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2.21] 年逾耄耋，风采依旧

2012-2-24 09:11| 发布者: migmig| 查看: 9917| 评论: 11|原作者: tinazhao0007

摘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学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学人》

年逾耄耋，风采依旧

罗兰•伯德，1933年开始为《经济学人》撰稿，1978年退休，时任财务总监。现年92岁。我们请他回忆了那段遥远的岁月，当时的《经济学人》虽然已有90余岁的刊龄，但仍是伦敦一份无足轻重的小周刊，发行量不及今天的1%。

我从1933年开始成为《经济学人》的一员，当周《经济学人》（见上图）的主题是钱是“很好赚的”，“舒适”也是当时的热词之一。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我们的读者尚不足千人，其中有一小部分是金融市场研究员，封面上稀松平常的标题（也许现在应该叫头版更合适一些）似乎是满足了他们的阅读需求，其他的读者就要翻阅里面的文章，看看主编沃尔特•雷顿或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写的真知灼句。

沃尔特•雷顿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麾下效力，是一战期间声名显赫的官员，他于1922年被以《经济学人》创始人詹姆士•威尔逊的遗孤名义创立的基金会任命为经济学人主编。此后的几年间，他四处筹资购买《经济学人》的股权，但是遭到暴发户布兰登•布兰肯的讨价还价。布兰肯是丘吉尔面前的红人，当时刚刚买下了《金融时事》，于1941-1945年任丘吉尔的信息部长。还价的结果是版权共同所有，由雷顿做主编。

阿诺德•汤因比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加入《经济学人》的创作队伍。虽然当时正忙于创作长篇巨著《历史研究》，但他一直坚持为《经济学人》写社论。汤因比不是挑剔，而是龟毛，连有些阿拉伯人名中的引号位置这样的小细节他都不放过。雷顿当时兼任《新闻纪事报》和《经济学人》的主编，一面要处理《新闻世纪报》出现的种种问题，一面要想方设法扶持《经济学人》。有的时候他会留下这样的字条：“大局已定，曙光在前。”

当时的《经济学人》有点简易作坊的性质，只有五六个所谓“全职的”编辑人员，他们工作时间都有限，要以外面的带薪工作的时间为准。只有到周一下午，投稿人和编辑人员都参与周计划的起草，这个数字才会增加到十多个。社论的页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公司会议的次数。广告收入对维持出版社的独立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90多年前，本刊最著名的主编沃尔特•白芝浩论证了这一观点，白芝浩同时也是宪法的作者之一。但是报导公司会议只是广告的一种低级形式，只对想满足老板虚荣心或者想敲诈勒索的人才有效。当时我们没有想到广告会有像今天这么大的作用。

卡克斯顿的继承人

穿过舰队街，走过约翰逊博士的府宅，就是各家印刷厂。艾尔&斯普提斯伍德出版社是为数不多的非大学圣经出版社，其出版物在业内就算称不上是令人尊敬的，也是相当有威信的。我们十分感激本尼先生，他是一名出色地排字工头，总会默默地将那些力不胜任的庸庸碌碌之辈剔除编辑队伍。时不时会有人对手写文稿怨声载道，当时我们对编辑打字机还闻所未闻。道格拉斯•杰伊对此更是一窍不通，不过仅是对此而已，1947年他当上了工党内阁大臣。

周四深夜，手稿会送到出版社出版，这是条不成文的规定。稿子上密密麻麻满是雷顿的修改。格雷厄姆•休顿还特意为此写了一首嵌名打油诗，诗名叫做《异国编者》，结尾是这样写的：

有个人的连上帝写的文章都敢改，这个人就是
沃尔特爵士

在那个工党统治的年代，编辑人员是很少能进到印刷间的，但有时候印刷职工会会长会网开一面，让我们进去瞧瞧。印刷间的场景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卡克斯顿印刷。16块厚重的自动供墨铅字板陈列于一张平板之上，平板印刷由此得名。然后由一个充气章鱼形状的精巧装置把一张4英寸*3英寸（1.2米*0.9米）的纸张平铺在铅字板上，滚筒在纸上滚过，油墨便印到了纸上，再由这个章鱼装置把印好的纸收起，在纸张的另一面重复这个步骤，印好32张就可以装订了，当时报刊的印刷标准是64页。我们这不足千份的报纸要印到周五才能印好。有一段时间，部分报纸要印在薄薄的空邮纸上，那就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当年的罗兰·伯德

据估计轮转印刷机起印额度是六七千份，当时我们的发行量勉强能达到这个数字。这种新的印刷方式给《经济学人》带来了一场巨变。标题采用了古哥特式字体；副标题（如“每周金融时代”等）从1934年1月起不再使用。1937年，受到休顿的启发，《经济学人》开始采用暗蓝色的封面背景，大标题处用白字红底，头版是一串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金融市场也不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这些变动还有艾瑞克•吉尔独创的perpetua字体及简洁明快的版面编排一直为后来的管理者和主编们沿用，并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读者群日益壮大，一直达到今天的规模。1943年正值二战期间，沉闷的气氛让我们的百周年庆宴变成了一次警宴，没有些许喜气。宴上大臣部长们对直言不讳的社论深表不满，英格兰银行行长仍为《经济学人》对金融市场的“背叛”震惊不已。

