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银行业 全面撤退 以欧洲银行为首,全世界的银行正向本国市场撤退 Apr 21st 2012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有些迹象不易察觉:在美国营业的外国银行的贷款标准正变得比它们的美国同业更为严酷;香港房产开发商因缺乏其他资金而争先恐后地发行债券。但其他的迹象则相当明显:许多欧洲银行为在它们的国外资产打上了“待售”标签。银行在国外竞争的能力与意愿正在消散。 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的一些年里,银行业的国外业务活动发展迅猛。据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统计,外国银行向非银行业的信贷在2000–2007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令人咂舌的15.2%,而整个银行业的这一增长率仅为6.7%。在此之后,外国银行信贷就一直在萎缩(见图表1),而且看来可能还会进一步萎缩。 欧洲银行是资本国际化时代的先锋,它们资产的大约三分之一不在国内市场。但现在它们承受了迅速压缩其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这部分出于加强资本的需要,部分出于资金紧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周预测,欧盟各国银行在今后两年间将有2万6千亿美元的去杠杆资金回流,其中许多将通过撤回国内完成。 澳大利亚联储(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三月份披露,由于欧洲银行特别是法国银行的撤离,该国公司的财团贷款市场出现了340亿澳元(35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中东的情况类似。由于欧洲银行撤退,人们今年仓促加发了伊斯兰债券(阿拉伯语sukuk)。欧洲内部也同样如此:银行减少了在疲软市场内的运营,加强了在自己国内的经营(见图表2)。非欧洲银行在使其运营理性化的同时也在缩减它们的国外投资组合:花旗集团(Citigroup)去年12月同意出售它在比利时的零售银行业务;汇丰银行(HSBC)正在出售它在哥斯达黎加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旗下公司。 这里有些是周期现象。国际商业活动在2008–2009年间第一次收缩之后曾有反弹;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去年年底提供了3年期贷款,暂时缓解了欧元区各银行的压力;这可能会使国际商业活动发生类似反弹。但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此次收缩代表的是一次结构性改变。 收缩并不一定会引起灾难。当然,经济危机前的许多跨国借贷十分愚蠢;这一点只要想想德国人在美国次贷市场上投入的总资金就十分清楚。但提供跨国资本并非外国银行的专利:过去30年中,作为总流量的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与外国投资组合资金流的比例在持续上升。 但银行起的作用很大。有证据说明,两国间的跨国银行业关系能激励其他种类的资本流量;这些关系的减弱可能也会使其他资本的流量枯竭。而银行融资的存在对较小的企业至为关键,对那些如基建项目一类以长期资产为基础的商业活动也是如此。一家新兴市场银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总裁冼博德 (Peter Sands) 说:“可以用自给自足式金融系统替代跨国银行业,但这意味着依赖国内资本形成,因此成本颇高;或通过债券市场形成的国际流动,但这种流动更不稳定。” 纳税人在国内 有三种向心力令银行回归:政治、法规和去杠杆。首先说政治。这次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让所有人都对银行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无可怀疑。出了麻烦的大银行最终得由纳税人拯救。 现在是回报的时候了。银行受到各自政府的压力,要它们把曾经拯救了自己的顾客放在首位。“梅林项目”为英国最大的银行设立了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目标;接受过拯救的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承诺集中对德国与波兰贷款。去年12月,法国农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扼要说明了它今后的计划,其中包括终止在21个国家中的对公和投资银行业务。“农贸银行将全面动员,以支持法国人民的计划作为自己日常工作的基础,”该行的新闻稿如是说。 对那些欧元区边缘国家的银行来说,爱国主义政治也意味着支撑它们政府的债务。意大利与西班牙银行动用欧洲央行的三年期贷款增持本国政府国债。在截至今年1月为止的两个月内,西班牙银行增持本国国债量26%;在截至今年2月为止的三个月内,意大利银行增持本国国债量31%。