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之死》 现在人人都是推销员 阿瑟•米勒经典剧更显时代感 Mar 17th 2012 | NEW YORK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多年以后仍是活生生的人物。 威利•洛曼(Willy Loman)是个大话王和幻想狂,身上还有老年痴呆和潜在躁郁症的迹象。他将暴怒发泄到周围每个目标身上,从家里人到家用电器。简言之,去剧院看戏的人们一般不会和他有太多共同点。然而,由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执导的老戏复排,在埃塞尔•巴里摩尔剧院(Ethel Barrymore Theatre)把威利又一次带回百老汇(Broadway) (持续到六月二日),唤起了一种“走向灭亡但却不失上帝般优雅”的感受,也唤起了一种惬意之感,其间,平淡无奇的人生可以不被觉察随后却戛然脱轨。 此次对人生不测的暗示,使得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在当下比在1949年首演更加适时。(巧的是原剧和威利同岁。)首演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犹新,冷战还不是太恐怖,美国也还没有陷入朝鲜和越南沼泽般的僵局。美国经济黄金时代的生辉还若隐若现,但是没有人担心饭碗被日后崛起的超级大国、日新月异的科技,或者崩溃的经济夺走(此处撇开对于大萧条的记忆)。正如二战后出生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去世前写道:所有的“从民主、经济、统计数据上的、从过去到未来的正当干预都付诸东流。” 正是这样的若隐若现的不确定性,在威利的事业、梦想和仅有的一点自我评价在眼前化作尘埃的时候,吞噬了他所剩无几的理智。在创造自己想象的人生中,他一败涂地,他也无能为力帮助孩子们创造属于他们的更好的生活。他的失败和无能宣告了他的毁灭。貌似是由狂妄自大和自欺欺人共同决定了他的缺陷。 然而,尼科尔斯没有因为老剧本在如今重拍而特意做出让步。服装还是那个年代的,而且布景再现了乔•米辛纳(Jo Mielziner)为1949年首映所做的原设计,即罗曼一家的房子一股脑地呈现给观众,而房子也是其他场的布景。导演说想找回该剧的“原始冲动”,决定这样沿用应该是明智的。试图加入现而今的视觉元素也许就显得造作了。 因为这部剧的伟大是由内而外的;其伟大体现在动作和对白的时间变换,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得意与愤怒之间,现实与想象之间。观众坐的是威利脑子里的过山车。虽然他的疯狂再明显不过,但是关键是要让威利保存令人怜悯的一面,而不让人觉得他荒谬。两个多小时中,在丧失理智和仅仅是可怕的清醒的毫厘间保持平衡,是需要力量和技巧的。主演菲利普•塞莫尔•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见图片)赤手空拳演绎一刻也没有失衡。虽然年仅44岁,他让威利活在自己身上,爆发出引人入胜的强烈情感。 这般强大的力量处在这样有力的一部戏的核心,不免会令其他角色显得渺小。尽管有高超演技,很多其他演员比起霍夫曼,不时地显得平淡或尴尬。特别是在一个关键的倒叙中,当安德鲁•加菲尔德(Andrew Garfield)饰演的威利十几岁的儿子毕夫(Biff)发现父亲出轨时,按理说要通过震惊和幻灭来解释长期未能解开的谜团,也就是为什么毕夫从一个体育苗子沦落成无所事事的浪荡子。加菲尔德在表现这一重创的时候,其表达方式无法说服观众。但是,这种效果有多少成分是由于他的表演,又有多少成分是因为如今的父亲不再是英雄形象且如今出轨也不再是很让人吃惊的事情呢?很难说清。仅就这一方面,这个剧略显过时;在其他方面,它日久弥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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