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希望再分配 乐观主义“硝烟弥漫”——对前途一片光明和前景充满黯淡的国家都具有非凡意义 Dec 16th 2010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在公众生活中,“希望”是过度使用最多的词语之一,与“变革”使用的频率都有所提高。但是它事关重大。政客们密切关注正确轨道/错误轨道的指标方向。信心决定着消费者是否愿意掏腰包,也就决定着各大公司是否愿意投资。正如诺曼•文特森•皮尔所指出的,“积极思考的力量”是惊人的。 谈及乐观主义,西方世界在过去四百年间相比于世界其它各国享有相对优势。西方知识分子臆想出了启蒙和革新进步的思想,那些位高权重的西方人士利用技术以向世界其它国家施加自己的意志。美国的开国元勋坚信他们所创造的这个国家比之前所有的国家都更加“完美”,他们不仅仅赐予公民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且给予其追求幸福的权力。 这并不是说西方就没有骇人听闻的野蛮行为。诚然,对于人类,追寻乌托邦既会产出糟粕又会酿出精华。但是与印度阶级制度或俄罗斯农奴制度相比,人类状况易受持续进步的影响这一观念与西方科学唯物主义更能相匹配。 当下,希望正在四处弥漫。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87%的中国人,50%的巴西人和45%的印度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沿着正确轨道前进,而31%的英国人,30%的美国人和26%的法国人持同样的观点。而与此同时,各大公司正在往新兴市场国家注资转而撤出发达国家这一中心地带。“年轻人,去东方吧”这一口号势必会成为21世纪大声疾呼的诉求声。 绝望之路 西方日益上升的悲观主义正在重塑政治生活前景。巴拉克•奥巴马那充满希望的就职演讲才发表两年,而如今华盛顿的情绪有如吉米•卡特所宣称的美国正处于萧条的半死不活的场景那般阴云惨淡。民主党人的憧憬——美国处于20世纪60年代自由复兴时期的边缘——在执政中期就夭折了。但是共和党人也几乎没什么指望:他们的政策主张有激起愤怒和怨恨的倾向而非里根总统时期的乐观主义。 此时此刻,在希腊,都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和罗马的街上,欧洲已经见证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示威和其中某些暴力抵抗活动。假如欧盟外围的国家气馁沮丧,那几乎没什么稀罕的,但是在更加成功的“核心地带“也有悲惨主义。在德国,最畅销的书是蒂洛•萨拉辛所著的《德国自取灭亡》,整书哀叹这样一个事实,即越是没啥能耐的妇女(特别是穆斯林女性)养育的孩子比她们有前途的姐妹们的(孩子)还多。法国的知识分子不久将会在他们的书架上看到尚•皮耶尔•谢维纳蒙的《法国到穷途末路了吗》及埃里克泽穆尔的《法国之殇》。 对于这种不对称现象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经济危机,后者不仅动摇了西方国家一手打造的体系的信心,而且扩大了成熟经济体与成长经济体的增长差距。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和9%,而美国为3%,欧洲为2%。许多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因它们一手铸成的凄凉的标准而令人蒙羞:例如,41%的西班牙年轻人失业。而巨大的美国就业市场也熄火了: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而超过一百万的民众已经放弃求职。但是这种巨变要比那些激励西方的梦想更要深刻。 在历史长河的多数时期,美国一直向其公民承诺,保证其公民会比父辈们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但是时至今日,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儿女会有比他们更好的生活标准。历史经历使他们沮丧气馁:中等阶层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或多或少就已陷入滞涨,另外由于日益高企的失学率和日渐消失的中等工作从中作梗,美国目前的社会流动性是富裕世界中最低的。 欧洲的梦想虽与美国的有所不同,但一个和平繁荣兴旺的未来的希望对两者都是同样重要的。它们呈现出两种景象:更加紧密的欧盟(摒弃民族主义)和更加慷慨的福利国家(提供保障)。鉴于欧元有可能分崩离析及某些政府由于人口年龄上升和工人合同数量下降背负着无法付得起的权利的压力而日渐衰微,那些幸福的含义正在消失。 角色转换悄然发生 与此同时,在新兴世界,它们不是在为养老金而在为发展高校而展开“论战”。过去20年间,中国的大学生数量翻了两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科学研究的比例由2002年的30%增长到2007年的38%。像印度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和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世界级公司正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一较高下。 积极思维的崛起在新兴世界中某种程度上是受欢迎的——尤其是因为它正在向现状发起挑战。Infosys的南丹•尼乐卡表示,他的公司最大的成就并不是制造什么技术而是正重新绘制未来有可能的版图。如果其它国家的人民认真思考这些思想,对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老人政府”而言他们将会使生活变得不安。 但是也存在一些危险。乐观主义会轻而易举地转变为毫无理性的膨胀:在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资产价格增长过热。另外还有西方国家激烈反对的危险。除非发展中国家开始认真思考它们全球安全的责任,否则美国和欧洲或将会开始探寻为什么它们正在为全球保驾护航而却打开市场让其它国家渔翁得利。 谈到西方的阴霾,它有自身的弊端所在。繁荣不再是传统富裕强国理应所得的这一观点愈来愈受到重视——如果它们未能处理好自身的结构问题,它们将会被那些如饥似渴的新兴大国所赶超。美国人学会接受他们的国家决不能再那么挥霍无度了。欧洲人逐渐领会到他们需要使其经济更加灵活多变,富有创新。两者都开始将此次危机视作机遇。 西方众国也不用过度绝望,因为突然冒出来的大国新贵也会使它们受益。事实上,这些新贵政府会发现很难对世界其它国家颐指气使;它们觊觎的绝大多数资产越来越受外国的控制;它们的子女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经济浪潮中谋得工作。但是日渐增多且能够有实力购买产品和享受服务的印度人,中国人和巴西人有助于西方公司发展壮大。已经向那些公司提供劳动力的国家还会向这些公司提供顾客。 可能对于西方国家现状有所不同,但是在许多方面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数百万人逐渐摆脱贫穷。互联网让平民百姓有权利接触信息,而这在几年前即使是最有特权的学者也不敢奢望。医学进步正在征服疾病,延长生命。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间中,只有某些特权人士能一直理性地希望未来将会比现在更美好。如今全球的普罗大众也能有所念想。毫无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能够保持乐观主义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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