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9] 边际革命者们

2012-2-21 07:44| 发布者: rhineyuan| 查看: 14264| 评论: 30|原作者: 月圆之末

摘要: 经济危机和博客圈的出现为主流经济学出难题

非正统经济学
边际革命者们

经济危机和博客圈的出现为主流经济学出难题

Dec 31st 2011 | AUBURN ALABAMA,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AND ST CROIX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圣克罗伊岛是美国维京群岛之一，其上的POINT UDALL远离繁华，狂风呼啸，是你在美国国土内能到达的最东边的端点。那里有一个为了纪念美国迎接千禧年第一个破晓日的日晷石，游客可以在旁拍照留念。一对叫“SIGI和RICKY”的爱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纪念，他们在围绕日晷的墙壁上潦草地画了一颗中了丘比特之箭的爱心。

沃伦·莫斯勒（Warren Mosler）不仅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汽车制造商，还是一名成功的证券投资商和与众不同的经济学家。因为亲睐于圣克鲁斯岛的税务政策和温和气候，他于2003年移居到那里。在美国边境栖居的日子里，莫斯勒一直支持边缘经济学之一：新货币国家理论，这一学派有时也被称作是“现代货币理论”。新货币国家主义者坚持，由于纸币由国家发行，政府享有的金融自由比它们意识到的多。为了振兴经济、恢复就业，财政部门可以想花多少就花多少。在收税之前他们就可以支出；他们不必担心借债违约。预算制定者不必在债券市场治安委员们面前低头。事实上，他们都可以不用理睬债券市场。

劝说深陷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政府抛弃那些老套限制来改善现状的，新货币国家理论并不是唯一一派。“市场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方面应该有更大胆的举措。他们认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是美国大萧条的元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能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无力挽救经济，也不应该由它来做这件事，因为他们相信美联储可以。

“奥地利学派” 起源于19世纪维也纳，是更为严格的前弗洛伊德思想的追随者：救市良方是更多而非更少的抑制。该学派的追随者相信一部分经济的牺牲是必要的，那是之前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美联储拯救不了国民经济，反而要将经济从美联储手中救出来。

这就是你所说的制度

在起源，信仰，说服力和预期上，这三大具有宏观经济思想的学派各不相同。但他们也有很多共通之处：在很多人对主流经济学大为失望之后，他们开始流行；前者坚信经济的稳健发展需要中央银行努力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稳定的较低水平，财政扩张或是任何影响金融稳定的举措都是没有好结果的。还有一点，写博客让他们受益匪浅。

相比于其它任何学术领域，经济学可能是最欢迎博客的。主流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 Mankiw)在博客圈呼风唤雨多年，参与者包括了很多同行。但经济危机让学术界变得暴躁不安。这些高声望的经济学家相互公开嘲笑对方的无知和愚蠢。这为行内的无名之辈和边缘人物提供了机会。就像莫斯勒先生的博客名那样，在博客圈，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宇宙的中心”。

在一个疑云重重的世界里，这样的人机获得了很大机会：他们乐于求索自己的信仰以得到合乎逻辑的结论。为此他们坚持不懈，一丝不苟。“财政刺激不管用吗？那就多刺激几下”，新货币国家理论这如是说。“垄断和价格控制有问题？那就取消中央银行在设定贷款利率的垄断权和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垄断权”，奥地利学派这么说。管他什么狂轰乱炸，也甭在意谁反对，自有人会在评论中对付它们。

除此之外，在当下谁都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应对经济危机时，这几个不同学派倒是众口一词：政策制定者在某些事情上实为过虑。奥地利学派认为通货紧缩才可怕，对它的忧虑会增大泡沫。市场货币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不该这么担心通货膨胀。在新货币国家理论者看来，市场接受的财政刺激太少，因为政府盲目害怕破产。

