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2] 宋教仁之歌

2012-12-30 11:32| 发布者: migmig| 查看: 32971| 评论: 33|原作者: dqzxf

摘要: 虽然宋教仁遇刺的枪声没有传遍世界，但也许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一位革命者的死亡

宋教仁之歌

虽然宋教仁遇刺的枪声没有传遍世界，但也许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Dec 22nd 2012 | BEIJING AND SHANGHAI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经济学人》杂志文章，2012年12月22日写于北京与上海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一个代表着可能是中国一种未来的年轻人站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与朋友们一道在等候搭乘火车前往北京。宋教仁时年30岁，西装革履，蓄着一撇小胡子。在他卓越的领导下，新近成立的国民党在刚刚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次选举是这个国家经过了两千年的帝王统治后第一次寻求民主的尝试。他即将成为中国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内阁总理，将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的一部新宪法。

宋教仁（上图居中者）狂喜不已。他曾在一场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密谋失败后流亡于日本。其间一位算命先生对他说：他能在总理的宝座上平平稳稳地干上30年。宋教仁一贯以杰斐逊为楷模，倾慕英国的议会制度。他打定主意要改变中国的命运。

但暗杀者的一颗子弹使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一名身着黑色军装的失业退伍军人用一把勃朗宁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子弹射进他的后背，行刺者随即逃走。宋教仁被送进附近的一家医院，从他腹部取出了弹头。宋教仁知道死期不远，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项政治行动就是向袁世凯（他的主要对手，图中右下者）总统口授了一封电报：“我在深深的遗憾中死去。伏冀阁下开诚心布公道，传播正义，促进民主……”

宋教仁于3月22日死去。中国实现民主的一次绝佳机会也许就此随他而亡。

是何人下令谋杀了宋教仁？官方调查最后不了了之。扣动扳机的退伍军人与认定雇他行刺的那些人，包括袁世凯内阁的临时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全都神秘的死亡或失踪。其中两人中毒身亡，一人在火车上被两个剑客杀死。

想要宋教仁一命归天的大有人在。宋教仁是个充满激情与非常自信的人，因而在敌对阵营与本党内部都树敌甚多。梁启超（上图居左之人）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他曾拥护帝制，但当时是袁世凯的盟友。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是一位历史学家。根据他挖掘出来的资料，梁启超当时被迫否认他是这次暗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传言。孙逸仙（图中右上之人）是国民党的另一位缔造者。他多年来一直是宋教仁的死敌。为了控制国民党，他不失时机地利用这次暗杀事件挑起了一场失败的二次革命。

受到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谴责，从这次暗杀事件中受益最大的那个人，却是宋教仁临终时恳求其施行民主的人。袁大总统无意满足宋教仁的临终愿望。他行伍出身，一直效命于清政府，经过谈判使清政府让位于他。袁世凯是这个故事中的反面人物。他蓄着浓密的胡须，一张浑圆的脸显得很直率，身材有些微微发福。他当时一心想要复辟帝制。

袁世凯也非常精明和残忍，而且变态地追求权力。他既不想出现一个强大的内阁总理，也不想让国民党起草一部会限制他个人权力的宪法。毫无疑问，他最厌恶的就是民主，最终将民主扼杀。1915年，他试图复辟帝制，让自己坐上皇帝的宝座。袁世凯于1916年撒手人间，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军阀与土匪混战的国家。

如果宋教仁活着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中国在100年前距离打造一个民主社会还有多远？宋教仁的自由主义革命憧憬必然会破灭吗？一颗刺客射出的子弹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就如同杀死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的那颗子弹不久后就改变了欧洲一样吗？

流亡东京

人们常说中国尚没有为实行民主做好准备，甚至一些中国共产制度最严厉的批评者们也持这种观点。不仅如此，这种观点在宋教仁活着的那个年代就为人们所熟知。大学者梁启超1903年访问了美国。他以讥讽的眼光观察着旧金山华人没有秩序的生活，得出了一个严酷的结论：“中国人只能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他们无法享受自由。”他建议：也许50年后，“我们可以让他们看卢梭（Rousseau）的《忏悔录》，告诉他们乔治•华盛顿的事业。”

中国人长期以来深受儒家传统的束缚，隔绝于西方的影响。他们也许还接受不了自由这个激进的术语。但它到底还是来了。罗素的《民约论》（Social Contract）”是法国大革命思想上的原动力，在1898年出现了汉译本。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获悉华盛顿的思想。严复是这一时期西方思想著作最重要的翻译家。他于1898年向中国读者引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于1899年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一书翻译成中文本。仲年他又翻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于1905年翻译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在一个世纪前对美国宪法的起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那时为止，中国人对三百年来西方“野蛮人”的新思想大体上毫无所知。对工业技术而言，这种漠视的影响极为可怕。1793年，清朝的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勋爵不屑一顾。乾隆说，英国产品也许很机巧，但他不会去使用。英国人后来开着现代化的船只，带着现代化的武器前来，强迫中国购买鸦片。西方列强（加上1895年的日本）沆瀣一气，开始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劫掠中国的宝藏。

