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
“破窗效应”提出者:詹姆斯 Q.威尔逊
詹姆斯 Q.威尔逊,美国社会调查家,卒于三月二日,享年八十岁
2012年3月10日| 印刷版
詹姆斯 Q.威尔逊在哈佛执教政府学二十六载,一次在课上,他无意放了一张自己穿着潜水服的幻灯片,图中的他身旁是一条长达二十英尺的鲨鱼。见惯了平日里羞涩内敛的教授,学生们多少有些惊讶。这其实并不足为奇。威尔逊与妻子罗贝塔曾合著过一本研究珊瑚礁的书籍,其间,他只要得闲,便潜下水去观察。遨游在这些钙化丛林间,他问自己,为何有些鱼懂得伪装自己,有些则不会?为何有些鱼在早上开始社交行为,而不是下午?为何有些鱼喜欢以珊瑚上无营养的部分为食?简言之,它们的习性缘何如此?
无论是在芬威球场热切观看红袜队比赛,还是在纽约街头闲逛,看着熙来攘往的人们,威尔逊也提出相似疑问:人群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动机有无变化?他们的喜怒哀乐从何而来?婚姻失败、家庭破裂的原因又是什么?可否有更好的治理办法?如果有,该怎样做?他常在《评论》和《公共利益》杂志发表文章,崇拜者们戏称,他名字中的“Q”,代表“质疑(query)”以及“怪异 (quirky)”
他在1959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关于芝加哥地区黑人行为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黑人向白人权利家妥协,其实也是一种利己行为。他的代表著作《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审视了军队、监狱、学校、以及政府机构,他发现,鲜有政策制定者了解冷面工人们的所作所为。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威尔逊时常被政府调查团请去,共同探讨令人头疼的犯罪率问题,原因是从未有人可以像威尔逊那样,对问题的切入点如此新鲜。
威尔逊处理问题时往往是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并行。虽然年轻时,他曾希望提出简单易懂却又宏大的理论,但二者从未曾得兼。后来,他转而开始脚踏实地反观人类行为,与人交谈,并着眼细节,慢慢发现没有理论小到不足以研究。举个例子,看到斗殴的青年,街角的警察有的点点头、眨眨眼便不予追究,而有些则要将其逮捕起来。威尔逊由此归纳,警察行为有三大类型,有时视心情而定,但多数是受街区性质以及繁荣程度影响。四处走动的巡视员未必能够抑制犯罪,但公交车站旁的老妇人却认为其存在有效,并由此感到更安全。威尔逊还有更广为人知的一大理论: 假设大楼坏掉一块玻璃,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不久后其他窗子也会被悉数打破,随后各种犯罪事件也会接踵而至。相反,如果该地带有严密监管,犯罪活动就会有所收敛。
威尔逊的这一“破窗理论”与乔治·凯林共同提出,于198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他由此一举成名。数年后纽约及其他不少城市警署采用了该理论,更是令其声名大振。对此成果,威尔逊很是欣慰,但同时,由于生性谦逊,他对此也略烧有不快。在其众多作品中,威尔逊最为得意的是对于政府绩效的调查,该调查揭露政府在确保公正、实现财政节流、达到宏伟目标以及应对多方利益冲突方面的工作漏洞百出,办事不力。他不喜欢人们称他“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这个叫法还算不错,可以接受。
风中烛火
其实,威尔逊也可以被称作是“新保守主义者”。他极为推崇埃文·克里斯托的学说,并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担任顾问。不过,他摆脱这一称号,表态自己是自由派(他与帕特·莫伊尼汉是朋友,后者是民主党成员,曾对黑人家庭的痼疾展开过调查,青年时期是休伯特·汉弗莱的支持者)。威尔逊认为用“政策怀疑论者”形容自己更贴切。虽然他后来开始逐渐倾向支持对罪犯严格量刑,为福利母亲开设相应孤儿院,但威尔逊从不为研究预设解答。也正是如此,他虽然支持资本主义,但同时又对其不道德性嗤之以鼻。他知道美国需要一个更加精简的政府机构,但看到现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尽管力量微弱,却一如往日维持自由与秩序平衡,又大为惊叹。
威尔逊最为简要明确的作品多是有关道德与品行。他想要唤起公众对于这些话题的讨论,而不是仅靠区区“价值观”三字。他认为,多数人都有其道德观,并竭力奉行。道德观并不是“灯塔强光”,而更像是“点点烛火”,投射出几重模糊的灯影。塑造道德观,要靠家长晓之以礼,辅以奖励,或许还要依靠制定政策,改革福利与税收。威尔逊推崇亚里士多德,和他一样信奉习惯的力量而不是品德的作用。先天与后天条件兼优,威尔逊得以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在加州阳光明媚的安稳小镇成长起来的思想家。
尽管如此,问题犹存。对威尔逊而言,最为棘手的是确立证据。他思索的不少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文化和思维方式迥异,因此,相关数据无人收集也无从收集。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论是在政治学领域还是社会学领域,威尔逊需要通过计算对照来解答疑惑。但他曾说过,人性中真正重要的部分是无法倚重此法的。他的疑问对象,就如拖着蓝色尾巴在身边环绕的鹦鹉鱼一样,最终会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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