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联邦 腐朽源于体制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正在掌管的俄罗斯制度永不能改变 Dec 9th 2010 | Moscow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12月15日，在莫斯科中部一间小型法庭里，Viktor Danikin将用他温和的声音宣读一份法庭裁决。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决定两位被告的命运，这两位被告就是曾经的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 oil company）的大股东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和 普拉顿•列别捷夫（Platon Lebedev）。两人因逃税于2003年被判入狱至今，明年刑期将满。为了把他们继续关在监狱里，俄罗斯当局出了荒唐的一招，竟指控他们盗窃了公司所有的石油。 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审判都同法治无关，但是这正是两次判决的相似之所在。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亲身经历的遭遇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不公正和不平等，那时企业巨头向国家施加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不按时交付退休金和养老金。七年过去了，如今，霍多尔科夫斯基又一次成为不公正的代表，罪魁祸首就是体现权力和财富之间关系的腐败的官僚和安全部分人员。正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说到的：“他们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变成了跟目无法纪做斗争的代表。这不是我们的胜利，而是他们的胜利”。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无罪的机会渺茫。如果他被判无罪，这将意味着俄罗斯前任总统、现任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的体系开始瓦解。这种容忍腐败和暴力横行体系刚刚受到国际足联（FIFA）的公开支持，后者向俄罗斯授予了举办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荣耀。不过这种体系的发展过程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故事有很大关系。 20世纪90年代，如果商人向法院受贿，那么两党都清楚自己负有责任、应收指责。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案子尘埃落定后，一位曾接受某个官员指示的法官则相信自己做的很正确。俄罗斯联邦不仅为了一己之利公然藐视法律，而且向自己的官员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这样行事现在是可以的。 根据管理位于莫斯科的“民意基金会”的社会学家Alexander Oslon所讲，普京统治俄罗斯引发了“官僚企业家”的滋长。与90年代的金融寡头相比，他们不怎么尖锐、攻击性不强也没那么成功，但是他们也同样——用Olson先生的话描述就是——被“金钱的恶魔”蛊惑，自苏联垮台后这种思想就一直控制着俄罗斯。到90年代末，大部分经济制高点已被金融寡头私有化，于是官僚企业家开始把一种还没被资本化而且薄弱的资产进行私有化，这就是俄罗斯联邦本身。 与霍多尔科夫斯基这类在市场里挖到第一桶金的商人不同，官僚企业家通过瓜分财政预算和敲诈勒索发迹。尤为突出的是那些雇用安全部分或者为其服务的“企业家”，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最有力的竞争优势：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手段。 没人担心利益会引起冲突；这种概念根本不存在。（人人都记得为苏联服务的党员官员们被赋予了何种特权。）如同现在被揭露的美国外交官曾说的那样，重要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界限从模糊不清渐渐就消失了。把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或者把某项大型合同交给某个官员自己所属的公司，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这些做法都可以算是合理的。即使人们知道把霍多尔科夫斯基关起来只会使少数克里姆林宫宫的官员获益，但是赞成这么做的人确实越来越多。 1999年，石油价格开始攀升，大量石油美元涌入俄罗斯，政治阶层的观念也随之改变。Oslon先生指出普京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改革”及其变形。几年后，出现最多的词则成了“十亿”。分摊巨款则成为俄罗斯主要的商业。腐败不再意味着打破游戏规则；它成了游戏本身。 