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23] 城市定律

2012-6-24 09:22| 发布者: migmig| 查看: 18378| 评论: 41|原作者: dqzxf

摘要: 数据滚滚而来，各城市数据实验室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好这些数据。

城市研究

城市定律

数据滚滚而来，各城市数据实验室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好这些数据。

Jun 23rd 2012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6月23日文章

人类的长相是千人千面，绝少雷同。但人类的身体及基因结构却几乎一模一样。城市亦然如此。大大小小的城市看起来各具特色，风光迷人。但光鲜建筑的背后掩盖着各城市惊人的相似性。不考虑城市规模，世界各地城市的人口都以相同的平均速度在增长。一座城市的人口比邻近的城市多一倍，其富裕程度就很可能要高15%。世界各地城市绿地与建成区的面积比也趋于相同。

这样的发现反映了城市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城市的相关数据如喷泉般大量涌出，这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城市运动已知规律的认识，而且产生了惊人的新发现，揭示出以往未知的城市运动规律。这些知识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看待城市的观念，改变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式。例如，长期以来城市规划流行的做法就是扩张城区面积，想要限制这种扩张的建议无法得到相应。城市管理本可以像一级方程式赛车那样，既有靓丽的外观，又有高科技的内涵，将二者很好地协调起来。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位美国研究人员乔治•齐普夫（George Zipf）就注意到，一座城市的人口数量与这座城市在这个国家的重要性成反比。根据他提出的定律，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大约总是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的3倍，这个规律可以一直顺沿下去。自这之后，城市运动的其它规律就不断被人们所发现。大城市在不断膨胀的过程中会产生离心现象，在城市中心区周围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人们纷纷离开城市中心到城郊去就业，因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城区人口密度都缓慢下降了。

由于缺乏数据支持，以往这类研究受到了制约。而现在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联合国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大多数统计结论都是利用这些丰富的数据得出了。利用这些数据还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城市与城市，甚至是国与国的比较。最重要的是，交通运输、电信网络与大众媒体也在不断地孵化出新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它们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免费副产品。

大量涌现的数据又触发了新的研究。例如，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与路易斯•贝特科特（Luis Bettencourt）就发现城市规模与生物非常相似。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就像把大象看成是一头身材更大，更节省能量的大猩猩一样，大城市与小城市也非常相似，但消耗资源更少一些。一座大都市的规模是另一座的两倍，则每位居民所需的供电线路长度、加油站数量和其它一些基础设施都下降了约15%。但动物们享受不到城市规模扩大则利益上升这样的好处。当一座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后，收入、专利、储蓄额及其它代表财富的数字都上升了约15%。简而言之，（伴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耗降低了，但产出却增加了。

什洛莫•安吉尔（Shlomo Angel）是纽约大学的一位城市规划专家。他搜集了数百座城市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将上千幅地图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卫星数字图片进行了计算。他与他的团队研究了120座城市，发现从1990年至2000年间，这些城市的城区面积扩张速度平均下来是其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他说，这些数值不大可能改变。这就意味着在短短的19年间，城市占用的土地就增长了一倍。而城市人口要经过43年才增加1倍。

卡洛•拉蒂（Carlo Ratti）是麻省理工学院感知城市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的负责人。他是对电信网络产生的数据进行筛选的开拓者之一。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要找出一个国家的内部边界如何影响人们通讯联系的规律。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几乎不交谈，至少是不通过固定电话进行交谈。许多英国的高科技公司坐落在伦敦西部，那里正在形成一个特征明显的新区域。在美国，佐治亚与亚拉巴马关系密切，而加利福尼亚则分裂成三块。在葡萄牙，如果一座城市的规模是另一座城市的两倍，则这座城市平均每位市民打电话的次数比另一座城市多12%。这为诸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这类城市理论奠基人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雅各布斯在晚年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城市促进了思想的交流。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高级空间分析中心（Centre for Advanced Spatial Analysis）是从事这项研究的另一家科研机构。该中心采集的数据来自用于乘坐公共交通付费的牡蛎卡（Oyster cards）和推特网的信息。市民乘坐地铁有规律可循：一个人从一个地铁站进入地铁常常意味着他会从另一个特定的站台出站。推特网的信息能揭示出一个城市的结构与状态。伦敦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位于皮卡迪利广场附近；而纽约有多个中心，包括时代广场附近的一个中心、市政厅附近的一个中心和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一个中心。推特网的信息量与植被，特别是中央公园的植被状况呈负相关性。

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一些人对这样的研究心情矛盾。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业人士不大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韦斯特先生发现的那种很特别的规律。其它人则担心城市研究会像其它研究领域一样本末倒置，一头扎进数字的游戏中，而忘了还有其它重要的问题要研究。LSE Cities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心，该中心的菲利普•罗德（Philipp Rode）就认为：“从一张卫星照片的绿色像素点上无法得知这是一个公园还是一个私人花园。”

然而，滚滚而来的城市数据可能还是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如高级空间分析中心主任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这样的一些学者就认为，如同物理学与生物学一样，将这些模式与规律融合成一门“城市科学”，这项研究就一定有广阔的前景。圣菲研究所定于七月份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这个问题将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

城市规划人员可能也需要反思他们的工作。如果城市确实是以生物体的方式沿着某种路径发展，那么强行将它们推入另一条发展轨道则很可能会劳而无功。安吉尔先生说，规划人员在做城市规划时，应该放弃限制城市扩张的想法，为城市的发展预留空间。在规划城市土地需求时，实际可行的做法是将城市的未来边界设置的尽可能开阔一些。要预留出一些空地，并先期建设骨干公路网。这几乎就是18世纪早期规划纽约城时的做法。现在一些中国的城市也正在这样做。

然而城市数据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在城市管理方面。在位于新加坡的一个二级研究实验室里，拉蒂（Ratti）先生与他的同事们正在开发一套软件。目的是要将城市转化成他所称的“实时控制系统”。这项工作需要收集各种反馈数据，包括本地出租车及降雨的信息。如果出租车的需求与供给能实现更好的匹配，特别是在下雨天，这个城市国家的交通系统将会得到大大改善。新加坡经常出现不期而至的降雨。

这样的例子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数据将如何改变城市？为了寻找答案，不妨看看赛车的变化过程。以往机械师们在比赛前要对赛车进行全面而精细的调整。而现在机械师们只需坐在一个大屏幕显示器前，监视着屏幕上出现的数据。这些数据由安装在赛车上的数百个传感器反馈而来。（如果数据出现异常，）就进行及时调整。也许有一天市政厅会变得跟F1赛车的维修站一样，到处都是大屏幕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