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23] 实行社区森林管理

094 Special report - Keeping it in the community.mp3


森林特别报道

实行社区森林管理

组织良好的本地人常常是最好的森林管理员，不过尚需协助

在米却肯州协力并进

在墨西哥中部米却肯州多雾山区中的一个锯木厂，戴着潮湿的阔边帽、留着下垂的小胡子的伐木工在毛毛雨中工作，拖着松树原木。他们用铁撬将原木撬到位，敲掉嵌入刺鼻的原木中的石头，将原木抬上滑槽。一名脖子粗短的伐木工引导它们通过嗡嗡作响的圆锯，将它们锯成粗木板。另一名伐木工将它们切成板材，他的同事再将这些板材扔到一堆不断变高的板材上。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将巨大的树干变成建材。

这些建材大部分将在本地出售。伐木工将剩下的制成简单的家具。这些伐木工属于一个农村合作社（即合作农场）。该合作社在附近的奥坎波森林中拥有680公顷。这家企业为合作农场的138名成员中的20名提供工作——拖木材、转动车床、种树。每名成员每年可分到约15,000比索（1,150美元）的利润。

墨西哥的森林从温带的云杉和冷杉到热带的雨林都有，其中75%以上由地方社区——合作农场或原住民团体——控制。随着墨西哥1910年~1920年的革命之后一连串的土地改革，大多数森林在20世纪20年代被分配掉。虽然这些森林的很多地区严格说来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这些社区对森林拥有很大权利。在合作农场农民对商业伐木工的抗议使墨西哥的木材产业难以为继之后，这些社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控制着伐木许可证。这些社区不可以伐光或出售它们的树林，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可以或多或少地随意处置这些树林。

这使墨西哥成为研究一些人眼中的森林管理最佳方式的非凡案例。政府占有大多数森林，但管理不善。这还可能意味着剥夺当地人的权利。由于几百年来一直视为己有的森林的所有权遭到否定，这些当地人容易变成破坏这些森林的主角。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将森林归还当地人。有人主张说，一旦当地人拥有使用权，他们将重获可持续地管理森林的动力，而森林与人将共同繁荣。

这种主张比听起来的要激进。不久前，人们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只要出现几个不规矩的家伙，甚至只是对他们的怀疑，就足以使其他使用者抛弃深谋远虑的规则，从而集体共有的资源必然会被过度使用。这称为“公地悲剧”，典出美国生态学家加里特•哈丁1968年发表的影响巨大的文章。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常常引用这一理论来为它们接管森林进行辩护。

但潮流可能正在逆转。过去二十年，发展中国家中由当地人完全或部分控制的森林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4亿公顷，占总面积的27%。这部分归功于人们日益认识到大多数政府其实是非常糟糕的森林保护者，并且相应地希望当地人会做得更好。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450,000公顷的危地马拉玛雅雨林已经移交给当地的13个社区。但其他因素也推动了这种转变，包括解决被剥夺土地原住民不满的努力（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以及政治权力下放计划（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比如坦桑尼亚就已经下放了约2百万公顷旱地森林的权利。在印度，政治权力下放、支持环保的法官以及面向部落人民的活动结合起来，帮助了2.75亿人赢得了对他们附近森林的更多权利。

由于上述多样化的起源，这些改革目前在范围、设计和实施上逐渐出现很大差异。然而，大多数改革有三个共同特点：强调保护森林；禁止出售或伐光森林；倾向于承诺的改变多、兑现的改变少。这常常是因为政府试图以无数方式夺回控制权。它们可能限制采集柴火或狩猎等森林活动。它们可能由于不称职或出于恶意，使获取伐木许可证及其他许可证变得困难；它们还可能发明新许可证来取乐。尼泊尔要求社区林务员先向附近村民供应木材，然后方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木材。

