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贫困阶级 亟需帮助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连任竞选几乎没有提到美国的穷人们。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Nov 10th 2012 | SUMTER, SOUTH CAROLINA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尽力而为 在巴拉克·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时，艾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还在工作。当时的她属于在美国政治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阶级群体－白人工人－中的一员。一头褐发的汉密尔顿女士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握手有力、为人直率。她在南卡罗来纳州中东部一个4万人的小镇苏姆特上做工厂装货工。不幸的是，在2008年7月发生的一起工厂事故中，她的手被卷入两个重型滚筒之间。这次事故让她无法再继续工作。 三年之后，她在2011年4月失去了住的房子。于是，她和20岁的儿子以及家里的狗一起搬到她那辆蓝绿色的雪佛兰货车货厢内居住。直到现在，他们依然住在货车里，每天白天捡易拉罐，晚上则睡在一间杂货店门口的停车场上。 汉密尔顿女士偶尔会和她儿子去一间收容所里居住。同一时期她也患上了腿疾，当她双腿的疼痛已经严重到无法置之不理的时候，那间收容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她去苏姆特市中心的精益医疗中心问诊。在那里为她挂号的助手名叫帕特丽夏·邓纳姆（Patricia Dunham）。邓纳姆女士有着淡红褐色的皮肤，引人注目的蓝色双眸。她的笑声爽朗自在，很具有感染力。她每周在精益医疗中心工作37.5个小时。每天晚上她会在快餐店打工。前一份工作薪水为每小时12.50美元，后一份工作每小时则只有7.25美元，这是联邦政府规定的工资下限。如果她一周可以在快餐店打工24小时（她希望能够获得这么多工时），那么她每周工作61.5小时，一年工作50周的税前总收入会是32137.50美元。 邓纳姆女士有三个还在上学年龄的孩子，她的丈夫不能工作。邓纳姆先生有过前科，而且在2010年后就周期性频发癫痫，每次发作后都得在床上躺好几天。邓纳姆女士的工作不提供医疗保险。她必须自掏腰包为丈夫的抗癫痫药物和她七岁大孩子的治疗多动症药物买单。 她和丈夫还在偿还2010年为了给邓纳姆先生的母亲办葬礼所借下的2100美元贷款，不过她已经不用为汽车贷款担心了。因为无法按时支付贷款，在笔者采访后不久她的汽车就被收走了。她工作的医疗中心离家并不远，可以步行上下班。但是那间快餐店离她家很远。她每天的轮班很晚才会结束，而晚上城里的街道并不安全。 在她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美国边缘阶级的两副画面。现在有约15%的美国人（大约4620万人）像汉密尔顿女士一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见图表1）。要在美国历史里找到上一次贫困率明显高于今天的时期，你得一直倒朔回20世纪60年代初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政策[注1]实施之前。另一方面，还有数量多得多的美国人和邓纳姆女士一样，他们的收入虽位于贫困线之上，但却不够满足其家庭的基本需求。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这一人群的数量正在增加。  红线为美国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工人时薪，折算为2011年美元 蓝线为美国贫困率百分比 日益棘手 曾几何时，穷困人民的命运是美国政治家心头的一副重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帮助穷人而自傲，他使得穷人可以免交联邦所得税。1996年大选时鲍勃·多尔（Bob Dole）的竞选搭档杰克·凯普（Jack Kemp）试图带头“打一场新的反贫困战争”。小布什（George W. Bush）称“严重而持久的贫困现象辜负了美国对人民作出的承诺”[注2]。 但这已成为过去。如今政府预算吃紧，而社会保障系统又费用高昂。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公开宣称他“不关心那些非常穷困的人”，因为那些人有社会保障照料。奥巴马的第二任计划书内仅有一处提到贫困问题，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在提到贫困阶级时一直小心翼翼地称其为“那些争取跻身中产阶级的人们”。“贫穷”一词看来已经变成了禁语。 奥巴马赢得连任，加上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让扶贫政策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如果罗姆尼上任的话，这些政策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但即使如此，美国的穷人依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巨大问题，这些并不是单靠某届政府，或是某个项目就能够解决的。过去勤奋的高中辍学生可以找到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并在这些岗位上逐步跻身中产阶级。现在情况则大不一样了，20世纪曾帮助很多人脱贫的低技术、高薪水工作现在基本已经消失。