《经济学人》能得以出版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副主编唐纳德•泰尔曼（1956-1965年任主编）和芭芭拉•沃德为本刊历尽心血，赶写社论、处理好本周的事宜再去忙《周日观察家》那一摊子事。芭芭拉后来成为了一名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

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经济学人》的发行量又有所增加，杰弗里•克劳瑟重新回到了主编位置。《经济学人》进入了创作的巅峰时期，并招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职编辑。一种公司社论悄然兴起，这是在克劳瑟领导下的一种普遍创作潮流，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迫于大公司的压力而写的。克劳瑟能即兴创作出一篇800余字的手稿，蝇头小楷，字迹隽秀，每周都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为其它各家报纸所不能比。他的文章诙谐幽默，曾称战后英国财政大臣休•多尔顿“倒了全球人的胃口”。

如今的罗兰·伯德

发行量稳步上升，尤其是在美国，1974年的发行量达到了10万份。当时有人对发行经理承诺（或者只是暗示了一下？），如果达到了这个数字，就送他一辆劳斯莱斯。唉，可惜他食言了。不过《经济学人》打败了一向难缠的左派竞争对手《新政治家》，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通信革命也许是继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政治巨变之后，意义最为深远的事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没有航空邮件。内陆电话通讯技术尚不成熟，更不用提海外通讯了，就算有，也是极为昂贵极不可靠的。《经济学人》不舍得使用昂贵的电缆通讯，靠邮寄的方式收集题材。不过当时也有些见证奇迹的时刻发生。1937年的一天下午4点钟，印刷厂接到了一份棘手的700字文稿，需要发到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那边校对。这份文稿于当晚9:30送达海格特公墓，修改完毕后赶在海格特邮局最后一次收件（凌晨半点）之前寄出，修订稿于第二天上午9:30重新回到印刷厂的办公桌上。在今天，一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解决问题，要是让英国皇家邮政来办的话，可有得等了。。。。。。

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不了解信息技术是不行的。“学一门新语言为时已晚”，这句话被歪歪扭扭地印在纸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纸张是一种受严格控制的商品。办公室经理韦博掌管着包括曲别针在内的贵重物品，他的出生证明上写他是爱德华•马弗京的后裔，但我们只叫他韦博。有一次韦博不满地对我说：“你昨天居然用了两张纸。”

如今，仿佛只有出版物印刷和装订的时候才会用到纸张，从编辑到成稿的所有步骤都可以通过键盘来完成。随后再按几个按钮，世界各地的七家印刷厂都会受到配有精美彩页的文稿，内容完全相同。这一切都是手握羽毛笔的撰稿人们无法想象的。《经济学人》不用再为如何尽快送达文稿而发愁了，凭借现在的高端技术，文稿可以转瞬及至。不过有人希望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要在空中被谁劫持了才好。原始的铸字排版和凸版印刷早已被电镀印刷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时一名叫做伊安•特拉福德的总经理率先使用这种技术，《经济学人》紧随其后。电镀印刷随后又被胶印所取代，现代的胶印技术印刷效果极好。

何去何从

《经济学人》今天的资产，即通胀准备金，是上世纪30年代为此奋斗的人想象不到的。到20年代末，雷顿和布兰肯的版权之争终于告一段落时，《经济学人》的价格被他们哄抬到10万英镑，当时的1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近400万英镑。当时有人说，《经济学人》一直都有赚头，不过那个数字跟今天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时事》（现《金融时报》，《金融时事》于1945年在布兰肯手中夭折）虽然是《经济学人》的股东，但只有表决权，没有掌控权。这使《经济学人》固有的超然品质一直传承至今，尽管中间有过一次小波折，不过好在人们早已遗忘了此事。

可能有人会问，《经济学人》是否会在新世纪继续沿用其长久以来的风格。对此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经济学人》编纂自主，这是当年雷顿与布兰肯达成的一致。没有这个前提，《经济学人》只不过是一份普通的报纸；第二，想动摇《经济学人》的基石，无异于精卫衔石。

能为《经济学人》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伴随这份报纸从兴办到兴旺，见证他从学步小儿成长为世界巨人，是我莫大的欢乐。没有几家报纸具有这般的国际影响力，为什么《经济学人》独领风骚？恐怕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伴《经济学人》从30年代走到70年代，我认为，其成功的秘诀就是，无论取得多么耀眼的成就，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在这里祝贺《经济学人》的发行量超过100万份，这回发行经理该得到一架私人飞机作奖励了吧。祝《经济学人》集团的全体员工身体健康。在过去，“集团”对我们来说也就意味着十几个人。

（编者寄语：请《经济学人》的每一代接班人谨记，你们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注：
空邮纸：轻身高级书写用纸，多用破布造成，质地结实。常用作航空邮柬。

感谢译者 tinazhao0007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