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祖母的足迹 没有“古巴之春”的任何征兆,变革就得从党内开始 Mar 24th 2012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除了卡斯特罗兄弟之外,Yoani Sánchez(图)大概是唯一一位被外界所熟知的古巴人。2007年,她开通了一个名为“Generation Y”的博客,里面既有政治评论又有日常生活记录。今年36岁的Yoani Sánchez是位资深的语言学者兼作家。在西班牙国家报中有个两周一次的专栏。她在古巴表达了一种异见,这让古巴政府难以应对。 该政府长期以来设法限制古巴人使用互联网,这和许多事件一样,得益于美国对古巴的经济禁运,即禁止美国公司将加勒比海底的光导纤维电缆连接至该岛。古巴国内的窄带传输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卫星,速度慢得令人发指。据其国家统计办公室,2010年末,该国有724,000台电脑,为一百八十万名用户提供进入国营内联网的服务。434,000名能直接接入互联网的职业人士则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 Sánchez女士给自己组装了第一台电脑,随后便开始在旅客酒店里使用互联网写博文了。她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博友——Reinaldo Escobar,坚称他们是记者,不是政治活动家,也打算创办一份自雇人士的在线报纸。然而,她获得的海外关注激怒了政府。电视上谴责她是“网络恐怖分子”,并且其出境签证曾多次被拒。她也受到了来自支持政府的博客作者的辱骂和威胁,她认为这些人是国家安全部的代理人伪装的。“但是社交网络的国际公开性给了我很多保护,”她又说道。她在Twitter上和用短消息在古巴国内报道不幸的事件,她的Twitter已有200,000名粉丝,主要都来自国外。 劳尔允许古巴人购买移动电话和电脑的决定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要出乎他或者其他任何人的预料。据非官方统计,目前古巴国内的手机数量已达到一百八十万。Antonio José Ponte是一名古巴作家,从2006年就被流放至马德里,他说他们常常会拍下警察殴打激进反对分子的录像和照片,然后将它们传送至迈阿密电视台,该电视台会将它们播出,最后再将它们刻入记忆卡,CD和DVD,发送回古巴。 为了限制使用率,通讯工具一般都定价很高。在圣克拉拉,一位年轻人在邮局里排着队,为了使用一个小时1.5美元的互联网登录他的邮箱。他说,虽然有私人网络连接,但那甚至要花费更多钱。他的口袋里有一张记忆卡。他和朋友一起出售电影和音乐。 古巴政府一直反对私下进行卫星电视连接。2009年,一名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美国人Alan Gross在古巴遭到逮捕,原因是他在古巴国内非法供应卫星电话和互联网设备。去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古巴,信息技术已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却是很小的一个。古巴国内仍无人知晓Sánchez 女士。认真的观察者均不认为“古巴之春”即将到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倡导团体——自由之家,对190名古巴人做了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90%的人只接触过政府媒体。 古巴政府向来无情打压持不同政见者。2002年,为了让国民大会讨论他们多党选举的要求,积极分子们收集了所需的10,000个签名,当时的政府即举行了一次反全民公投进行反击,说服八百万名公民支持修订宪法——声明社会主义“不可改变”。一年之后,在“摆样子公审”(判决已在审讯前决定了的)中,被判以长期监禁的75名反对党成员中出现多名这些积极分子的身影。 反对声细如微丝 国内传统的异见团体都很小,充满内杠,并且受到国家安全部的严重渗透。其中有一些是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被政府讽刺为美国的代理人。有一些非常勇敢,却是经常受到困扰。Espinosa Chepe先生和他的妻子Miriam Leiva居住在哈瓦那一栋又小又暗的公寓里,房间里的书籍堆积如山。他说国家安全部在下一层租了一间公寓用来对他们进行监听。他是2003年入狱的,2010年,劳尔释放了包括他在内的52名人士。 Ponte认为“变革不可能由反对派发起”,因为其具有孤立性和分裂性。因此短时期内,变革只能从共产党内部开始。那么改革的机会在哪里呢? 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大约有150个人聚集在哈瓦那的一个工人阶级地区——塞罗的一个社区中心,讨论是否该让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的工作。听众有学者也有当地居民,其中许多人是党员。该活动是由Rafael Hernández主编的Temas杂志组织的一系列定期辩论的其中一个。三名演讲者均抱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抑制了地方的主动性。参与发言的二十位听众中,大多数表示赞同。“政党阶级准备好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了吗?”其中一位问道。在这两个小时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前古巴领导人)不止一次被提到过。 Hernández先生认为经济改革对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若想成功进行经济变革,则政治上必须实行地方分权,进行法治,并削弱中央权力。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共产党就得进行自我改革。在1月28日和29日举行的非公开党会上,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倡导党政分离。 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古巴的1976年宪法将共产党定义为“社会及国家的领导力量”。目前该党有800,000名成员,另有700,000名共青团员。该党各个级别的官僚已习惯于用自上而下的风格执行权力。但这种制度不够透明,太过遮掩且缺乏自由度。 反对变革的人是因为具有官僚主义惰性,也害怕失去权力和随其而来的额外收入。通过改革来开辟一条党外路线以获取财富,最终获得权力的想法激怒了许多认为自己将毕生奉献给了革命的人。意识形态可能也是原因之一。Machado Ventura和Ramiro Valdés先生在政治局14名成员中地位仅次于劳拉,他们均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 在2011年的代表大会上,劳拉承认共产党未能提拔新一代的领导人。他已开始为这一目标而努力。Murillo和经济部部长Adal Yzquierdo先生都是技术官僚,他们同大会一起,为政治局指派了两名年轻的领导人:Miguel Díaz-Canel任高等教育部部长,Mercedes López Acea任古巴党委书记。如今,国务院和部长理事会比以往有了更多女性和古巴黑人的身影。而地方性政党首领的平均年龄是44岁。 古巴目前仍不具有政治公开性,不过文化开始具有些许公开性了。书籍仍然需要接受审查,不过也有一些更具批判性的书正在出版中,电影和艺术作品也一样。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试图接管一年一度的Rotilla电子音乐节,去年该节日取消了。以往Rotilla电子音乐节总能吸引上万名年轻人。 教堂和国家 最有趣的变化是天主教堂的政治地位变得越发重要。劳拉选择将教堂作为中介以加强与古巴社会的联系。他会定期与哈瓦那的天主教主Jaime Ortega举行较低级别的会谈。教主发言人Orlando Márquez说,教堂敦促政府赋予个人更多的社会经济自由权。同时也主张认可言论和组织自由。不过教堂在这方面也比较谨慎——其批判者认为那是胆小。 古巴不是波兰。波兰的大多数国民信奉天主教,因此教堂也就有能力领导人民反对共产主义。而古巴虽然有约60%的人民作为天主教徒接受了洗礼,但只有5%是虔诚的教徒。Márquez先生说道。更多人信奉萨泰里阿教——一种综合性古巴黑人宗教。不过政府也逐渐放宽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越发庞大的宗教教育工作虽不是官方规定的,但大部分也被政府所接受。自革命后,去年是Cobre圣女像第一次在全国向大众展出。教皇本笃十六世将于3月26日访问古巴,他的前任则是在1998年访问了古巴。 一些被驱逐的古巴人认为劳拉拉拢教堂是明智之举。但这种看法太简单了。教堂提供的是一个给共产党与其反对者和批判者进行对话的地方。但是想找出卡斯特罗家族最强劲及最软弱的对手,则必须跨过那道将哈瓦那和迈阿密分离开来的小海峡去寻找。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Special report 请大家多多拍砖,谢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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