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0]亚洲新贵

104 Special report - Asia_s new aristocrats.mp3

关于全球领袖的特别报道

亚洲新贵

印度人和中国人如何看待本国大亨

2011年1月20日


在奥拜瑞酒店大堂里，每张餐桌上都摆着一尊玻璃花瓶，里面养着一只体形小巧的热带鱼。一架大红色钢琴发出的琴音在房间里回响。配上苦味巧克力砖和羊奶冰淇淋的西番莲苏芙厘味美无比。但是，这里的消费会让大多数印度人破产。

一天，持枪歹徒走进这家酒店，对着餐厅客人和酒店职员近距离开枪，墙上溅得到处是血。在始于2008年11月26日的孟买恐怖袭击中，至少有175人丧生。恐怖分子看来准确地选择了目标。为了打死最多的人，他们在人满为患的火车站行凶。此外，面积不大的犹太人中心和孟买精英云集的顶级酒店——泰姬酒店和奥拜瑞酒店——都成了他们下手的目标。

在奥拜瑞酒店只向会员开放的俱乐部里，AFL物流公司总裁赛勒斯•古兹代尔坐在一把软椅上，一名服务员正给他端上开胃小菜。他说：“在我这个社会阶层，每个人都有朋友（在那次袭击中）丧命。我们都在泰姬和奥拜瑞社交，都参加过这里举办的婚礼和聚会。”这家俱乐部宽敞安静，在这样一个拥有1400万人口的熙熙攘攘的城市里，可谓是罕见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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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权势集团成员似乎彼此都认识。这些印度精英创立了自己的“孤岛”，一位内阁部长担心地说：“这有点不健康。”他们送孩子到私立学校上学，有自己的供电供水系统。因此，他们几乎注意不到政府在向其他12亿印度人提供水电和教育方面做得有多差劲。

但是对许多印度人来说，这些印度大亨是英雄。少数大亨靠腐败发家；但是，班加罗尔的软件业巨头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出口产业，另外还有许多富豪为刺激快速增长的印度经济出了力。塔塔集团是一家生产从茶叶到汽车的联合大企业，即将退休的集团老板拉丹•塔塔不但生活朴素，而且善待员工。虽然阿尼尔•安巴尼和穆凯什•安巴尼兄弟俩更惹争议，但他们把家族企业变成了两家全球大型企业，覆盖了从化学品到娱乐等各种产业。

一些印度亿万富翁崇尚奢华。穆凯什•安巴尼的宅邸楼高27层，拥有3个直升机停机坪和3层空中花园。印度媒体经常就啤酒业和航空业巨鳄维贾伊•马尔雅名下的高速游艇和运动队爆料，让看报群众心情愉悦。但是对该国大多数精英而言，最引人注意的消费项目是送孩子到美国读大学。

在印度许多地方，人们的生活每年都有明显改善。人均财富在过去20年间飚升150%，从2000美元升至5000美元。许多印度人认为，其中一些功劳理应归于印度企业家。在孟买市外的贫民窟达拉维，目不识丁的母亲阿茹娜坐在面积狭小的一居室里——这是全家10口人的住地。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富人时，她说：“他们工作努力，我们也必须要努力工作。”她的大女儿在银行工作，负责数据录入，二女儿则在用心学习。这家人可能接近社会底层，但他们看到了往上走的路。

党在看着你

中国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可不像这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让大约5亿人口脱贫，其中许多功劳属于中国企业家。自从踏在他们脖子上的那只脚被挪开以后，中国企业家创造了奇迹：从上海的摩天大楼到广东的大小企业。然而，中国大陆的企业领导人是在一个行事诡秘和独断专行的执政党的阴影下经营业务的。为了发展企业，许多企业家入党。一些人是勉强为之，为的是避免被整垮；其他人是欣然为之，希望利用政府力量强化自己。

单个党员并非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地方大佬的行为骇人听闻，由此引起的抗议声上达北京，党会让他们有所收敛。去年10月，保定高级警官李刚之子在据说是醉酒驾车的情况下，撞死了一名行人。他疾驶而去，喊道：“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关于这起事故的新闻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副歌唱到“我爸是李刚！”的流行歌曲迅速流传开来。李刚被迫在电视上道歉，他的儿子被捕。中国领导人想让占全国人口95%的非党员觉得党是关心这些事情的。但最发人深省的事实是，小李显然认为他能摆平这件事。

党的触角无处不在。国有企业依令而行，私营企业必须避免得罪党。党所支持的项目进展迅速。例如，它希望中国能主导绿色能源市场。所以，在2007到2008年多晶硅价格猛涨之时，商人朱共山迅速获得建设多晶硅厂的批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也为这个风险项目投资7.1亿美元。

但是，因为无须对选民和法律负责，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党内大佬滥用权力。一些领导子女通过灰色手段积聚起巨额财富。各大银行经常借钱给人脉发达者，而不是向信誉卓著者贷款。地方领导人征收没有法律基础的税费。

由于官商勾结程度如此之深，甚至连最能干的商人在国外也遭人怀疑。例如，人们一般认为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产品品质卓越；然而，因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是名退伍军官，华为在美国难以开展业务。一些美国议员想当然地认为华为是解放军先头部队。他们担心，如果华为获准为敏感的通讯基础设施供货，它可能在设备里安上窃听器，这样中国间谍就可以实施监听。这种观点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撑，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来加以调查：华为的股权结构并不透明。

商业成功经常依靠的是政治关系，这种认识导致中国的不平等状况更令人不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收入分配比印度均衡——这很难令人吃惊，因为中国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国家，印度则深受种姓制度之苦。但是，中国如今还没有印度平等：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印度则是0.37。中国有8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但是还有4亿人的日均生活费低于2美元。

城乡收入差距也很大。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倍——这个差距在所有大国里是最大的。其部分原因是名为“户口”的居住许可证制度，这与南非在种族隔离期间的通行证制度类似。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有农村户口的人只能以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前往某个城市。大约1.5亿中国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却没有在当地生活的权利，这实际上让他们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他们通常无法享受公立学校和公立诊所的服务，也被公共住房拒之门外。表示抗议的农民会被遣送回乡。

政府已承诺要放开户口制度，但各个城市仍然能够想不让谁进来就不让谁进来，而且也经常这么做。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前处长黄育川预计，真正允许迁移自由会促使2.5亿农民迁入城市。城市居民并不希望这样。迁入者可能让学校人满为患，可能在他们门前搭建贫民窟，或者和他们竞争工作岗位。

盖伊•索尔曼写过一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书——《谎言帝国》。在女性问题上，他记述了上海市的一条规定，即允许上海本地男子的外地配偶在结婚15年后取得上海户口，但是对嫁给外地男人的上海女性却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在被问及何以如此时，市长办公室的答复是，上海女人嫁给“外人”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户口制度旨在帮助党控制人民。但是，通过创造出两个中国，户口制度正加剧有朝一日可能爆发的紧张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