这部分反映了这样的考虑:没有几家银行能在主权政府看上去没有偿付能力的情况下生存。 法规也迫使银行(及保险公司)持有本国国债。资本与偿付能力的相关法规把政府债券定义为安全投资,这就很奇特地让本国政府的债券成了安全投资。这样做的综合效果就是让资产负债表看上去爱国得多。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休•冯斯蒂尼斯(Huw van Steenis)认为,欧元区银行已平均使用6%的资产投资本国主权债务,且其持有量仍在与日俱增。 许多其他规定的设计目的是让金融业更为安全,但它们也有令其活动范围更为地区化的风险。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教训是:那些兴旺时全球捞钱的银行在破产时祸害的是自己的国家。雷曼兄弟银行(Lehman Brothers)和全球曼氏金融(MF Global)的破产让银行监管者清楚地看出,资产很容易陷在国外司法辖区内,结果给本国纳税人留下了更大的债务。有迹象表明,有鉴于此,银行监管者对国外资产的管理比对本国资产更为严厉。银行家们认为,在今年3月美联储对美国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中,他们在国外的贷款受到了比国内贷款更大的压力。最近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下发了对商业房产类的贷款指南,提高了对缺少过往数据地区贷款的风险收费;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的鲍勃•佩恩(Bob Penn)认为此举带有给予国内市场优惠的效果。由于资本匮缺,这样的小规模调整甚为有效。 由于各国监管者企图对国际金融施加其权威影响,结果就在各种领域内造成了冲突并影响了效率。欧洲央行提议,任何不在欧元区的票据交换所最高只能处理以欧元结算的金融工具中5%的业务;英国为此已将该行告上了法庭。美国与欧洲在金融衍生物上的不同规定可能会使银行必须在大西洋两岸建立不同的基础金融机构。有些重要业务可能因两者日益增大的差别归于流产;许多人担心,作为跨国贸易生命线的贸易金融可能会因为新的流动性规定而遭受沉重打击。 分拆与现实 各国监管者与希望国际协调的人们发生了利益冲突,其中最为激烈的冲突是在对银行倒闭做出防患于未然计划这一领域。全球监察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希望,当银行需要分拆时,跨国银行最大的监管者能采取共同行动解决问题,许多银行也希望有这样的协议。但监管者关注的是他们的国家利益,至于全球或银行利益则另当别论。 正如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的西蒙•格里森(Simon Gleeson)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政府会像关心本国人民获得补偿那样关心外国债权人受到的待遇是否公平。冰岛政府在本国银行倒闭时保护本国储蓄者而压榨外国债权人,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一个典型的监管者应该监督银行(无论该行属于哪个国家),令其握有足够资产,能让它在危机时刻保持运行、并在一旦倒闭时退还私人债权人的存款。 因此,国内市场监管者希望本国银行不要过多涉足国外。奥地利央行认为,奥地利银行在中欧与东欧的子公司的贷存比不应超过110%,这是保证它们的资金需要不会过分占用其国内母公司资源的一种方法。 新兴市场现在意识到,虽然富国的各银行母公司可以为它们提供支持,但也可以变成不稳定的根源;这些市场担心资本、流动资金和资产的“易于移动性”。前墨西哥金融部长、现任一家墨西哥北方银行(Banorte) 总裁的吉列尔莫•奥尔蒂斯(Guillermo Ortiz)想严格控制外国银行在新兴市场中的子公司,让它们无法从该国大量转移资金。 还有些特殊的麻烦与银行的“生前遗嘱”有关;所谓“生前遗嘱”是银行提交给监管者的文件,其中解释了银行在极端严峻形势下的生存计划,还有面临倒闭时给监管员的信息,以便分拆银行。在有关国家中,在银行与监管者就生前遗嘱达成共识的过程中银行会感到需要在国外使用子公司的压力,因为子公司必须有自己的资本;反之,银行不愿意使用分行,因为后者没有自己的资本。 对理事会来说,在新市场中成立子公司可能比成立分行更难决定,因为这牵涉到成立法人公司与承担个人债务。有些银行家也担心,子公司可能会在监管人推动下,为证明它无须母公司支持也可良好运转而采用不同的IT 与管理系统,从而进一步降低效率。让银行更不容易调拨资金的规定将使它们难以把握远离本国的机会。一位美国大银行高管认为,这样的规定会减少他的公司在国外的投资额,使其无法达到最佳投资量。对存款基数较低、国内债券市场欠发达的新兴经济体市场来说,这些因素会让信贷增长更加缓慢。 这些也可能会让已经在其银行系统周围建立了防火墙的市场减少了在危机发生时的反弹能力。尽管人们担心那些以不稳定著称的国际银行,但迄今的事实证明,西方母公司对东欧还是帮助不小。其实其他金融来源也可能不那么可靠。2009年债券市场对迪拜关闭时,国际银行还在对其提供流动资金。渣打银行的冼博德说:“现在人们是在违约概率与违约损失率之间权衡,但他们容易忽略第一项而过分强调第二项。” 各地银行贷存比 即使监管者与政治家不负责任,袖手旁观,银行还是需要去杠杆化。在这方面要做得最多的还是欧洲银行。这不单因为这些银行需要筹集资本,更重要的是它们为自己筹集资金的方式。