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10] 信任的死亡

2012-3-14 11:14| 发布者: migmig| 查看: 9099| 评论: 22|原作者: nayilus

摘要: 去年的三重灾难－地震、海啸和核熔毁－彻底粉碎了日本人对其国家制度的信任

311灾难之后的日本

信任的消亡

去年的三重灾难－地震、海啸和核熔毁－彻底粉碎了日本人对其国家制度的信任

Mar 10th 2012 | KORIYAMA, RIKUZENTAKATA AND TOKYO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3月11日对于13岁的横山若菜来说，是那场让她的世界天翻地覆的灾难的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她将和其他村民一起表演插秧舞蹈。那将会是一个快乐的盛会，因为她将会见到已经有一年几乎没怎么碰面的老同学们。但这一天也是掺杂着悲哀的，因为虽然很多村民还在，村子却已经不在了。

一年前那个寒冷刺骨的日子，请户村（文首照片）受到了海啸的正面袭击。村中1800名居民内有180人遇难，其中包括若菜的两名祖父母。一些村民本来是可以得救的，但是在附近的福岛一号核电站内的三座反应堆建筑物爆炸之后，当局的注意力就从搜寻幸存者转移到了疏散居民上。若菜一家和几千户其它家庭一起被勒令转移到疏散避难所。这些避难所虽然距离核电站更远，但却直接位于核电站发散出来的放射性烟雾的所经之路上。

若菜现在住在福岛一号核电站西边60公里处的郡山市。她现在在一所新学校上课，校内没有一个老同学，而且因为残留的辐射她每天最多只能在室外呆三个小时。她是在请户村里呼吸着太平洋海岸的盐味长大的，但现在和村子里其他人的联系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难维持。不过当她谈起自己表演的那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民族舞蹈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把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次居住的村子里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是一种很奇怪的责任，但是她理解这种责任。

日本应对311灾难的故事中较闪亮的部份是个人对于苦难的承受，被复兴的传统以及各个社区的自力更生。但这些并不是故事的全貌。四项额外的中央政府预算里总共有143万亿日元（17500亿美元）的巨款被拨放进行灾后复苏。这场灾害总共造成了超过1万9千人丧命，大约32万5千人无家可归。日本政府设立灾后重建局来负责协调各个部门怎么使用这些拨款重建城镇和乡村。但是该重建局直到2月10日才开始正式运作，这已经是灾后第11个月了。

这么一来那些无家可归者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他们的应灾方式被日本两大广告业巨头之一的博报堂称为“我之行动”：在一个传统上是通过微妙的集体思考方式行动，且民众对当局的质疑都隐藏得很好的国家里，越来越多人开始拥护自主的原则。

很大程度上要多亏了这种自助精神，灾害造成的一些较明显的破坏被迅速地清理干净了。3月11日刚过的时候，整条受到海啸打击的海岸线看上去就像是一副达利的油画，充斥着建筑物的骨架，压扁的汽车和翻转的轮船。现在这些地方都已有整齐的公路和红绿灯。但是下陷的道路还是很容易被水淹没，而且附近几乎没有什么房子或商店。整个地方巨大的空旷感让人触目惊心。

行动代号“我们”

官方的拖沓和民间大胆的互助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公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政府为那些因为核问题而被疏散的人们所做的健康检查是零零碎碎的。若菜只做过一次全身扫描，还是在灾后将近一年才做的。而一些民众自发团体已经加强了它们对疏散者的健康检测，包括对甲状腺癌和其它疾病的检查。慈善机构也带头对辐射热点进行去污染。一个名为“公民核信息中心”的反核组织从3月11日开始就一直把和福岛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同步在网上现场直播，从而避开了主流媒体的自我审查过滤。

在受到海啸破坏的地区，一些志愿者重新聚集在他们的父母多年前就已离开的祖籍村镇里。这对于一些地方帮助很大，例如位于福岛以北三个小时车程，在灾难中几乎被全毁的渔港城市陆前高田市。该城市有2200人丧生于海浪中，相当于其城市人口的大约10%。其中包括100名市政府员工，占市政府全部员工的大约三分之一。现在该市迫切需要人力。但是尽管存在这么多同舟共济的精神，很多志愿者和当地的一些社区本身对于重建的进展还是感到非常失望。

陆前高田市的一名援助机构官员认为灾后复苏工作受到一种叫作“纵割”的现象困扰。“纵割”是指各个官僚机构不懂变通的“烟囱式”狭窄思维方式。例如，为了拯救渔业，第一笔经济援助通过渔业部被送到渔民的手中，但是没有制冰业者的话渔民捕到的鱼只有腐烂的份，而制冰业者属于另外一个政府部门管辖，最后没有获得援助。该官员说：“即使在灾难之后，各个政府部门还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受灾者之前。”如果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很多受灾者将会被遗忘。这位官员也说：“地方非营利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渐增加。政府不做事，地方只好自给自足了。”