本特利大学的斯科特·萨姆纳（Scott Sumner）有一个博客叫“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它最好地诠释了博客如何为边缘思想赢得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追随市场货币主义的萨姆纳教授就认为，他应该说些什么了，虽然被人关注的可能性不大。

给我们看看你们的计划吧

2009年2月2日，萨姆纳开了他的博客。他承认，自己并非天生会写博客：他的博文都篇幅较长，论述严谨，并有自嘲意味（“就当我是一个来自小众学派的怪诞经济学家，以局外人身份回应一些批判吧”）。但他的博客总有一些深刻的评论，他也作有相应的回复。2月25日，泰勒·柯文（Tyler Cowen）链接了他的文章。柯文是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教授，他的“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博客倍受推崇。萨姆纳开博客后一个月，克鲁格曼教授写了一篇短博客批判他的观点。

能引起克鲁格曼的关注，对于一个博主来说非同小可；所有现行非正统经学家们都期待这样的关注：新货币国家理论者会拼凑他的评论，奥地利学派成员会排兵布阵挑战他的观点。克鲁格曼越和他们较劲，他们获得的关注就越多——这种关联也使克鲁格曼变得小心起来。“我会链接任何我觉得有启发意义的文章，无论作者是谁。”他写到，“如果一个人文章中有错误观点，只有它还有支持者时我才会链接。”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给他这么一个平台呢？”

萨姆纳教授的博客不仅向公众展示了他的市场货币主义学说（柯文教授说“在经济学界，我到哪儿都能听到他的名字”），还吸引了其他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多都来自于远离经济学中心的小规模学派，没想到竟有人和他们想的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学术大本营，也没有对应的评论者。博客为他们提供了这些。“市场货币主义”一词的创造者，丹麦银行经济学家拉丝·克里斯滕森（Lars Christensen）说：“这是在博客圈诞生的第一个经济学派，由博文，对立博文和评论替代了之前名校间的交流”。

博主们形成的隐性阵营把焦点都集中在美国消费水平上：以市场价格衡量的美国国内产出。这就是“名义”GDP（NGDP），与之相对应的“实际”GDP是除去通货膨胀影响后的结果。他们认为央行应该把名义GDP保持在稳定向上的路径上，增长率应为每年5%。要达到这个名义GDP增长率，可以是出售更多商品（就是“实际GDP”增长），或是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萨姆纳教授的“反抑制”主张在于鼓励美联储不去在意两者谁的影响更大。

央行制定的目标是使发行的货币可信，出台的政策具有预见性。很多项的目标都是把消费指数增长控制在每年2%左右。过去几十年里，他们都很成功地稳定了通胀率，但在现行危机下，经济竟不能得以稳定。美国的名义GDP相比危机前路径下跌了11%，并且一蹶不振；人们支付的价格要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市场货币主义者指出，倘若危机前经济增长率为大致为每年3%，5%的增长目标和2%的通胀率就是吻合的。如果增长率跌至1%，通胀率就得高居不下，抑或在4%的水平。如果产出短期内减少，通胀率会短期飙高至5%。不过，一旦经济恢复正常，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低。

为了取得名义GDP增长率，央行应该动用很多今天现有的工具：调整短期利率，当利率为零时，印钞购入资产（即量化宽松）以获取名义GDP的增长。萨姆纳说，当名义GDP增长目标达成时，这种调整就会更有效。如果人们期待央行将消费调至5%的增长路径，他们的办法才是正解。公司相信盈利会更多，所以招收更多员工；人们相信饭碗不会丢，所以更愿意花钱。存款会用于消费或投资，因为存款人知道，产出或物价在今后都会升高。

救市良方

如果人们认为此目标不切实际，那么美联储就应想尽方法实现它。其方法可能包括“英雄式”的大规模购入资产，甚至强于以往美联储或英格兰银行的任何一次尝试。就算走到那一步，人们可能还不愿意花这刚印出的钞票，抑或银行也拒绝贷款。