霍多尔科夫斯基先生在入狱前曾预计官员贪污总额高达300亿美元左右，占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到了2005年，根据俄罗斯智库公司INDEM所讲，贪污总额飙升至3000亿美元，占GDP的20%。正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的那样，大多数的贿赂不是给了交通警和医生，而是把官员把合同交给同自己有关系的公司。 90年代末的私人企业家们通过向自己的核心产业投资从而发达起来（尤科斯公司是其中之一），官僚资本家却大不相同，他们几乎没有动力这样做。他们的财富依赖的是他们的行政权力而不是新奇的产权。通常，他们把利润悄悄地存进国外银行账户里或是快速花掉，比如在欧洲国家首都购买奢侈品或者把子女送进英国私立学校。伴随所有这一切的总是反西方言论并宣称俄罗斯的复兴。 所以，现在调查显示年轻人更愿意在政府或者国有公司谋得一职而不是到私有企业工作，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在过去的十年中，官员数量从527000增加到878000，增幅为66%，而维持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所耗成本则从占GDP的15%上升到20%。同时，俄罗斯在全球贪污指数排行榜上的位置（译者注：2009年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6位）、财产权和商业自由的情况都在恶化。在俄罗斯领导人大谈特谈国家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衬托下，更加突显政府无能，不能满足人民如安全治安等基本需求的现状。 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讯息（译者注:Krasnodar边疆区首府Krasnodar为仅此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第三大城市） 11月4日是俄罗斯国家统一日，这天，在克莱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小镇库晓夫斯卡亚，8名成年人和4名儿童被杀死在一所房子里。他们是一家富有的农民全家和来访的客人。当凶手点燃房子后最小的孩子——一个只有9个月大的婴儿——窒息而死是。 可怖的谋杀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里。这起血案之所以引人瞩是因为凶手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在当地横行霸道近20年的臭名昭彰的犯罪团伙。200多个训练有素的暴徒为其工作，犯下数十桩谋杀案和强暴案。该团伙的头目Sergei Tsapok曾是当地议会的议员，同主要的执法机构、税务警察和当地政府都有关系。该团伙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崭露头角，坑蒙拐骗并瓜分有价值的多块土地。2002年，它开始“合法化”并把自己并入当地的国家权力机构。 Tsapok先生的农业公司收到大量国家贷款和津贴。它聘请当地检控机构的安全主管担任自己内部的律师。根据俄罗斯独立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报道，Tsapok先生在2008年炫耀自己参加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就职仪式。该团伙不仅是在政府眼皮子底下统治着所在地区，它简直就成了“政府”。 几天后当调查这桩谋杀案的俄罗斯总调查官从莫斯科赶到当地后，他接到来自该地区各个地方铺天盖地的投诉。地方长官Alexander•Tkachev似乎被这些小题大做弄得手足无措：“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这类犯罪。非常不幸，这种团伙在每个自治市都存在。”尽管发生了这种恶性事件，但是他仍官居原职。 过去，这类极端犯罪事件大多发生在车臣及的北高加索另外几个地方。然而暴力已经蔓延开来，而克拉斯诺达尔事件之所以引起了恐慌，不仅仅因为儿童也成为受害者，还由于它预示国家处于崩溃状态的凶兆。政府习惯了用一叠厚厚的金钱解决问题，但是随着这叠钱越来越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缩水的馅饼 进入21世纪以后腐败现象也很严重，不过却得到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增长的收入的补偿。再加上电视里安抚人的画面，一派稳定之势就此被创造出来。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重创比对其他任何大型工业化国家的都严重，从而暴露了它的结构性薄弱之处。经济学家Vladislav Inozemtsev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俄罗斯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大幅度削减国家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代价实现的。在苏联时代末期，俄罗斯的资本投资占GDP的31%。在过去十年间，这一数字平均为21.3%。（与此对比的是同时期中国的这一数字为41%）。 