轻的客人来得比以前都要多。工程师Ahmed al-Sukari曾经为抗议者从咖啡馆提供后勤支持，他现在也是咖啡馆的常客了。

开罗曾经变型的咖啡文化回来了。秘密警察没有了，关于政治的辩论又一次开始了。被忘却的部族重新组合起来，宣称他们没有真正离开过。城市中的咖啡馆仍旧比清真寺多。拿破仑曾经数过在开罗这个“千塔之城”里有1350座清真寺。现在开罗有上万家咖啡馆，和开罗人增长的速度一样快。

不过Riche咖啡馆的未来还是没有保障。自革命开始，开发商已经在那个区域购买了40栋房子，这就包括了Riche。他们说他们没有计划用高楼来替代以前的房子，但是Magdi很担心。新的统治者太希望新的纪念物了。

Riche咖啡馆同样也面临新的竞争。许多年轻的革命者更喜欢Boursa咖啡馆热闹的气氛，这家咖啡馆有上百张塑料椅子，乱七八糟的堆在股票交易市场周围的街上。侍者在窄窄的门里穿来穿去，为顾客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Graffiti站在烈士纪念碑的照片旁说“人们需要将政治剥离出去”。说唱乐在咖啡馆回荡。图文并貌的小说在到处被传阅。嘲讽和笑话用短信的形式传递。有一位女士，戴着用古阿拉伯语写着“不”的耳环，她这种活跃分子在Riche咖啡馆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文化革命正随着政治革命一同到来。年轻的埃及人不仅试图重建政府，他们也试图重建文化、音乐、人生观，甚至是娱乐。有些人认为这是反圣战的，努力从神圣的武士和固步自封的官员手中夺回并重建文化。就像Mahfouz以及其他那些优秀的人一样，他们也需要咖啡来赶走迷茫，释放愤怒。这种可以选择的场所正在很快的增多。新的咖啡馆会突然出现在街角。在无政府的时候，很容易搞到建筑许可证，甚至根本不需要。

政治和商业都是Riche咖啡馆里人们担心的内容。Magdi的主要赞助者关心的是，是否能够言论自由，他举着塑料做的苍蝇拍来象征王权。电视记者Yosri Fouda（他也是咖啡馆的常客）在十月份被禁止播音。写博客的人仍旧被关在监狱里。谈话的主题是发生反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1919和1952年的革命都是把政权从一个独裁者手中交到了另一个手中。2011的革命也会是这样的吗？

现在给出结论还太早，2011年的革命还在继续。周末的时候，伊斯兰教徒、科普特人和支持各政党的学生仍在解放广场集会。警察在内政部门口示威，要求去除旧的政体。律师协会的律师们也在罢工，要求废止司法制度。这些事情整年都在发生。4月，一名军官因为反对高层的命令，在Riche咖啡馆附近的街角被杀。7月和10月，大规模示威的人挤满了Talaat Harb大街。在11月举行的第一次旷日持久的选举之前，解放广场被上万名抗议者和荷枪实弹的警察所占据。在选举后，伊斯兰教徒成功的获得了更多的选票。

革命精神还在，一位常客盯着黑色印刷的报纸说，“但是它将带我们走向哪里呢？”

“伊斯兰教徒制定规则”。
“恢复大众”。
“我们要选举制”。

在开罗，几乎所有的东西在过去一年里都不一样了，除了Magdi仍旧每周五都召集一大桌朋友，吃着西班牙蛋饼，小面包干，沙拉三明治，喝着最好的用烤豆子酿造的酒，自由自在的高谈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