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18] 贝弗里奇的孩子们

2010-11-25 19:32| 发布者: lilywizardry| 查看: 7737| 评论: 47|原作者: Meryl裙子

摘要: 诚然，英国人不太喜欢工作，但是他们更厌恶懒惰

白芝浩专栏

贝弗里奇的孩子们

诚然，英国人不太喜欢工作，但是他们更厌恶懒惰

1904年，一群知名份子齐聚伦敦东区，探讨学生饥饿问题，这些孩子肚子太饿，都无法正常学习了。当时，尚还年轻的社会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提议：‘咱们应该免费供应粥，牛奶以及糖浆作为孩子们的早餐。’慈善界的大佬们不禁目瞪口呆，他们担心，如果政府免费供应食品，家庭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将遭受冲击。面对此种呼声，威廉贝弗里奇转而提议推行强制措施，即：严惩那些让孩子饿肚子的父母。

大概又过了40年，威廉•贝弗里奇已身居政府要职，负责把英国建立成一个“全面福利国家”的理论构建。那个时候，二战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贝弗里奇却依旧为人民的温饱问题操心，仍旧为单职工家庭是否能买得起新鲜牛奶而忧心，贝弗里奇与同僚开会讨论的重点仍旧是呼吁政府发放救济金，至少维持人民的生计，在扶弱济贫的同时，也绝不助长不劳而获之风（他们同时还关注人民的住房租金问题，以及缘何工薪阶层女性比男性的服装支出更多）。 “强制措施”因而卷土重来。对于装病以逃脱责任之人，贝弗里奇建议施以强制“修理”。威廉•贝弗里奇传记的作者何塞哈里斯记录，贝弗里奇不相信任何关于英国人职业道德的论断，在他看来，推崇“努力工作与“辛勤劳动”的理想化概念，不过是上层阶级玩的一个把戏而已，目的在于借下层阶级之手，振兴国家工业。贝弗里奇辩论道，‘穷人在道义上没义务非要出去工作，而建立一个“崇尚劳动，嘉奖劳动”的社会制度，是政府官员的责任。

镜头迅速切换到2010年，要是还在世的话，贝弗里奇肯定会大为惊讶：自己一手创建的福利国家制度怎么沦落成这个样子了。如今，无数英国人“受益于”税务优惠，房津贴以及失业补贴，这样一来有没有工作在人们看来也就无所谓了。就业与养老金大臣邓肯史密斯于本月初披露：过去的十年里，工作岗位激增。但是有将近140万英国人，十年里仍有九年都在享受失业补贴。从英国人的视角看来，史密斯的宗教信仰异乎寻常，他曾宣称：‘工党执政期间，由于本国人不愿意或者没能力工作，外国移民“横刀夺爱”，抢走了无数就业机会，这真是罪孽啊。’他计划推行“通用信贷”，以代替之前零零总总的各项福利开支。之前公民一旦找到工作，享受的津贴就相对减少了，但是现在政府上扬这一部分的补贴利率，如此一来，人们工作后依旧可以享有数目相当可观的补贴。史密斯想让英国人明白，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毕竟还是好处良多的。

即使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复杂费解，而且也与其创始者的初衷格格不入，但是就政治改革环境而言，现在跟当年还是颇为相似的。上月，英国财政部长乔治奥斯本对外公布了家庭福利补贴的上限，即：工薪家庭纯收入的中间水平。奥斯本说，英国人眼中的公平竞争不能容忍有人堕落地选择啃救济金，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邓肯史密斯宣布严惩不劳而获，依靠救济金度日之人（最严重的可能会取消三年的福利救济补助）。继而，学生的早餐问题又重上谈判桌，工党领导的威尔士地区11月17号宣布：虽然削减其他方面的福利开支之外，但仍旧保留小学的“早餐供应制”（威尔士与苏格兰一样，是英国的政治独立区，当地政府为其居民免费供应部分商品，而这在英格兰是从未有过的）。威尔士的保守党人士对此不满抱怨，‘为孩子准备早餐是家长们的责任。’

许多发达国家都为大把的福利开支而发愁，但是英国是个例外（至少在西欧众国中是个例外）。欧洲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强硬地认为懒惰是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种态度在西欧众国中实属“首屈一指”，英国还爱把国民的懒惰归罪到外国移民头上，这在27个欧盟盟国中也是“首屈一指”。然而对于懒惰的原因，法国人认为“追逐利益”难逃干系；德国人认为糟糕的政策是始作俑者。此项调查同时披露，在英国人看来，增加福利救济补助对扶贫来说毫无益处，这在欧盟众国中仍算是“首屈一指”。英国人更愿意给穷人培训和工作的机会。

论及 “顽强的个人主义”，不出所料，英国的立场照例徘徊于“欧美”之间，游离于“大西洋”之中。新一轮的欧洲佩尤全球态度调查问及：成功是否远非我们自己可以掌控。对此，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受访者大多宿命论般地予以肯定。但是英国却有55%的受访者不这么认为，虽然美国略胜一筹：68%的受访者否定这一论断。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谈到英国人的职业道德问题，情景就黯淡隐晦多了。要问英国人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这些大不列颠人也就仅仅达到了欧盟平均水平而已。每隔几年，国际社会调查就换汤不换药地提出同样的问题：工作是否纯粹为了赚钱？若不是冲着钱去的，人们依旧能从工作中收获快乐么？包括英国在内的13个国家接受了此项调查，而其中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男性）对工作的承诺投入最低。

英国的冷漠面孔不难看出：他们憎恨懒惰，逃避工作之人，但同时又对工作抱有偏见。这样说来，联合政府出台的福利改革政策之所以饱含惩戒意味，就不难解释了。但是，大卫卡梅伦的“大社会”意识论要怎么办才好呢？终究，这些都要依靠英国人骨子里潜藏着的大把精力来实现，他们已准备好让英国改头换面，改良现有的公共服务了（喀麦隆理论家：保守党国会议员杰西诺曼称上述论断为“大胆猜想”）。

英国人太复杂了，可能也就只能这么解释了。他们一边崇尚个人至上，一边又团结一致，坚不可摧。由于民族心理使然，英国人对认真踏实也颇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