Inozemtsev先生说，尽管油价飙升，一轮建筑热潮被掀起，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只新建了一个水泥厂，连一个新的炼油厂都没建立。苏联曾每年修建700千米的铁路。去年，俄罗斯只修建了60千米铁路。他认为“我们现在过得日子是以侵吞自己的未来为代价的”。俄罗斯最大的私有银行阿尔法银行（Alfa Bank）的行长彼得•阿文（Peter Aven）认为当今的俄罗斯很像苏联末期：“石油和天然气再一次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凭借它们来交换得到进口产品。当今的俄罗斯政府同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一样糟糕。” 俄罗斯的贸易顺差在缩水。随着进口增长，卢布的压力也在增加。俄政府现在财政赤字。阿文先生说当石油价格为每桶123美元时，俄罗斯的财政可以达到平衡。三年前在石油价格为每桶30美元就能实现财政平衡。尽管政府津津乐道国家多么稳定，只有6%的人口能预见今后五年以上自己的未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2%的人指定个人养老计划。  为了保持自己的支持率不衰退，特别是继续获得那些领取退休金的人和国有企业工人的支持，普京先生不得不把一般政府支出增加到了接近GDP的40%的数量（见图表）。为了支付这笔巨款，他提高了对企业的征税，那些企业已经因腐败和诈骗而奄奄一息。当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的金砖四国的其余三国正在解决境外资金流入的问题之时，在今年前十个月里从俄罗斯撤出的资金就高达210亿美元。不同于比如百事公司（Pepsi）等国外企业，俄罗斯的私有企业非常焦虑，不敢向自己的经济投资。 这样的经济每年的增长率仅为不到4%。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数字是可观的，但正如经济学家、政治分析人士Kirill Rogov所说，这个数字不足以维持俄罗斯的政治现状。当发展势头越来越好时，精英阶级里传出的不同政见毫无意义。然而，既然钱越来越稀缺，世界被分成“普京的好友和其他每个人”——这是某位企业家说的——争执在所难免。 很多不同的团体现在都越来越感到不公正。私有企业家、甚至金融寡头都抱怨缺少准则而且官僚勒索情况严重。中产阶级的莫斯科人埋怨官员们乘坐黑色的车上安着闪烁的蓝灯的豪华汽车，把普通人推到马路外，偶尔还会撞到人们。北高加索地区的人们感觉自己被像外星人而非俄罗斯公民一样对待。每个人都受够了腐败现象。 抱怨不满不会被登记到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共同受欢迎程度上去，这个数字保持70%不变。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认为政治、经济现有模式已经被消耗殆尽，国家快速走向死胡同。“问题不在于这种政体是专制制度，而在于它不公平，腐败并且无能”。一位企业家领导说，“腐败将腐蚀并击倒这种体制”。俄罗斯政府官员中很少有不同意该观点的，（但却没人来改变现状。）这正是矛盾所在。 在近日由政府主办的一次有关俄罗斯竞争力的会议中，与会者都同意当下的制度不起作用。俄罗斯的政客们有时听起来像是发对党领导，梅德韦杰夫先生则做出各种保证，仿佛他是一位总统候选人。如果普京先生不再感叹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那只是因为他相信叹息一无是处而且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一个民主国家，像这样，高级官员承认自己无能可能会促使他们辞职。在俄罗斯，它引发的则是针对如何最好地保护这种体制的讨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先生在决定他们俩谁将成为俄下一任总统之后——可能是明年夏天决定——再展开对话才能决定哪种策略更为有效。正如普京所言，决定应当建立在对俄罗斯最有利的基础上。（Oslon先生建议“把他们想象成一个公司的智囊团”。）两个人 目标一致，不过风格各异。 梅德韦杰夫先生呼吁通过创新和技术现代化来复苏经济增长。通过互联网他吸引了一大批俄罗斯最具进取心的人的关注，同时他正邀请俄罗斯和国外科学家来俄并在斯科尔科沃高科技园区（译者注：Skolkovo即俄罗斯硅谷）进行发明创造，该地区将受到高高的安全护墙和忠实的警卫的保护，免受该国其他地方的侵扰。 梅德韦杰夫总统渴望在2012年后继续留任，他将努力说服他的前任普京先生不要重返克里姆林宫，既为了这个国家（公司）的利益，也为了作为其最主要的股东之一的普京本人的利益。他能举出的理由是：为使俄精英阶级的金融利益合法，也为了让其支持作用的安全部门的抵消显得合理，需要同西方发展更好的关系。但是即便普京愿意退休，梅德韦杰夫能承担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吗？ 两人或许属于同一体制而且目标相同，但是他们的经历则大不一样。尽管普京曾在90年代英勇好斗，但他恰恰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他的管理手段不是法律、制度，而是非正规的规则和协议。他在一个改革性的十年末尾就任总统，那时这个职位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而不是报酬。他谨慎小心，不喜欢做决定也很少解雇其他人，他视忠诚和稳定高于一切。 