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和粮食 营养难题 为何这么多贫困国家的人吃得如此之糟——对此,又能做些什么? Feb 18th 2012 | ROME AND SÃO PAULO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埃尔多尔多是圣保罗最穷困、名字最具误导性的贫民区之一,一直来因贩毒集团与饥荒而闻名。 在 这里的一块小空地上,一群8岁大的男孩正在踢足球。看起来他们一副健康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 比赛结束后,他们聚拢在球场边的一袋香蕉旁。 “在学校,孩子们每天能吃上一顿饱,”当地慈善机构儿童风险基金秘书长乔纳森·汉内解释道,“但在假期,我们想到他们吃不上早饭或午饭,便给他们送来了香蕉。香蕉饱满、便宜而且有益于大脑发育。”营养不良曾遍布埃尔多尔多,并未被察觉。现在情况已有好转,重要的是已为人知。“这已被更多人看到——所以人们在为此做些事情。” 如果说,今天埃尔多尔多贫民窟的孩子们会要吃得更好,这要部分归功于何塞·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他发起了巴西零饥饿运动,一项让这个南美最大的国家饥荒减少超过1/3的政策。现在, 格拉齐亚诺先生能更广泛的运用学到的经验:他最近已接任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的职位。与前任相比,他更有机会取得成功——他的任命和世界对抗饥饿的态度转变相一致。 世界各国都日益在关注营养问题。2010年,捐助者、慈善及公司机构一同制定了名为SUN的政策指南(这意味着要提高营养)。英国国际发展署及其他救援机构正将更多的资金投向营养项目。世界银行也在《发展的核心是保证营养水平》一书中表明了态度。国际慈善机构“拯救孩子”,通过“鼓励政治领导力”的游说在背后施加影响。这一切,都是对如何最好地改善营养的思维的一种改变,更少摄入食物及额外的卡路里,并更多的通过补充如铁、维他命等微营养素来改善营养。 一组该死的数据 在20世纪6、70年代,结束饥荒和营养不良显得相对简单:去种更多庄稼。如果粮食歉收,富国将提供粮食援助。但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破坏了这一法则。在这个粮食自给的国家,却发生了《圣经》里才有的大饥荒。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一直以来提醒的那样:事情的关键在于粮食的个人获取,而非总量供应。 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重点转为帮助人们获取食物。这意味着,减少贫困及提高农产品市场的效率。1990年到2005年间,贫困国家中生活标准低于1美元/日(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口数量为8.79亿,整体减少了1/3,从世界人口总量的24.9%缩减到18.6%。 但2007-08年食品价格的上涨表明,这一方法仍然有限。许多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在一年内翻了一番,数百万人因此挨饿。全球与饥饿斗争的局势依然严峻。专家们为受到影响的精确人数而争论,但这个数字可能仅略低于1990年的10亿人。 就算食物充足,人也不一定健康。10亿人缺乏摄入足够的热量,另外10亿人因缺乏微量营养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营养不良(常称为“隐性饥饿”)。还有10亿营养不良的人,是因为吃太多太肥胖。这真是个该死的数据:全世界70亿人,有30亿人吃得太少、太不健康或者太多。 现在开始关注营养不良,是因为其危害直到最近才得以显现。热量摄入不足的痛苦显而易见——腹部肿胀、四肢无力、无精打采。肥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营养不足的损害却是隐性的,而且同样可怕。 发展中国家中,超过1.6亿的儿童缺乏维生素A;每年有100万人因免疫系统薄弱而死亡、50万人失明。缺铁会导致贫血,几乎一半的穷国孩子和超过5亿的妇女受此影响,其中在怀孕期间死亡的人数超过6万。缺碘——很容易通过摄入加碘盐来治愈——每年导致1800万的新生儿智力低下。 超过1/3的儿童死因与营养不良有关,而且这也是在众多疾病唯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见图表)。全世界有1/3的儿童体重过轻或发育迟缓(相对与实际年龄来说太矮小),这都是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 在初生的1000天里,营养不良产生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据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研究表明,(在相同条件下)营养不良的孩子不太可能去上学、更容易辍学或者出现学习困难。与吃得更好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赚得更少、与更穷的人结婚并且死得更早。 难以想象的是,营养不良还可以在未来的生活中导致肥胖。人在出生前及出生后的几年里,身体通过不断尽可能的积累脂肪(一种能量储备)来适应缺乏营养的饮食。