要做的事其实很多。海啸过后，日本东北沿岸散布有估计2250万吨的残垣碎瓦，相当于大约20年份的城市废弃物。到目前为止只有6%已被永久移除了（见地图）。在海岸边经过仔细分类的轮胎，木板和其它废料堆成一座座的小山，就像是被现在那平静的大海包围的坟堆一样。大片的农地被海水污染了，田里的盐分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被慢慢冲淡。陆前高田市和很多其它地方一样，除了几排占用了学校操场的暂住屋之外，重建几乎都还没有开始。在地上隐约可以看见露出来的混凝土地基边角，唤醒人们对于这里曾存在过的城镇的惨痛回忆。

对于政府的幻灭感并不只局限于东北地区。整个日本都遍布这种感觉，其源头可以追朔到比去年大地震更早的时候。2009年，选民把连续在日本执政将近55年的自由民主党（LDP）推下了台，之后却又对取代它的日本民主党（DPJ）支持甚微。这正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失望。不过3月11日之后，这种幻灭感大幅度地增强了。爱德曼公关公司1月发表的一篇年度报告内指出日本人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长久以来一直居平，但在去年猛然下跌。现在日本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大致处于比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略高一线的地步。核事故彻底击沉了民众对政府官员和能源公司的信任。他们对于媒体的信任度也下滑了。甚至很多地方政府现在也公开表示不信任中央政府。2月福岛发电站附近城镇的市长们和一些政府部长会晤，以讨论放射性土壤的掩埋问题。有三名市长拒绝参加这一会议以示抗议。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被问到这个信任崩坏问题时承认民间有一种普遍感觉认为政府的反应过慢。但他指出暂住房的建造和大量重建预算是政府已“卷起袖子做事”的实证。他认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帮助受难者这点上是在“并肩”努力的。

但是，如果你去受灾的东北地区走一走，你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故事。地方官员指出，东京的政治争议将重建工作至少推迟了三个月。很长一段时间内在野党甚至都不愿面见首相，这等于阻碍了救灾工作，其背后的动机在于在野党希望能迫使执政党提前进行选举。另一方面，执政党内部也充满了各种派别冲突，这些冲突最终把灾难发生时的在任首相菅直人逼下了台。

野田首相说重建资金要怎么使用决定权在于地方社区，这听上去很不错。但是所有的重建项目必须划入事先决定好的40个类别中的一类，而且资金是分批慢慢拨放的，另外重建局的政策和指导手册超过130页。很多过时的规章依然有效。例如，陆前高田市无法建造超市，因为分区法规旨在保护小型商贩。现在很多小型商店都已被海浪吞没，照顾他们的利益根本不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人们有地方买东西。该市倍受困扰的市长刀羽太指出，很多规章制度都在妨碍重建工作。

虽然人们对东京政府感到愤怒及无奈，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还得指望它。地方政府已经是超负荷运作了，人们很怀疑其是否有能力完成重建。人们也希望中央政府能重拾明智的政策制定来支援灾区。这种政策制定，不管结果好坏，过去曾是日本国家行政的标志。现在在灾区也存在一种感觉，认为中央并没有对其提供足够的关注，关注灾区的似乎都是一些二线公务员，高级官员似乎自视过高，不愿离开东京。

至于主流政党嘛，灾区几乎所有人都把他们看成是问题的一部份。就算是现在，野田首相在政治上最优先的议题是和海啸没什么关系的消费税。他希望通过提高消费税来防止金融危机。议会可能将再一次发生巨变。如果野田的政府为了通过这个议题而被迫对在野党让步，提前进行大选，那么东北地区的重建进度将会再一次停摆。

昨日之事，今日之师

虽然这些关于重建的批评非常尖锐，但是和核危机造成的信任破产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野田首相曾无甚顾忌地说：在福岛事件问题上，“所有人都必须负责。”确实，在事件发生前，除了反核的边缘组织外整个日本社会似乎都开心地接受了一个“安全神话”，该神话让日本这个世界上地震最频发的群岛国家在国内挤进了整整54个核反应堆。

但是如果说公众不应该错信这个神话，那么推销这个神话的恰恰是前后几届的自由民主党政府、各个政府部门、大企业游说团、媒体大亨以及大学教授。日本建立更多核电站的决心丝毫没有受到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事件以及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多年以来，核电站掩盖安全违规，而核能监查机构则对其避而不见。这么一来，一些强大的垄断企业在业内几乎可以肆无忌惮。运作福岛一号发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发电厂失去电源，无法给反应堆降温的停电发生之后仅仅几小时，东京电力完全缺乏全面灾难管理计划这一点就浮出了水面。当时的日本总理菅直人被迫要随机应变，很多时候只能对监查人员和东京电力的总裁怒吼。当政的日本民主党和长期以来支持其对手自由民主党的东京电力公司之间互不信任，这让问题进一步恶化。菅首相也对自己身边的公务员应变能力之差感到绝望，这也让问题变得更糟。这些公务员中有很多来自于东京的精英大学。菅首相本身就读的是相对较注重实用的东京工业大学。他似乎完全无法忍受身边官员的处理方式，以致自己委任了一个由灾害顾问组成的厨房内阁，其中一些成员是他大学时代的朋友。