反观梅德韦杰夫的情况，他上位时俄罗斯刚经历了近10年稳定的时期，政治上扫清了反对声，金库里都是钞票。尽管他比普京不仔细地多，但是他热衷正规化，做出的决定可能动摇整个体制——比如解除了前任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的职务。但是他也比普京软弱，可能无法紧紧握住权利。 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不管怎样两人都要试图保住他们的一条心合作。对于有关国家毫无出路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的官员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毫无目的的牢骚和危言耸听。普遍的看法是体质运行，一切如常。不过这样想可能是错误的。Rogov先生认为：“普京先生理论上可以回归克里姆林宫，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他不能这么做”。他可能受到了热烈的支持，然而他开启的稳定复苏的历史时期正走向末路。普京先生总是非常注重象征，他用恢复苏联颂歌标志自己统治的开始。那时这是持续和伟大的代表，如此听起来却越来越过时了。 随着俄罗斯的稳定转变成停滞，普京先生正逐渐成为已经过去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象征。而梅德韦杰夫先生则通过发推讯、使用iPad让更急躁不安的年轻人中看到了改变的希望。他至今还没做出什么来证明这点；正如俄罗斯商业日报《Vedomosti》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说：“梅德韦杰夫的强大不在于他所做的，而在于他制造的错觉”。不过，人们希望改变的想法是真实的。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从媒体中反映出来。用有光纸印刷的杂志变得具有政治性；有一份甚至把83岁的人权斗士Lundmila Alexeeva登上了封面。主流报纸《Kommersant》的记者Oleg Kashin遭到毒打，这一事件比三年前Anna Politkovskaya被谋杀一事更令富人们忧心忡忡，正是因为Kashin先生和Politkovskaya不一样，他并没有反对政府统治或者写有关车臣的事情。最近，俄罗斯电视台一位时髦的主持人Leonid Parfenov惹出了一场丑闻：在一场俄罗斯最具权势的媒体老总们参加的颁奖典礼上，他公开宣称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已经变成了奴性十足的官僚。“我们的电视台，”他说，“几乎都称不上是一个民间或是公共政治机构了”。 Parfenov先生的言论不是新闻，出人意料的是他确确实实说出了那番话。他以前总回避使用像“民用”或是“责任”这类字眼，并且认为在俄罗斯的政治里找不到自由主义，倒是在时装商店和莫斯科的咖啡馆里能找得到。很多年轻的俄罗斯人人和事业有成的人同意他的观点。Parfenov先生的讲话反映出了他们这类人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也反映出一种情绪的变化。尽管国家电视台在年级较长的俄罗斯人力影响巨大，年轻人、居住在城市的人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则通过互联网获得新闻和观点，这些基本不受克里姆林宫宣传的控制。  霍多尔科夫斯基 政治评论员Stanislav Belkovskyr认为俄罗斯的情况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的统治下进行的苏联改革时期（Perestroika）有相似之处。 像那时候一样，现在一大部分精英已经意识到了体制的无能，不再乐意去维护它。弱普通人也开始接受这种观点，体制就陷入严重的危机。 那个时刻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来，原因是俄罗斯经济比苏联经济更灵活，精英阶层更多样化，边界是开放的而且不乏安全的渠道让人们表示不满之情。但是正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先生最近在监狱接受的一次访问中说到的，不管谁当总统，俄罗斯经济下滑的表现、人们的期望以及官僚腐败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将腐蚀整个体制，。 如果普京大权在握，俄罗斯可能遭受严重的停滞，但是体制的崩溃更能带来更多动力。如果梅德韦杰夫留任，停滞状况也许更短，但是他控制权力的能力比普京弱。从长期来看，这可能影响不了什么，但是却对当下生活着的俄罗斯人却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先生他自己。 from PRINT EDITION |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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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万岁
```哦 原来如此，，，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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