并从未丧失新陈代谢。这就不难解释,各国惊人的肥胖率为什么从贫困阶层向中产阶层转移了。例如,1980年墨西哥几乎没有胖子,但现在30%的墨西哥成人过度肥胖、70%的人超重。在全世界,肥胖的比例都是最高的,甚至美国也不例外。人们因为吃了更多的加工食品,并选择更久坐的生活方式,肥胖症已在印度城市中流行。肥胖还会带来更多新的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病——好像印度也没其他更多的病症好担心。 因为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使得营养问题也在关注之中。几个大国中,特别是印度和埃及的营养不良率,远高于建议该国的经济增长率或农业改进率。2010年印度人均收入比1990年高出3倍,但体重不足孩子的比重仅下降了约1/4。相比之下,孟加拉国的富裕程度只有印度一半,同期人均收入仅提高了2倍,但体重不足孩子的比重却下降了1/3,整体比重现已低于印度。1990-2007年间,埃及人均农业附加值提升了20%以上,但同时营养不良率与肥胖率也上升了——极不正常的组合。 可喜的是增加营养会成为一种绝妙的投资。解决微量营养素不足的开销很少,补充维生素的成本也微乎其微,还能受益终身。在医院推广母乳喂养,每花费1美元能带来5-67美元的回报。而为孕妇补铁,1美元的成本能带来6-14美元的收益。没有什么发展政策能获得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率。2008年,作为“哥本哈根共识”项目的一部分,8名获奖经济学家对最需要做好的事情(预计花费750亿美元)列了份项目清单,其中一半的项目与营养有关。 如果营养不良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而解决方法又如此廉价且有效,那为何直到现在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一些国家的应对很成功。1986-1996年间,巴西体重不足的人数每年减少0.7%,发育迟缓每年减少1.9%。1994-2005年间,这两者在孟加拉国的递减率为每年2%。 但在很多国家,“隐性饥饿”的问题被受害人自己所忽视,因此缺乏改变的动力。如果村里每个人都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足就会称为常态而被所有人接受。这也许能解释穷人、饮食不健康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在食品上花更多的钱,而宁愿去购买电视或操办一场花哨的婚礼。当智库“贫困行动实验室”的阿皮季德·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问及为何选择这样的消费时,一名营养不良的摩洛哥农民说到“噢,但电视要比食品更重要。” 通过教育说服人们应该从更好的食品(就算会更贵)中收益,从而转变态度。但富国的人们,即便知道垃圾食品没有好处,却仍然大量消费。期望穷国的消费行为会有什么不同也不现实。因此才有潜移默化的想法。 立刻多管齐下 研究组织“生物强化项目”在培育具有额外营养的主要农作物,并分发“生物强化”种子。2011年,该组织在尼日利亚公布了一种富含维生素A的木薯。今年,他们将为赞比亚带去富含维生素A的玉米,为卢旺达和印度带去富含铁元素的豆子和珍珠小米。企业也在通过加工食品做些类似的事情:卡夫 Biskuat饼干(印尼出售)就添加了9种维生素及6种矿物元素。 但仅靠教育或改良食品无法解决改善营养中最棘手的问题,即任务的绝对复杂性。发展的一些问题相对简单,如你能通过兴建学校、聘请老师来提高教育。但营养问题没这么简单。 许多国家的营养标准因季节而不同。常常在粮食收获的前几个月,食品的数量和品质会有惊人的下降。家庭营养标准也会不一样,在艰难时期母亲会吃得更少,而保证年长孩子的供应,但这对哺乳起的孩子不利。文化因素也会带来问题,在孟加拉国的农村地区,受过教育的年轻妈妈对改善营养的尝试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家庭食谱的决定权不在母亲,而在婆婆。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善营养,包括以更好的卫生状况来减少肠道疾病、增强人们对营养的吸收;对小农户的耕作投资,以增加食物种类;为孩子接种疫苗以对抗疾病;教育妇女更长时间的母乳喂养,以提高婴儿免疫力。华盛顿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玛丽·鲁尔在执行这些任务:关注生命的第一个1000天(包括孕期);扩大产妇健康项目规模以及传授良好的喂养习惯;专注于穷人;对问题进行预估与监测。 这意味着一次改善营养的成功努力,必然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多管齐下。巴西“零饥饿”运动有90个独立项目,通过19个部门来运作。它无所不含,从称为“家庭补助金”的有条件现金支付计划到帮助小农户的灌溉项目。除非获得政治支持,这种努力会难以组织与实施。“减少营养不良,需要知道如何通过政府把事做好、规避形式主义并最终完成的给力人物”,英国发展研究所所长劳伦斯·哈达德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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