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养老基金 加拿大的养老基本面临大规模的改革 Mar 3rd 2012 | MONTREAL AND TORONTO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他们所拥有的财产遍布全球,这包括在曼哈顿的房产,智利的公共设施,国际机场以及将伦敦与外界连通的高铁海底隧道。在史上颇有影响的100家顶级的并购基金中他们就占了六家。无论是华尔街的竞争对手还是渴望像他们一样的公共机构的投资者,都对他们青睐有加。 这个巨头就是加拿大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集团。他们管理着大约6400亿加元(约合6430亿美元)。据一家名为Preqin的研究机构的调查表明,在全球最大的40家公共养老基金中,加拿大就占了4家。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它哪个国家有如此之多的机构榜上有名。但规模并不代表他们显赫。他们的投资手法最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和其它掌管公共养老基金的机构不同的是,加拿大人喜欢在国内经营他们的投资组合并用于直接投资。他们把资金大量投在并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为他们坚信这些领域方面的投资回报大于公共股票与债券方面的投资回报。他们在某些方面诸如将主权财富去政治化。安大略湖教师养老金计划负责人Jim Leech把它称为“金融机构的新品牌”。世界上其它为之收益甚少而头疼的养老基金把加拿大养老基金视为榜样。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正是这种模式的推崇者之一。 当它在内部带来更多投资收益时,安大略湖教师养老基金在20世纪九十年代便开创了这种投资模式。其它大的投资基金很快纷纷效仿,并建立起自己的团队来管理。到2012年底,安大略湖市政雇员退休体系计划把90%的资产用于内部经营,仅留少部分供外聘经理人投资到其它地方。 基金会将会独自处理小笔交易,但它更多的时候是扮演“共同赞助者”的角色,带领私募股权进行大宗交易。这使得基金会能更好地控制投资并节省交易费用。例如CPP投资委员会和PSP投资,和一家名叫Apax的并购公司合作,以6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的Kinetic Concepts医疗器械公司。这是2011年大宗并购交易之一。 加拿大模式的主要支取是储蓄费用。一家名为PSP的大型投资基金的老板Gordon Fyfe指出,业务运营直接有助于制止“基金通过惊人的费用消耗殆尽”在费用高昂的外聘经理身上。例如,对私募股权来说,多数经理人的佣金相当于资产的2%和利润的20%。雇用员工和打造内部能力的成本远远低于经理人的费用。KPA咨询公司的养老金顾问Keith Ambachtsheer认为,经营资产的内部成本仅为外购的十分之一。 此外其它的有利因素是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期限和范围比私募股权公司大得多,因此加拿大这个庞大的公共养老基金集团可以在时机合适时将其出售,从而减小投资非现金资产的风险。例如,在十二月安大略湖教师养老基金就宣布出售其在加拿大最大的体育产业之一的枫叶体育和娱乐的大部分股份,约13亿加元。这个养老基金自从1994年起就一直投资枫叶体育,远比私募股权通常五年的投资期限长得多。而且在五年内可得到五次收益。 因为节省了大笔费用,而且仅须满足支付养老金计划所覆盖的人群,此外,加拿大养老基金不像并购公司那样面临追求高额回报的压力。他们能够通过低风险和杠杆作用来经营投资。“因为收益不必太高,所以他们能够吸引很多公司来投标”,一位并购公司的老板如此评价。这听起来就像是失败者的悲鸣。 迄今为止,养老基金的战略是支付。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安大略湖教师养老基金在全球330家最大的公共及私人养老金中它的收益回报是最高的。这个骄人业绩部分是得益于加拿大股票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使得加拿大养老基金的发放比例高于其它国家。但并非全部如此。例如,2010年安大略湖市政雇员退休体系在内部管理上的花费中,每一美元得到25美元的回报。相比之下,在外聘经理的花销中,每一美元的花销得到的收益仅有10美元。 那些试图理解加拿大人如何完成这一经营的人得到两个答案,一是监管,二是支付。在基金运营过程中仅有一点点政治方面的干涉。与美国公共养老基金充斥着政客、亲信和工会黑客不同的是,加拿大养老基金是用商业及金融背景来吸引人们进入它的董事会。 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薪酬体系。为了招募到最优秀的高管,加拿大养老基金保证他们支付的薪酬在Bay Street(加拿大的华尔街)是最具竞争力的。他们支付的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年终红利以及长期绩效奖金(这是其它养老基金没有的薪酬制度)来让它的雇员从长远来考虑它们的投资。安大略湖教师养老基金的Leech先生2010年拿到了390万加元。其中长期绩效奖金为51%,年终红利占了36%,基本工资仅占了13%。无疑他肯定比在华尔街挣得多,但这只是公共养老基金一揽子支付标准中的一部分。最大的美国公共养老基金CalPERS的老板Anne Stausboll在2011年上半年拿到了38万美元,其中包括96,638美元的红利。 薪酬体系上的差距阻碍了加拿大模式的推广。CalPERS的首席投资官Joe Dear认为建立这种薪酬体系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不必说政客,更不用说选民,拿百万年薪的人毕竟是少数。 不管怎样,多数美国公共养老基金的官员并不想照搬加拿大模式。但Ambachtsheer先生认为董事会的成员基于信用责任,应该仔细考虑这些费用是如何侵蚀资产的。如果他们有仅支付90%的期权,那他们应该试着去接受。 采用加拿大模式的另一个障碍是规模问题。基金要有一定的规模,以便用来收购公司和投资基础设施工程,而且要为团队建设付出先期成本。小规模的加拿大养老基金根本不可能依样画瓢。例如,有时大型基金将它们的交易联合组成辛迪加,让小规模的基金也加入进来。在2009年,安大略湖市政雇员退休体系被批准经营加拿大小规模养老基金资产。 可爱的加拿大人 这个基金巨人自身也面临不少问题。第一个,也是自相矛盾的就是其资产的增长:例如CPP期望到2020年能管理2750亿加元,到2050年其管理的资产能达到1万亿加元。资产的增加使得对每股投资的管理难度加大,这会影响到全盘收益。“我们如何才能扩大我们的直接投资,使它扩大一倍,这依然是一个极富意义的挑战,”CPP的老板David Denison说道。 另一项挑战就是在变化多端的市场中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为了拓展业务,基金会需要员工辛勤工作。但是随着他们的业务扩展到全球,他们几乎没怎么推销自己。加拿大模式认为多样化不及专业化重要:蒙特利尔的业务比莫斯科开展得好。一些基金开设了海外办事处,但Fyfe先生对此持谨慎态度:“一些业务员乐于坐在那里来告诉你如何做业务,因此他们并不积极。” 即便如此,加拿大养老基金在大萧条时期仍有望蒸蒸日上。他们计划在贷款方面拓展业务,因为银行贷款在不断减少。政府也面临现金短缺的问题,因此他们正在计划出售一大批基础设施资产。政客们认为加拿大人是最佳人选。另一家名为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养老基金老板Michael Sabia认为,“如果他们面临在虚荣的篝火式的联营企业与长期投资者组成的公共慈善机构式的联营之间作出抉择的话,我想我应该知道哪种方案能胜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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