穷困阶级内日益恶化的家庭结构问题意味着穷人家的孩子终生被困在收入阶梯最底层的机会越来越大。而政府可支配开支[注3]即将面临的巨大削减也将进一步威胁到本来已非常薄弱的美国社会保障系统。 上述15%的贫困率是根据联邦政府的贫困标准算出的。该标准将贫困线定在个人年收入低于11702美元（美国个人中位收入值的44%），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3201美元（美国四口之家中位收入值的30%）。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贫困线定在税收和补贴计算之后的中位家庭收入值的40%。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算，美国的贫困率应该是11%，这要大大高于OECD所有成员的平均值6%。（见图表2）  人口一千万以上的OECD国家贫困率（纵轴）和贫困人口（横轴），2000年代末数据，根据税收和补贴后收入计算 提到美国的穷人，人们脑中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阿巴拉契亚或奥克兰－这两处分别代表穷困的农村白人和城市黑人－这种印象确实和很多现实情况相吻合。美国大多数持续贫困县（指贫困率在1990年到2010年之间一直处于20%或以上的县）确实都是农村地区（见地图）。而整体贫困率最高的地方则往往是大都市。虽然超过半数的穷人（1920万）是非拉丁裔白人，少数族裔中的贫困率往往更高。黑人和拉丁裔中的贫困率都超过四分之一，而白人中仅有十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左图为美国各县贫困率，右图为1990-2010年间贫困率持续保持在20%或以上的美国各县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一份报告，美国的儿童贫困率比日本、加拿大以及除罗马尼亚外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要高，而儿童贫困对于受影响者的生活会造成巨大打击。拿两个孩子为例，其中一个的家庭排在全美国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内，另一个的家庭则排在美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里，那么前者在5岁时达到可入学上课水平的机会比后者要低得多。前一个孩子将来以较好的成绩从高中毕业的机会更低，也更有可能还在就学年龄就当上父母或是犯罪，大学文凭和高收入对他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贫困只是个暂时现象。长期贫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但这种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及。从2004年1月开始算起的36个月内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只有2.8%。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在2009－2010年间，这个比例上跳到了4.8%。市郊贫困是另一个在金融危机期间变得更严重的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早在危机之前就已呈恶化趋势。2000年至2010年间生活在市郊的穷人数目增长了整整53%。在这段时间内，之前持续了几十年的移居市郊趋势开始逆转，美国城市重新开始吸引人们前来工作，一些经济宽裕的市郊人士纷纷移回市内居住，这对一些边缘的市郊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金融危机让这个问题进一步加剧，其影响在曾经繁荣的阳光地带[注4]特别显著。2008年美国穷人中有三分之一居住在市郊地区。 被穷困禁锢，在禁锢中变穷 2010年，共有1050万美国人属于穷困工薪阶级。这意味着这些人每年至少工作27周，但还是处于贫困线以下。这是美国劳工统计局自1987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如果算入像是邓纳姆女士这样位于贫困线以上，但无法满足所有家庭需要的人士，这个数字还会高得多。 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叹息：四五十年前，像邓纳姆女士那样勤劳肯干但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工人可以找到一份工资不错、且拥有各种福利的工厂工作。但低技能和单调工作，尤其是制造业岗位不是流失到海外，就是变成自动化的牺牲品。只有低技能服务业岗位得以保存下来（穷困工薪阶级有将近三分之一从事的是服务业）。这样的感叹有点把事情过于简化，制造业的岗位薪水并不一定比服务业高。即使如此，这些感叹依然道出了一些真相。 美国低收入员工的薪水在过去40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工作人口中有超过80%在私有企业非管理类岗位就职，而在1947年至1967年间，这些岗位的时薪平均每年增加2.3%。但在过去三十年里，这类工作的时薪平均每年只增长了微薄的0.2%。2007年到2011年间，全美收入最高的30%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士的平均时薪都减少了，而收入最低者时新减少得最厉害。 除了薪水缩减以外，金融危机也大幅度减少了工作人士在适工年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在2000年代初期，工作参与率介于62%和63%之间。到2010年这个数字跌到59%。失业时间越长，要重新找到工作也越困难。