这些顾问中有一位田坂广智，以前是核科学家，他在灾难发生后几周开始就一直辅助菅首相。他认为这次事件没有发生可怕得多的后果完全只是“侥幸”。分析显示最坏情况下东京本身一部份地区的居民可能会需要疏散。在最黑暗的时刻，当第三座反应堆融化，发生第三起氢气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公司曾准备要让自己的员工全部退出工厂。全靠70名勇敢的员工不顾生命危险才把局势稳定了下来。

田坂害怕人们还是没有学到教训。如果明天突然再发生一起灾难，首相还是不能召集有特种资历的专家团队，也不能完全行驶法律权力－例如下令疏散－来处理灾害。如何改革监查机构的完整审核现在还在等待一系列调查委员会的结论。面对种种不确定性，日本的54个核反应堆中有52个现在处于关闭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很多陈旧的火力发电站正在全力运作，以弥补这些核电站提供的电能。

寂静之声

公众不满的来源中最敏感的可能是关于核辐射信息的。这些信息迟迟不向公众透露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恐慌。在一些地区这么做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东京大学放射性同位素中心的负责人儿玉龙彦等一些专家认为当局谎称公众健康没有风险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他说：“让我最为愤怒的是对核泄漏新闻的审查”。

政府部门在灾难初发时获得的关于放射尘扩散的信息并没有提供给菅首相过目，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也没有传达给横山若菜一家那样被疏散到更危险地区、且家中还有儿童的家庭。环境组织“绿色和平”谴责了日本政府，指出其调节可接受辐射水平标准而没有考虑到辐射对儿童及孕妇的影响可能不同。医院也被疏散，造成很多医生和护士离开灾区，这使得对儿童进行定期辐射检查变得更为困难。

我也一岁了

虽然这一切都让人寒心，除了几处反核游行以外，日本人基本上还是没有诉诸以喧闹的示威。但是如果野田首相因为消费税而进行提前大选，选民很有可能会开始寻找自由民主党和日本民主党以外的人选。过去一年里，直言不讳的大阪市市长桥下彻获得了全国各地的关注，他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可能在下次大选中会派出几位候选人。桥下的崛起和海啸并不直接相关。支持他的选民大多居于日本的西部。但是如果他的政党进入国家政治，这很有可能引发巨变。有的人担心他那圆滑的态度可能会偏向肤浅的民粹主义。选民可不介意，他代表了改变。

怀疑文化的生根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日本巨大的国债是由其国民心甘情愿购买政府债券才得以支撑的。一旦这种购买停止，其他还有谁会买日本的国债呢？另外如果信任的匮乏导致很多核电站在没有可信的监查改革之前一直保持关闭，那么已经受到日元升值冲击的企业可能会加快脚步离开日本。不管进不进行大选，政治阶级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努力重塑民众失去的信心。

在这一点上政界可以向日本商界学习。公众注意到日本的商界在处理灾难时表现得比政治家们好多了。大型制造商同意改变其运作时间，来平衡电力使用，同时也派出大批工程师尽快重整供应链。一份政府调查显示在灾难发生之后切换供应商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长期损失。

世界最大汽车公司丰田就很好地利用人们自助的心态，宣布计划在东北地区一间新建的工厂内建造自己的发电厂。一旦周边社区发生断电，这间电厂可以和供电网接通提供帮助。丰田目前因为核电厂的关闭对于电能的稳定供应深表担心。其执行副主席佐佐木真一提到：“我们管这叫自我保护”。日本最大的连锁超市企业永旺超市给自己设下了比政府更为严格的辐射标准来确保其贩售的食物是无辐射的。现在永旺在自己进行辐射检测。

随着自立更生态度的加深，日本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活力。日本当务之急在于重新唤醒其在二战之后萌发的创业精神。如果日本要逐步淘汰核能，，它就需要在新能源的开发上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和财力资本，同时也要打破今天主宰着工业的垄断性企业。愿意考虑选举主流政党之外的政治家上台可能会在日本陈腐的政坛上吹起一阵清风。而且人们一旦流露出准备挑战权威的精神，不管这种精神表现得多么含蓄，都会迫使更多管理日本企业的老人们把权力转交给年轻一代。

有一个迹象说明改变正在发生。几个著名的企业家联合自掏腰包对福岛事件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资助下，一个名为“日本再建基金会”的智囊组织已经收集了来自媒体，企业和技术的权威性数据，并提出证据说明这次灾难中的问题。该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北泽宏一发现：在这个以年资论上下的国家里，年轻的专家们收集到的信息质量居然比年长者找到的要高很多。

日本的改变往往要在事后回首才能看清。正如一位对政府失望的公务员所说，现在日本公众的心情让人回想起二战结束之前，很多日本军人和平民意识到军官们在把他们的国家领向灾难，却不敢说出这种看法的心情。去年的地震、海啸和核事故是那些可怕的日子之后日本遭受的最大打击。但是如果人们可以找到代表自己的声音，那么复苏的希望依然存在。

感谢译者 nayilus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