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历劫后的艺术 哥斯拉的孙辈 核灾难如何唤醒日本艺术家 Mar 10th 2012 | TOKYO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行为脫序 在日本因为艺术而入狱是不光彩的事。屈从这些规则泰半是禁忌,更不用说打破它们了。这是让水野俊纪害怕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在福岛第一核电厂做卧底工作,试图把握机会拍照(如图),表明他手持裁判红牌现身在损毁的第三反应堆前。他也害怕辐射,他拍照的地方显示的读数最高。他说,自己没有引起怀疑的唯一原因在于穿着正规的防辐射套装。在日本人们很少质疑一个穿制服的人。 水野是六人艺术团体ChimPom的成员,团体中大多是失学的艺术家,自地震灾难发生以来,他们花了大量时间进入处境险恶的地方,对灾难结果有了动人的想法。有两次,他们采用禁止入内的第一核电厂作为视频艺术和摄影的画布,大胆得惊人。有一次,他们在冈本太郎著名的反核壁画《明日神话》上贴了一幅第一核电站冒烟残骸的绘画。他们不是文化艺术的破坏者,他们表示一天后他们就把这幅绘画揭下来了。 屏除ChimPom作为宣传噱头的作品很容易。但艺术家们的行为至少大声表达了他们的印象。自2011年3月11日的核灾难以来,他们为时7年越发鲜明的游击艺术有了逻辑。事实上,著名艺术评论家椹木野衣表示,他们可能在暗示日本当代艺术的一个新方向。 1954年电影《哥斯拉》出现后,辐射和核毁灭遍布日本的亚文化群。这两个主题反复地突然出现在漫画和动漫卡通中。过去十年来,日本最知名的艺术家村上隆用“超扁平”艺术形式探索消费主义和性的物化,超扁平这种艺术是以扁平形式画出美术和卡通作品,突显日本购物文化的盲目乌托邦思想。蘑菇和蘑菇云是频繁出现的图案,最近村上隆前往卡塔尔为一幅百米长的画揭幕,该画的灵感来自福岛事件。 ChipPom面对村上对消费主义的担忧,不时迎头接战。他们的作品之一《我的博看》(2007年),转弯抹角地指出村上与路易•威登合作,其中包括用日本艺术家可立刻识别的明亮标志来装饰无处不在的手袋。ChimPom带了一些路易•威登公司的袋子到柬埔寨,并用清除的地雷引爆它们。对日本来说其中寓意是存在着冲突,但似乎可爱的东西可以回家了。 2008年,他们用飞机的废气在广岛的天空中留下了“鼠兔”一词的痕迹,闪现漫画中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因为这东西被看成是对这场悲剧受害者的侮辱,他们受到了嘲笑,并卑躬屈膝地道歉。但他们也解释说,他们是提醒公众日本的亚文化中经常被遗忘的东西,即核威胁是真实的,不是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凭空虚构的。 ChimPom表示,他们对村上隆表示敬仰,但他们的作品却未必如此。正如椹木所指出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超扁平主要反映“泡沫年”期间文化的稳定(泡沫不只是经济上的,它也是“虚构的现实”之一 )。ChimPom质疑稳定本身。椹木表示,“他们的作品不是扁平的。他们正试图质疑和探讨超扁平社会中有什么东西是无形的。” 其他的年轻艺术家也耕耘着类似的主题。例如,竹内公太背地里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找了份工作,被录到用愤怒的手指指着摄制现场实况影像的摄像机。后来,他采用公共新闻发布会对核电厂的运营商东京电力株式会社就其内部职工的状况施加压力。他的作品象ChimPom的一样,模糊了艺术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区别。 日本的政治艺术非比寻常,新的颠覆性可能是一口新鲜的空气,只要有人注意到就好。日本全国性报纸乏味的艺术版上很少报道ChimPom的艺术家;大多时候他们被当作是犯罪边缘的一部分来对待。这个团体在日本刚举行了一次水野俊纪的核反应堆照片展。水野说:“一直没有好时机。媒体只想让这项工作看起来象是一件罪行。”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Books and ar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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