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改变了英国的谋杀 一个有种族问题的国家从一次种族主义谋杀中学到的 Jan 7th 2012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18岁的黑人学生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在等候一辆伦敦公共汽车时被刺死,这次袭击持续了不到一分钟。那是在1993年。为伸张正义,多琳•劳伦斯(Doreen Lawrence)多年奔走,时间比她儿子的生命还要长久;最后,她终于在1月3日听到陪审团的裁定:两名男子犯有种族主义谋杀她儿子的罪行。 步出伦敦中央刑事法庭(Old Bailey)的劳伦斯夫人拒绝为此庆祝。她告诉记者们:种族主义在英国依然存在。由于警局履职之失败到了“如此可悲的程度”,这才让人们花费18年方能将杀害她儿子的凶手定罪。但支持劳伦斯一家的各政治阶层名流却对此案及其对英国的影响持有乐观得多的看法。 一份偏于保守的小报《每日邮报》(Daily Mail)称1月3日是“光辉的一天”。该报曾进行了令人称道的顽强活动,要将谋杀这位18岁高中生的疑凶带上法庭:它曾在报纸头版通栏刊登了五个人的头像和名字,并向他们提出挑战:如果你们不是杀人犯,那就告我们好了!《每日邮报》坚持说:这是斯蒂芬•劳伦斯父母光辉的一天,是英国司法光辉的一天,是警察与报章光辉的一天。 杰克•斯特劳和戴维•布伦吉特(Jack Straw and David Blunkett)是上届工党政府的部长,他们重新书写了过时的法律,并以劳伦斯谋杀案为契机,对警局工作规程进行了重大修改。他们认为,这个家庭伸张正义的努力已经让英国成了一个“更为美好的地方”。伦敦市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in London)对他们也有褒扬之辞。1999年,由退休法官威廉姆•麦克菲尔逊(William Macpherson)主持的劳伦斯案听证会曾指斥该警局为“机构种族主义者”。他们还对该局的工作提出了几十项改革建议。警局代理副局长克雷丝达•迪克(Cressida Dick)称,那些改革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警局工作:一次可怕的谋杀案变成了“改进工作的动力”。监察机构“平等与人权委员会”(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主席特拉威尔•菲利普斯(Trevor Phillips)认为,在改变人们在种族问题的态度上,斯蒂芬•劳伦斯的父母的尊严起到了“关键作用”。 所有这些造成了一个令人烦恼的谜团。一方面,劳伦斯一家还很谨慎,他们担心种族主义已经转入地下;另一方面,整个权势阶层都有人赞美他们,感谢他们帮助英国向好的方面转化。 解决这一谜团的一个关键是个人与公众的不幸之间的不平衡。劳伦斯夫人提醒记者,她的儿子死了。“我儿子埋葬在地下;这个时候我怎能庆祝?” 另一个关键是,他们说的是不同的事。劳伦斯夫人回答了如下问题:在英国还存在种族问题吗?她的正确回答是:还有。相反,那些向劳伦斯一家倾泻赞美之辞的人们回答的却是另外的,尽管是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问题:公众对种族的态度改变了吗?劳伦斯案是否对此有贡献?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谨慎是需要的。英国人并未着迷地皈依国际主义。一个大的年度民意调查机构“跨大西洋趋势”(Transatlantic Trends)在其最新调查中发现了英国对移民异乎寻常的敌视。68%的受调者认为移民带来的麻烦多于机遇,远远超过了该机构在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或者美国发现的阴郁结果。 而且,人们,特别是右翼人士,还对麦克菲尔逊听证会推荐的反对官方种族主义的措施存有争议。2010年几乎有4万件仇视犯罪行为记录在案,但许多保守主义者(还有警官)认为这并不是民族邪恶的证据,而是政治上的正确性走向疯狂的证据。 但有一件更简单、意义更大的事情发生了改变。值得尊重的中产阶级英国人在各种粗俗与异己习俗倾向的威胁下正陷入重围,但现在至少在牵涉到一项渴望时并无种族偏见。公开的厚颜无耻的种族主义行为,即使远没有杀害斯蒂芬•劳伦斯的凶手表现的那般邪恶,现在也成了不合情理的东西。 劳伦斯一家行动的支持者充分强调了被杀男孩尽管“并非完美”(劳伦斯家的律师的话),但却正在学习,准备参加升大学的预科考试,并梦想成为建筑师。他的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来自牙买加的移民;人们说这对夫妇是努力工作,笃信上帝的人。据报道他们的孩子们打网球。 于此相反,报章谈到了杀害斯蒂芬•劳伦斯的年轻白人疑犯的恶棍背景,还有他们的家庭与当地歹徒的关系。麦克菲尔逊听证会后来向公众公开了警察的监视录像带,其中记录了他们强烈表达的种族主义信仰与狂想。 菲利普斯认为,就这一点来说,公众舆论跨越了种族界限。劳伦斯一家受到了现代社会那“粗俗、狂暴而又卑鄙”的丑恶一面的攻击,英国人认为他们是信念、工作与抱负的传统价值观的典范。尽管这丑恶的一面是白人表现的,但却无关紧要。 作为英国人:人人都受到了邀请 更多地以价值观而不是祖先为基础的英国人(而不是更有部落意义的英格兰人)已经成了一种更为包容的身份。这一点可以从2011年8月的骚乱中看出。当时有三个年轻的穆斯林男子在伯明翰被杀,他们中一人的父亲塔里克•贾安(Tariq Jahan)以伊斯兰的名义,成功地说服了一群愤怒的人们不去进行报复性攻击。政治家们高度赞扬贾安,称他展示了“英国人真正的一面”。报章热烈赞同这一说法。 所有这些都不是洋洋自得的理由。劳伦斯夫人坚信,她儿子在英国的坟墓会受到亵渎,因此在牙买加埋葬了他。的确,一块为纪念他而设在伦敦的饰板曾几次受污。最近她告诉BBC:“英国不配埋葬他的遗体。” 很难否认这样的痛苦。劳伦斯夫妇的正派跟杀害他们儿子的凶手的邪恶、以及1993年警察在伦敦处理一个黑人年轻男子死亡事件时的草率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让公众舆论发生了有持久性的转变。正是公众的失望把刑事司法制度推上了受审台,并迫使它进行紧急改革。因此,劳伦斯一家与英国的联系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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