但市场货币主义者如比尔·伍尔西（Bill Woolsey），要塞军事学院（The Citadel，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教授，认为自有办法让人们消费。美联储可以对银行准备金收费，致使银行为消费者的存款开出负利率。虽然人们从账户取出这些钱仍有可能被闲置在家里，但最终，与其把钱屯在那，他们会花掉或投资掉。由此市价升高，更好的结果是促进生产。

由于萨姆纳教授的摇旗呐喊，很多包括库鲁格曼教授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现在都赞成名义GDP增长目标的改变。在十一月的美联储会议上，政策委员会讨论了相关事宜的优点和缺点——对于几年前还处于边缘的观点来说，这已经是难以置信的了。但是它并没有说服所有人。有一些委员会成员担心换成新的目标制定机制会“使长期的通胀期望脱缰”。打比方说，现在通胀率可以增长到5%，那有可能在产出恢复正常后，很多人仍认为该通胀率是长期不变的，并依次设定薪酬。为力挽狂澜，美联储就会抑制增长；为此承担的严重后果会抵消新机制带来的好处。

博客为萨姆纳先生带来的好处多多，既是发表言论的平台，又是聚集志同道合者的场合。但博客并不是促进非正统学说的唯一渠道。为了宣扬新货币国家理论，在2010年康乃狄格州参议院竞选中，莫斯勒以“茶党民主党”人身份参选。他所相信的美国“过度税负”理念为标准茶党认同；他的“国家破产是无稽之谈，国家还可以到处借钱”观点可以让茶党们拿到战斗的武器——或者至少他们的平衡预算修正案。但他的竞选并没有获得选民支持。

候选人莫斯勒得意地称自己才是“会用钱的人”。一个拥有央行的国家可以不停印钞，并通过收税保证货币需求量。莫斯勒认为，以此可为政府提供足够余地花钱，无需害怕破产。政府总是可以偿还债务，因为他可以印偿还债务用的钱。

新货币国家主义者能做出这样的政策性结论，要归功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对手阿巴·勒纳（Abba Lerner）。勒纳相信政府应该根据国家的经济成果——其对就业和通胀的影响，制定财政政策，无需担心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政府应该保证高的就业率和稳定的物价，而今天这一工作由美联储在做。要做到这些，与其依赖于货币政策，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如果私人支出过剩，以致抬高价格，有通胀之忧，政府就应增税或减少支出。相反，如果私人支出过弱，威胁就业率，政府应减税或增加支出。

说到这里，好像都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急于在财政上显出负责态度，都说艰难时期的预算赤字应该由繁荣时期的盈余抵消，以使债务保持在合适水平。勒纳承认这很难做到。私人支出可能会出现长期疲弱。一旦如此，政府就会有长期赤字，不断增加国家债务。勒纳并不认为问题很严重，尽管他意识到很多人都被“不大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吓倒”。

能够如此承受财政赤字的直接原因是直接宏观调控。如果公司，家庭和其它非政府单位都不想花光自己的收入，他们就必须把剩下的借给别人。但他们相互之间借出的钱不可能多于借入的钱，所以就会借给政府。私人支出不足需要财政刺激，而财政刺激会同时增加政府负债。勒纳表示，最终公众会积攒一手的政府债券，直至相信自己有足够的钱去消费。此时，政府再不用去刺激什么。

如果公众既不愿消费，又因为害怕政府违约不愿意接受政府债券呢？新货币国家主义者认为这不可能发生，因为政府可以印足够的钱，兑现这些有价证券承诺的数额。这一方法在历史上的魏玛共和国和今天的津巴布韦引发了超级通货膨胀危机。但新货币国家主义者又说，这些国家政府把印钞机当做强抢多于私有部门所愿意生产的资源的工具。政府和私有部门一块，想买的太多，但经济能力又无法生产。