这样一来，经济萧条时期的高失业率这本应是暂时性的宏观经济问题慢慢转变成了向贫困靠拢的结构性变迁。 美国高得异乎寻常的监禁率也加剧了这个问题。杜纳姆先生的前科记录并不稀奇。黑人高中辍学青年中有37%都有前科。在牢里呆过的人收入更有可能会较低，也更难长时间呆在一个岗位上，同时结婚的机会也更小。有前科的高中辍学人士中有大约四分之三再也没有逃出过全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士这个圈子。1970年到2010年间美国监狱监禁人数翻了八倍，把越来越多的糟糕决定转变成了穷困生活。 穷人中的家庭结构也在逐渐恶化。1965年曾为林登·约翰逊总统那场“反贫困战争”出力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警告黑人家庭结构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他所著的《黑人家庭：需要举国行动的问题》一书里，他指出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女性，而有将近四分之一黑人儿童用当时的话来说是“私生儿”。今天美国所有族裔的平均未婚生育率已远远超过那个数字，将近41%。而在未读完高中的白人女性中这个比例要超过60%。  尽力而为 大多数贫困儿童都身处单身家庭中，而大多数贫困家庭里的父母都没有结婚。和汉密尔顿女士的家庭类似，主要经济来源是没有丈夫帮助的单身母亲的家庭有超过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较之下已婚父母家庭中贫困的比例不到十四分之一。智囊组织布鲁金斯学院的贫困问题学者伊萨贝尔·扫希尔（Isabel Sawhill）在1999年就警告说儿童前途的两极化会把美国分裂成贫富两个群体。这种两极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生在贫穷和富裕家庭里的孩子之间，或出生在父母已婚和单身父母家庭里的孩子之间在前途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婚姻对稳定生活有利这一点不难看出。看看汉密尔顿女士，她完全没有丈夫帮助。她也没有任何可供依靠的亲人。她有一个姊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而且心脏不好。她住的宿舍大楼不允许客人过夜。她另一位姊妹也60多岁了，丈夫没有工作，而且已经罹患癌症多年。幸运的是，汉密尔顿女士身陷极度贫困的时候她儿子已经长大，如果他年纪再小一些，那贫困将会对他的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 要想知道婚姻如何能够帮助克服贫困，我们可以看看杜纳姆女士。她的情况并不算好，但如果没有杜纳姆先生在家带孩子则可能会更糟。如果没有丈夫，她将不得不花更多钱在托儿所上，而且她的孩子受到的看管也会更少。邓纳姆先生喜欢警告他们15岁的儿子“无同情心”和加入帮会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他把自己人生的失败归咎于这两点上。而且虽然邓纳姆先生只能不定期地打点小工，这些收入还是能够帮补到家用。扫希尔女士称婚姻为家庭的“预备军”，可以提供多一个帮手，多一份收入。邓纳姆女士的情况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虽然美国的穷人和富人越来越倾向于住在互不相干的社区内，双方的习惯风俗也截然不同，但美国并没有对贫困问题视而不见、或漫不关心。穷人受到数个政府项目的贴补，其中一些更是因为资助金额过大而不堪重负。联邦政府花在食物券上的开支在2011财年达到创纪录的757亿美元，是2008年开支的两倍有余。联邦和州级政府为低收入美国人提供的医保计划－医疗补助的注册人数自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所上升。不过2012年医疗补助注册人数的增长是经济衰退以来最小的，而且因为各种联邦和州级开支控制措施，医疗补助的开支增长并没有注册人数增长那么快。2011年各州政府总共为990万名人士提供了总共1133亿美元的失业补助。此外，做为联邦政府名为“贫困家庭临时救助”项目的一部份，各州政府也已发放了联邦政府分配的总额166亿美元的综合拨款。 和舒适沾不上边[注5] 尽管如此，和其它富裕国家相比，美国对于向穷人提供现金补助特别抵触。美国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厌恶任何有“奖励”穷困倾向的措施，相反，美国一直靠累进[注6]（虽然可能有点管得太宽）的税法来对抗贫困问题。儿童税收抵免[注7]让收入在一定水平以下（共同报税的已婚父母年收入在11万美元以下，单亲家庭年收入在7万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获得每一个受抚养子女100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抵免。虽然该抵免的收入门槛把很多收入不错的中产家庭也包括在内，但其对穷人的影响最大。税收抵免一般可以抵消穷人大多数的税收负担（杜纳姆女士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最重要的税收现金补助项目要数工作所得抵免（EITC）。该抵免最早在1975年实施，是一项鼓励穷人工作的措施。自那以后，两党政治家都对拓展该措施非常热心，最近一次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拓宽了该措施的覆盖面。和大多数税收抵免不同，EITC是可退回的。虽然该抵免的具体金额和收入及家里的受抚养人数相关，但其金额大致还是纳税人工作收入乘以某个百分比。如果该税收抵免的金额超过了纳税人所有应交税款，那么政府会反过来贴补纳税人其间的差额。其福利完全是针对家庭设计的，单身人士最多只能获得大约500美元的抵免，而一对已婚夫妇如果有三个或以上的受抚养子女，可以收到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抵免。