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14] 中国的投资是否过度？

2012-4-15 21:50| 发布者: migmig| 查看: 16869| 评论: 16|原作者: 西米

摘要: 中国“过度投资”的问题可能被过度夸大了

中国的投资是否过度？

中国“过度投资”的问题可能被过度夸大了

中国的投资太多了——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学术界和西方政府也普遍同意这一说法。中国需要减少投资和增加消费以平衡经济，这种看法已成为一种信条。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如不减少投资，资本的递减收益率会束缚未来的经济增长；或者更糟糕的，大量的过度生产能力会造成投资的萎缩，从而带来经济的暴跌。那么，他们所说的过度投资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以中国资本支出的迅速增长和占GDP的极高比例为论据。固定资产投资（因为是月报数据，它被引用得最多）在过去七年中以难以置信的26%的年率增长。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准确反映现实。其一，它们没有根据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其二，它们包含现有资产如土地的购买，土地和物业的价值增长夸大了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一个更为可靠的、也是其它国家普遍使用的指标，是“实际固定资产形成”。这是一种以计算增加值为基础的指标，类似GDP的计算方法。中国这个指标在过去七年中的年增长率是12%，这个速率就不是那么惊人了，比同期内11%的GDP年增长率没有高多少。

左：投资占GDP百分比右：人均资本存量（千美元）

2011年的固定资产形成大约占GDP的48%，这个水平看起来不算特别高。相比之下，日本和南韩的这个比例在最高点时略低于40%。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20%左右或者更低。但是年度投资占GDP的比例并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投资是否过度。要判断投资是否过度，还需要考虑总资本存量，即去掉折旧后所有过去投资的总价值。据汇丰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曲宏滨估算，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南韩的17%；不到美国的8%（见图的左边）。另据北京的研究公司“龙洲经讯”的安德鲁•巴特森和简妮特•张的研究结果，中国的人均资本仍然没有达到美国1930年的水平的四分之一，而那时美国的发展水平大体是今天中国的水平。

有人说，中国的资本存量占GDP比例的上升说明新投资的效益正在降低：一定的资本增量带来越益减少的GDP增量。但是，资本-产出比例的上升在穷国从农业向资本更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过程中是完全正常的现象。龙洲经讯认为，中国2010年的比例是2.4，在大多数国家2至3的正常比例范围之内。

另一个衡量指标是资本收益率。假如有大量的资本闲置，资本收益率必然下降。然而，去掉周期因素后，上市企业的平均产业毛利率和资本收益率在过去十年中相当稳定。虽然很多企业特别是国企从低息贷款中得到很大好处，整个经济体中的平均真实借贷成本比国企的借贷成本要高得多，但这种扭曲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投资的配置不当，而不是过度投资。过去若干年中，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TFP，综合考量资本和劳动力效率的衡量指标）也在世界上增长最快之列。

过去若干年中，总要素生产率可能有所下降，但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基建投资的猛增。基建投资的近期收益不大，可是会在此后的20或30年中增进生产率。尽管有人认为这些基建项目中很多是无用的，但BCA研究公司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基本建设仍然大大落后于需要。例如，1995年以来，铁路总长度增长了50%，但同期旅客数量翻了一番；货运量增长了150%。中国的铁路总长度占世界的约6%，却承担了全球铁路总运量的24%。近年来新建了很多房产，但中国的住房短缺问题仍然存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住在质量低下的集体住宅里。这意味着对住宅建设的需求仍然巨大。在这方面，问题也是在于投资的配置不当而不是过度投资。大量的人群需要住宅但是在目前的房价下无力购买；而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却拥有多套住宅，很多是作为投资资产。

不准确的统计数字？

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上升，消费占GDP比例下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其实这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是一种常见现象。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农民消费掉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成为资本收入，资本所有者会把这些收入投资于工厂等固定资产。相应的，GDP中的投资份额升高；消费份额降低。在南韩和日本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它们的投资占GDP比例的增长比中国过去二十年中的增长速度还快。

至于投资占GDP比例的超高水平，有一种解释是：中国的统计系统（建立在指令经济时期）对投资的计算比对消费的计算更精确。很多人认为，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占GDP的比例被低估了，因此投资占GDP比例被相应高估了。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投资占GDP的比例有可能被高估了十个百分点（即，实际为38%，而不是官方报告的48%）。

由于中国的迅速增长、低息贷款以及国有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一些行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浪费资本的现象。但是证据显示中国尚不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调整平衡经济。在中国偏重于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所有者比劳动者的致富速度快得多。因此，从资本密集型生产向更为劳动密集型、消费取向型的生产转变，其主要意义不在于维持经济增长，而在于降低不平等。这样，劳动者才能更多地分享中国过去的投资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