欧洲的银行比任何其他大银行系统更依赖批发市场(见图表3)。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西蒙•塞缪尔(Simon Samuels)认为,上市的欧洲银行的贷款量比其存款量多1.3万亿美元。与此相反,美国银行的存款量丰富,超出贷款量1.3万亿美元。 欧洲银行的资金缺口是通过从批发市场借贷填补的。在欧洲央行采取了三年期贷款行动之后,资本市场总算打开了一条缝,但仅有一条缝是不够的。欧洲央行需要干预的真正原因一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二是要吸收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损失,因为当前债券投资者因银行倒闭而对持有银行债券兴趣远低于从前。因此,除了减少它们的批发借贷需要外,可供银行选择的办法不多。 实际上这经常意味着缩减国外的业务活动。通常银行会在新市场贷款以建立根据地,随后逐步吸引存款。贷存比(loan-to-deposit ratios (LDRs))超过100%并依赖母公司跨国资金的外国子公司是去杠杆的首选。在这方面,东欧显然看起去会是最易受影响的地区。该地区对外国银行依赖性最强;而且尽管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国家等的外国银行也吸收当地存款,但这类国家也全都是接受跨国资金的大户(见图表4)。 欧洲银行并非即将全面关闭它们的国外业务网,特别是它们在国外的商业活动经常是它们最有希望的业务增长点。更有可能发生的是,银行会通过让贷款自然到期或拉进存款户的做法控制贷存比,而不是从这些国家全面撤退。但这种行动的效果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贷款变少、贷款利息更高。 除了减少基本的金融贷款外还有一种更快的途径解救资金。欧洲银行在经济危机前大举扩张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们在以美元结算的领域如商业物业贷款、杠杆式收购、财团贷款和商业融资方面有大量活动。 这些美元活动有些由这些银行在美国的分支积蓄的存款资助;另一部分来自本国存款的兑换;但还有大量美元资金取自批发市场,其经常形式是短期债务;这种形式的资金需要持续更新(想一想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为法国银行提供的资金就清楚了,这种资金去年从欧洲撤离引起了极大的麻烦)。这种获取资金的方法以短期、批发、并附带外汇风险为特点;尽管银行或它们的监管者现在希望能够进一步减少这种负债方式,但却无法成功。以法国银行为先锋,欧洲各国银行都在脱手自己以美元结算的资产。 受这次撤退影响最深的领域包括项目融资、海运与航空业的资产保证型贷款以及基础建设资金。这些领域中的资产往往会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保留10-15年甚至更长。这就让它们成了无人欣赏的赌注:长期美元资金不易到手;短期资金有持续更新的风险;在金融形势风云不定的情况下银行不愿轻易让自己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些部分长期被套牢。更糟糕的是,这些领域的风险也不低,所以这些种类的贷款会占用大批资本。 要想得到银行资金以外的来源,这些领域比财团贷款等领域要困难。海运业是以周期性著称的产业,其中风险与生俱来;基础建设资金包含多种建设风险,意味着低信贷评级,因此不容易推销给债券投资者。名为《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的新规定或许会让欧洲保险公司更不容易持有长期资产。银行家现在正试图想出把这些资产推销给投资者的新方法。一家欧洲大银行的老板提出了有关基础建设资金的一种考虑:让银行为风险更高的建设阶段提供资金,然后当项目开始资金回流时将其转交给债券市场。但人们尚不清楚的是,投资者将对此要求多高的收益率。 隐性危害 这样的创新想法让人想起国际金融系统有多个变化着的部分。让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变得安全的新方法或许最终会让银行将其资产负债表“瘦身”的进程更为缓慢。欧洲银行的家乡之旅为其他银行敞开了大门:坐拥过剩存款的日本银行乐意提供长期贷款,它们现在是项目资金交易的首选。像汇丰和渣打等这一类“居无定所”的银行可能也做好了在一些市场中获利的准备,美国的银行也可以选择向外扩张。大型公司可以发行企业债券,企债市场是它们的另一个资金源。 尽管有这些筹资手段,银行业向国内倾斜的状况还是会提高一些国家的筹资费用、大幅度提高某些领域客户的筹资费用。在那些紧缩进程进行得过分迅速的地方,许多已有债务将很难再融资。受到严格控制的子公司会有发生危机时变得更脆弱的风险。基础建设资金可能会较容易获得,但付出可能会提高。那些过去曾对外提供存款但现在存款回流的市场将会承受损失:德国已经有人在担心本国信贷充斥的问题了。让银行回归故国的力量中有些是合乎情理的。但数以万亿计美元的涌动一旦开始,想让它重新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安顿下来,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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