马戛尔尼受到冷遇

在19世纪末，中国受到的这些羞辱激起了民族主义和排外的思潮，这对清朝统治者形成了威胁。作为满族人，他们已经被中国汉族人视为外人。1898年，清政府开始对陈腐的儒家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允许引进一些“有用的”西方思想。农民与拥有土地的乡绅们一道正在构成各种政治社会。一些社会组织的形成是暗中进行的，一些是破坏性的，而一些是进步的。一部分进步组织热情地投入到禁止妇女缠足的活动中。电报开始投入使用，带来了世界各国的新闻。而就在这同时，皇帝的诏书依然通过驿马来传递。

依然靠驿马传递信息的清政府与向现代化疾驰的世界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在内地省份湖南的乡村也能感觉到。19世纪90年代，宋教仁就是那里的一个男孩。他总是吵闹着要听时事新闻，特别是要听军事方面的新闻。他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吴相湘（Wu Xiangxiang）是宋教仁传记的作者。他写道，宋教仁总是将邻居的孩子们召集到一起，将他们带到村庄周围的山中。他手握旗帜，攀上一块岩石上，指挥小伙伴们进行游戏。在1895年听到中国耻辱地败于日本的消息后，宋教仁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痛感清政府软弱无能。他当年只有13岁，从家中跑到一课罗汉松下嚎啕大哭。

他的学业优异，因而科举榜上有名，这使他及家人能进入到乡绅阶层，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但他一心向往西式教育。不同寻常的是，他的家人甚至也鼓励他略微地离经叛道，摆脱儒家只为家族服务的思想束缚。刘吉祥（Kit Siong Liew）是另一部宋教仁传记的作者。他在传记中写道，宋教仁的母亲告诉他“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而奋斗”。在比邻省份湖北的一所省办学堂，同学们说宋教仁“展露了他要改变世界，铲除一切害人虫的雄心。”说他经常谈论（推翻政府的）各种密谋和革命。

付诸行动的机会很快就有了。1914年，22岁的他参加了一个革命团体策划的，炸毁位于湖南省会长沙的一栋政府大楼的计划，准备在湖南挑起暴动。但计划泄露了。在那十年，革命一开局就失败成了一种定式。宋教仁被迫躲藏起来。他逃到东京，那里汇集了数千名年轻的中国改革者与激进人士。他们利用了清政府在世纪之交推出的另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允许中国人去日本留学。

在日本近六年的经历将宋教仁从一个初出茅庐者锻造为一位革命领袖。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在几十年前就将启蒙思想与宪政带入到那个社会。正是在这里，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学到了表达民主概念的语言（汉语中的“民主”和“自由”等词组是日本文人用汉字创造出来的）。东京成了中国人进行政治辩论的一块试验场。梁启超与孙中山，还有宋教仁，他们代表各自派别的理念，在这里的汉语报纸上开始了最初一轮的论战。这些新的词语很快就变得颇具鼓动性，激荡着美国“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的回音。

宋教仁本来可以成为这场革命中起草宪法的主要人物。1905年他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见，成了同盟会（国民党前身）的创始人之一。他集同盟会在报界的政治代言人、同盟会的组织者、筹款人和同盟会的谋划人等身份于一身。但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研究革命后政府运作的学生。他沉浸在世界各国宪法的研究中。他翻译了好几部宪法（包括美国宪法与法国宪法），以此来弥补留学所需的费用。他经济上一直非常拮据，常常通过酗酒和吸食鸦片的办法来排解忧愁。

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能清楚地区分出哪些宪法代表着伟大的自由民主政体，哪些则代表着如普鲁士与俄罗斯这类专制政体。他将这些代表着专制政体的宪法也翻译给了1916年访问日本的一个清廷代表团。伴随着清王朝的摇摇欲坠，慈禧太后已经有心采用君主立宪制，但为时已晚。宋教仁对清王朝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激愤的话语百年之后仍在回荡：“我们中间那些日夜期盼满清政府推行变法的人们，难道他们现在还不能放弃幻想吗？”

宋教仁确信清王朝行将崩溃，如果没有做好应对这场大革命的各项准备工作，将会出现一个更加糟糕的新政府。他的这两个预断都与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尽管革命党人分歧严重（孙中山与宋教仁也有很大的分歧），在推翻清王朝的起义行动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但革命却由于偶然的因素而成功了。湖北省武昌城里一颗提前炸响的炸弹引燃了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一系列省份相续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一个共和国诞生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统，宋教仁则着手设计一个新的民主政体。