但在勒纳的策划中，印钞的目的并非如此。它给私有部门一些凭据，以防私有部门不愿消费。印钞并不是为了增加赤字。如果赤字的规模足够维持就业，而又不至于抬高价格，它仅仅是为其提供另一种融资方式。

莫斯勒对债务满不在乎的态度，让他的观点（他曾称之为“软通币经济学”）备受指责。但莫斯勒却用它赚的钱袋满满。1990年初，很多知名经济学家预测意大利里拉有违约危险，但莫斯勒购买里拉债券，为他的基金和客户赚得超过五千万美元。1996年他又有一亿美元入账，源于他保证购买的某种日本债券，比政府发行量还多。2011年，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他的银行每个月在规定的普通股上能有10%的回报。他采取与著名投资商不同的投资策略，如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此人在2011年初卖掉了自己的美国国债，之后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你说你会改变宪法

在新货币国家主义者眼中的世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似。当财政部花钱时，它为货币流通注入供给。当财政部收税时，它撤回货币。所以如果依新货币国家主义的想法行事，做预算的人必须既做到在需求恢复、通胀抬头时收紧政策，又要将这做法贯穿始终。不然，1970年的自欺性的通胀预期又会发生。那一段时期的滞胀让人们觉得应该将宏观经济稳定任务交给就有前瞻性的技术专家们——即央行行长——他们积极应对经济问题，对政治诉求却不太热情。如果你认为国会的政客们可以如此运营国家经济，那你也能成为一名新货币国家主义者。

不支持莫斯勒竞选的茶党们显然对这些不买账。罗恩·保罗（Ron Paul）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议会自由党人，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就有茶党一个基金会的支持。之前谁都不料2012年他的竞选如此受民众支持。他是平衡预算的狂热支持者，而作为议会一个有关货币政策的附属委员会的主席，他声称量化宽松政策是“金融界渎职行为”；他确实主张废除美联储。

保罗作为奥地利学派支持者的色彩由此显现——作为一个正在复苏的学派，奥地利学派一方面不像市场货币主义那样能够改变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想法，另一方面也不像新货币国家主义那样能建立起广泛的互联网追随群。它的簇拥（包括保罗的共和党同行保罗·瑞恩 [Paul Ryan] 和米歇尔·巴哈曼[Michele Bachmann]）在想发和具体解决方法上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一致同意利率必须体现出央行行长对紧缩措施的坚持，而不是突发奇想的结果。

奥地利学派思想关注的是由央行引导的“不当投资”如何扭曲了商业周期。央行刻意压低利率，使得企业家相信社会已经非常节俭，其实却言过其实。企业家们着手建立报复长远的投资计划，之后他们就会发现所需要的人力和无力早已用于那些成效更快、更讨好的项目中去了。一旦发现这一点，企业家就会放弃错误的投资，解雇员工。如果薪酬灵活，工人流动性强，破产的结果就不会那么糟糕。但政府或美联储错误的引导，可能会影响劳动力重组，阻止劳动力从过分依赖将来结果的产业转移到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产业。

学者如来自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受这些思想启发，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中私有机构可以接受自己发行，无需政府同意或保护的纸币存款，由此代替央行。为使债券更有信用，自由银行可能需要不同的兑换品，比如黄金。银行因此就不会太快地扩张，以防止他们的黄金储备入不敷出。怀特认为，这样可以很自然地约束信用扩张行为。

奥地利学说的复苏并不仅仅是归功于互联网的兴起。1981年，马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同意了一个以她过世丈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名字命名的研究所的建立。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的一名元老级人物。由几个“亲奥地利学派”教职员工发起，一位木材商出资捐款，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在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Aubum University）开了一家商店。开业之初还只拥有足球场看台下一块阴影大小地方，到如今研究所拥有自己的阶梯广场，音乐学校，录音室和图书馆。在一次研究所举行的晚宴上，听着用贝森朵夫（Bösendorfer）钢琴弹奏的独奏，你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维也纳。但随着注册网络课程学生的增多，研究所在互联网的影响力使其观念，或学术风格得以进入大众视线。