政府还喜欢将更有价值的森林留给自己。在喀麦隆，这是一种政策。此外，即使对可能是富饶的森林拥有很大权利，没有经验的村民通常需要建议、培训和借贷门路来以商业化方式管理森林，而这些很少是唾手可得的。更常见的是，由于小官僚偏好与当地精英交易，森林的新主人的利益遭到蚕食。在加纳和喀麦隆，这让贪赃枉法的村长得以窃取伐木收入。

这些问题中大部分在印度很明显。2006年，在法院下达的关于森林圈地的政策引起公众强烈抗议之后，印度最近的一项改革得以通过。这项改革授予每个家庭对四公顷农业用地的权利以及在当地森林农产品中的份额。但这项改革的实施需要勤勉的官员，所以实行的不多。而且印度较早的一个计划的表现令人泄气：这个联合森林管理计划向当地人许诺一小份木材收入作为制止非法伐木和种植树木的回报；该计划提供了有组织的社区和受激励的官员之间顺利合作的几个实例，但在该计划覆盖下的85,000个社区中的许多社区，腐败的掌权官员使参与计划变得困难；从整个印度来看，该计划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树，贡献都很小。

视情形而定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最近关于11个热带国家社区森林管理的研究表明，上述结局并不罕见。在大部分研究案例中，一些社区成员至少获得一些利益，但单靠地方控制并不能保证更好的森林管理。当社区获得退化的森林并接到恢复该森林的指示时，这些社区通常会照做。但当下放森林权利激起地方冲突时（这是经常发生的），森林通常会遭受损失。

这并不意味着社区森林管理一无是处。很少有更好的方法来平衡穷人和森林的利益。但为了取得良好效果，社区需要很强的产权，通常还需要技术上的帮助。这种帮助不应压抑社区关于森林管理的想法。这些想法通常——但并不总是——基于对当地生态系统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对森林和人都有利的结果，还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如执法和进入木材市场的途径。而对于森林，这些条件将随地方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玛雅森林的状况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在地方林务员从玛雅的考古遗址获得旅游收入的地方，树木是繁茂的。在其他一些地方，虽然相同的原住民社区对同样的森林拥有同样的法律权利，但森林却退化了。“我们不应当认为存在什么保护森林的最佳方式，”由于在公共财产和集体行为方面的工作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朗如是说。“我们发现政府森林和社区森林都有成功的案例，也都有失败的案例，”她补充说，“就像‘社区森林永远是好的’这样的想法一样，寄望于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即使对于墨西哥社区森林而言，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奥坎波合作农场令人振奋。它的成员在1989年开始砍伐森林，利用获得的利润，他们在两年后购买了自己的锯木厂。这座森林（其中的大部分地区是著名的蝴蝶保护区）也欣欣向荣。非法伐木行为减少了——尽管最近参与了受到狂热崇拜的地方毒品集团“家庭”所从事的行当。然而这是比较罕见的例子。因为当地人缺乏技能或没有组织，或者因为他们的森林难以砍伐，大约80%的墨西哥社区森林完全没有得到管理。恰帕斯南部和尤卡坦半岛的干性森林需要专业的管理，而这超出了当地原住民的能力了。他们是墨西哥最穷的、最没有文化的、最叛逆的人群，拥有的产权薄弱，而他们的森林在正在快速消失。

而即使在米却肯州，因为效率低下，社区森林的未来也是吉凶难测。奥坎波伐木工的锯木厂较老，然而他们不愿意升级成较不劳动密集的模式。他们也承认缺乏良好判断力来发现他们的松木需要的利基市场。这些松木质量高，但生产成本超出智利多汁松木至少30%。总的说来，尽管该行业每年得到4亿美元的补贴，但墨西哥木材产量在过去十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为了补救，墨西哥政府正在建立大型的种植园林业，这将使合作农场农民更难以参与竞争。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社区林业没有太大意义。”墨西哥林业司司长胡安•曼纽尔•托雷斯•罗霍说，“但从公平的角度看，甚至可能从资源保护的角度看，这都是应该走的路。”他认为社区森林收入需要增加三分之一，目前正注意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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