2010年EITC总共支出的金额达550亿美元，而儿童税收抵免则支出总共230亿美元。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法布里奇奥·佩里（Fabrizio Perri）和乔·斯坦因伯格（Joe Steinberg）的论文显示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群收入相对于美国中位收入下跌了30%，该人群的总财富值则下降了40%，而他们的相对消费水平却基本没变。因此扶贫计划不但缓解了经济衰退对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冲击，还帮助支撑了消费者开支。再分配这个词也许在美国政治中是禁语，但如果没有再分配的话经济衰退本会难熬得多。这不仅仅是就穷人而言，对美国整体经济来说也是如此。 但在很多议员中这些项目依然很不受欢迎。共和党众议员一直希望能缩减食物券开支。保罗·莱恩（Paul Ryan）提出的一项预算会让联邦开支缩减的重头落在扶贫项目上，该预算收到了共和党众议员全面的支持。没有一名共和党众议员支持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改革，该改革试图通过让收入超出贫困线最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士也可以获得医疗补助，从而让杜纳姆女士和其家人这样的人生活过得更好。目前最高法院已宣判各州政府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扩大医疗补助覆盖范围，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已经誓言他不会那么做。但是目前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党派政见问题。限制联邦开支以减少预算赤字的提议会缩减所有可支配开支项目的预算，这很有可能会祸及一些非常成功的扶贫项目。而穷人和其他可能受到可支配开支缩减影响的利益群体不同，背后几乎没有游说力量为其说话。 至于苏姆特镇的穷人嘛，迹象显示未来还不是完全绝望。一间轮胎公司已经开始斥资5亿美元在当地建造工厂，该工厂在整个苏姆特县预计将能雇用1600名员工。位于苏姆特市郊西缘的肖空军基地去年成为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注8]总部，迎来了15000多人。杜纳姆先生在家门前反复拆装一辆紫色自行车为圣诞季节的到来做准备。他想要开一个专门替人组装礼物和家具的公司，而且已经为公司想好名字－“如果我有锤子”。这项业务将会是季节性的，工作会时有时无，而且不能算是正职。但说到底这还是一份工作，只要是工作，他们是无任欢迎的。 译者注： 1 － Lyndon B.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1963年至1969年间在任，民主党。他提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这一概念，提出一个伟大社会不仅只取决于富裕和国力，也要看如贫困、饥饿、教育这样社会问题的解决程度。在民权、扶贫、福利、环保、教育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社会改革。其中反贫困战争（War on Poverty）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各种扶贫立法。 2 － 这段所有列出的政治家都为共和党人。因为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自由市场，对于政府补助穷人有很多顾虑。这里是突出显示过去连共和党人也对贫困问题非常上心。 3 － Discretionary spending，可支配开支，指美国政府预算中每年需要国会批准的部分。和不需要批准，每年自动生效的mandatory spending（主要是老年人医保和社会保障）相对。大部份如国防、教育、科研、交通的经费中有部分属于可支配，部分是强制开支。大多社会项目（如扶贫）是属于可支配开支。因为两党对于如何减少赤字争执不下，可支配开支往往是开支缩减的牺牲品。 ４ - Sunbelt，阳光地带，指美国南端日照充沛、气候温暖的地区，从西边的加州南部至东边的佛罗里达横跨美国。 ５ - 这里是反驳美国右翼谴责社会宝保障‘网’（social safety net）已经变成了一张舒适的吊床（a comfortable hammock），让穷人不需工作也可以坐啃政府这一言论。 ６ - progressive tax，累进税，和regressive（累退）相对，指越富则税率越高的税制，现代一般所得税都是累进的，收入越高，所交税占收入比例也越高。因为这类税对富人负担最大，而税收使用又会惠及穷人，因此可以起到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也称为redistributive tax。 ７ - tax credit，税收抵免，即应交税款中可以抵销一部份。如抵免1000美元可少交1000美元的税。有的抵免是可退回的（refundable），即如果税款完全抵消还有剩余，政府还会倒贴你钱，不过这种抵免非常罕见。 ８ - Third Army，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United States Army Central）的别称。是美国陆军下的一个司令部，也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陆军支部。主要负责中东、北非和中亚地区，尤其是伊拉克和阿富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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