但这是一场虚弱的革命。许多省份仍然暗通北京。而在京城，袁世凯手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既迫使清廷逊位，也迫使孙中山将总统一职让位与他。

宋教仁当时尽管尚不满30周岁，但充满自信。他认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可以束缚住一个强人。这个制度是按照杰斐逊与麦迪逊等虔诚的共和体制的拥护者们所制定的原则而设计的。但这不是美国的大革命，袁世凯更不是乔治•华盛顿。当共和国为她将于1912年底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做准备之时，袁世凯已经将新政府踩在了脚下。

一次民主的尝试

宋教仁寄余望于选票。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的大选中，符合条件的投票者超过了中国总人口的10%。投票人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拥有一定财产并受过小学教育的男性纳税者。虽然满足投票条件的只是一个精英阶层，但总人数仍然高达四千万。妇女没能赢得这次大选的投票权。宋教仁也反对妇女拥有投票的权力，因而被一个女士扇了耳光。中国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战开始了！

首次民主选战中出现的是怎样的情景呢？党徒们殴打其反对阵营的候选人和活动家，持枪在投票站附近恐吓投票的选民，用钞票、美食和妓女收买选票（一些人遗憾选票出手的太早，因为临近投票日选票的价格上涨了）。有些投票箱被塞满杂物。至少有一个获胜的候选人被污蔑为鸦片吸食者。

总而言之，这次选举还貌似民主。一些历史学家对这次大选还是相当公正的，只是出现了一些零星的舞弊事件的报告持怀疑态度。无论如何不要认为宋教仁是个天真无邪的人。有人谴责说，选举中的舞弊事件，大多是国民党员所为。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了议会中半数的席位。

历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道：回国协助组建亲袁党的梁启超认为这次选举的失败是专制者们的一次惨败。就在宋教仁被暗杀的前两天，他给女儿写信道：“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我无可奈何。真后悔我当初做出了归国的决定。”他确信对手在大选中舞弊。让人不齿的是，梁启超竟然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命运与袁世凯的统治捆在了一起，甚至在有证据表明是袁世凯下令暗杀了其主要政治对手后仍然执迷不悟。袁世凯一贯阴险狡猾，他通过贿赂当选官员的办法来逆转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不久又下令彻底取缔国民党。

据说宋教仁当时曾回绝了袁世凯的巨额贿赂。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天，宋教仁在全国各地发表获胜演讲，抨击企图实行独裁统治的人并承诺限制总统的权力。他可能过于相信那个算命者的预言了。

壮志未酬身先死

如果宋教仁活着就能拯救共和政体吗？有学者认为，如果宋教仁没有遭暗杀，孙中山就不会发动二次革命，冥顽不化的袁世凯就会继续坐在拥有过大权力的总统宝座上。虽然这是个令人失望的结局，但至少中国不会陷入后来那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坠入灾难之中。假设历史果真如此，中国可能会走上台湾后来的道路，由军事独裁统治逐渐演变成开明的共和政体。

关键的问题是，袁世凯能否被说服而容忍宋教仁？梁启超能否抑制自己对选举结果产生的满腔怨愤，与宋教仁和平相处吗？宋教仁能耐心打造一个任期超过总统的政府吗？

教训

现实的中国永远也给不出答案了。但没有了宋教仁，共和国则劫数难逃。中国人民对能够用手中新获取的权力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满怀热情，但袁世凯却要剥夺他们的这项权力；中国的出版业刚刚从清朝的新闻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中国的读者已经能够从蓬勃发展的大众媒体中饱餐各种信息，但袁世凯却要重新建立这种审查制度。他对权力无法满足的贪欲使得一些老朋友（包括梁启超）和他渐行渐远。最后在他想要恢复帝制时，支持者寥寥。但他想方设法操纵美国的宪法专家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支持自己复辟帝制的野心。1913年5月，就在宋教仁遇害六个星期后，古德诺来到北京，只看到了一片混乱。他也宣称中国人还不适应民主体制。

就算宋教仁没有死于那场暗杀，也许其他几个转折点的出现也会封住中国的民主之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使得这个国家无论处于哪类政府的领导下都会陷入到巨大的灾难之中，从而给其他人创造机会，尤其是给反叛的共产党人予机会。日本文人不仅给汉语增添了“自由”、“民主”之类的词汇，还引入了另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社会主义。

比宋教仁小11岁的毛泽东也是来自湖南的青年革命家，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将赢得一场内战，“解放”中国。民国时代天下大乱的局面使毛泽东坚信对持异议者必须施以无情镇压。他的极权统治持续了近30年。今年，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又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任命了自己的接班人。他们宣称“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但这已经不是人们第一次听到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