然而，想要在主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对于奥地利学者来说还是很难。很多经济学家对于他们的金本位制无法苟同，因为金本位最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预防经济的大起大落。而他们的商业周期理论也没有赢得多少主流经济学阪依者。利兰德·耶格尔（Leland Yeager）曾做过米塞斯研究所校长，算是与奥地利学派有些渊源，曾说这一观点是从奥地利学派其它观点中转移出的“难堪的赘生物”。虽然对经济的盛衰有所分析，但该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周期结束得这么糟糕，也没说如何才能避免糟糕的结尾。低利率无疑助长了美国房市泡沫的产生，但不当投资也不能解释房市鼎盛时期之后的五年里，为什么仍有2180万的美国人失业或半失业。

哥们儿，你得等等

消费的日益疲软对美国有害，市场货币主义和新货币国家主义都说对了。他们不同意的地方是应对措施到底应该是货币的，还是财政的。市场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刺激是多余的们因为央行总是能提振消费——只要它有心这么做。如果美联储的努力没达到预期结果，不能说是因为市场货币主义错了，而是因为美联储没有完全按他们说的来做。

权当这是对的吧。但市场货币主义者们很难盖棺定论。只有央行按他们的措施形式，他们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但在他们证明之前，央行又不可能完全按他们说的来。

市场货币主义者不担心激进主义带来的副作用，虽然它可能误导资金流动，促进泡沫膨胀，并引导人们过分借债。但这些副作用让奥地利经济学家惴惴不安，新货币国家主义者也不相信由低息贷款刺激的私人支出能够恢复就业。然而对于新货币国家主义的财政刺激想法，奥地利学派和市场货币主义同样不耻。萨姆纳教授认为那是浪费；而奥地利学者们，干脆说那就是有害。

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们仍在一旁睥睨这这些选项，但各自态度又有不同。一些人，尤其是偏左派的经济学家对市场货币主义的名义GDP目标制定越来越感兴趣。没多少人喜欢新货币国家主义。已过世的诺贝尔奖得主，比尔·维克瑞（Bill Vickrey）曾关注过它们的负债理论，但那仅仅局限于他在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澳大利亚新纽卡斯尔州的学术研究中。在伯克利大学执教的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教授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也有博客。他认同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思想，认为它们是多样化学术领域有用的一部分。但总是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克鲁格曼教授就一直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实和燃素说差不多重要”。

他的这番对比其实表明经济学和物理化学一样，一直向前进的学术研究，让人忽略了以往的经典学说。但经济真的是这样一门科学吗？学习经济的人并不能对整个经济做控制变量的实验。自然实验中推翻错误理论的实验在经济学中不多见。就算有，反证也是极其局限的。更重要的是，不同学派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些特定案例的对和错。被氧化说取而代之的燃素说有炼金术的味道，相比之下，它提供的燃烧原因站不住脚。但它却反映了当时世界的趋势，就是未发现真理之前总是需要一个替代物，而这反映在热力学的趋势在一百多年后在科学领域仍存在。

陈年往事和边缘事物看起来都很古怪。但想想，30或50年后，如果经济历史学家们回首现在的经济危机，说主流宏观经济家给出的分析是最好的，提供的方法也可能被采用，会不会也很奇怪呢？但如果他们不这么觉得，那么他们可能会去看看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朗查德（Olivier Blanchard）的话来说，几十年前宏观经济学很像是“学术巫婆熬出的汤药”。它包含“很多作料，有的具有异国情调——比如很多看法，但也是一团浆糊”。随后学问变得更严格也更精致：可以有分歧，但要在一定范围内。现在，经济对话在博客平台上又有了当年巫婆汤药的泡泡。这气息肯定也渗透到了学府——不久的将来，新的元素又会添加进来，可能这元素还来自于现在被弃置的材料。

感谢译者 月圆之末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